十年前，我曾在长途车上目睹过这样一幕。那一天，我从瑞丽乘车往西双版纳。这种滇南最常见的长途车，途中常常会搭载些在半路招手的山民，因此开开停停，颇能磨炼人的耐性。好在旅行中的人大都不会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正好悠悠地随车看风景。
　　
　　将近黄昏的时候，途中上来一位黑瘦的农民，两手牵着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虽然父子三个的衣服上都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路面坑洼不平，站在过道上的两个男孩显然不是经常乘车，紧张地拽住座位的扶手，小脸蛋涨得通红，站得笔直笔直。不一会儿，他俩更害怕了，因为父亲在买车票时与司机发生了争执。
　　
　　父亲怯生生的但显然不满地问司机，短短的路程，票价为何涨成了五元钱？他说往日见过带孩子的乘车人，只掏两元就可以。司机头也不回：“我说多少就多少！”。父亲仍然坚持：“你要说出个道理”。司机回头扫了他一眼，恼怒地吼起来：“不愿给就滚下去！”车门随之砰地打开了。
　　
　　两个男孩恐惧地拽紧了父亲的衣角，父亲拉着孩子的小手要下车，但车门又关上了，车继续朝前开去。司机骂咧咧地催促农民拿出五元钱买票，仿佛在呵斥一头不驯服的牲口。两个男孩因为父亲遭受的羞辱而感到害怕。在幼小的心灵里，父亲一向像座大山，而此时却像棵随时能被人拔起的小草，他们不明白这种力量来自何处。
　　
　　这是乡间山路上的长途汽车里常见的镜头，保持缄默的乘客们往往因为在路上，宁少一事而不愿多一事。我得承认，因为路途还长，我也如此。
　　
　　这种事结局往往是农民屈从。但这位农民不。他轻轻地拍了拍胆怯地缩进他瘦小的怀里的两个孩子的头，眼神虽流露出一个父亲在儿子们面前遭受旁人羞辱时的疼痛，但他平静却坚定地告诉司机：“我只会按公道付你两块钱”。司机不理睬。不久，到了父子三人下车的地点，司机却加大了油门开了过去，汽车在他手下仿佛变成一头狂暴的公牛。
　　
　　两个男孩惊惶地望着父亲，眼泪快要夺眶而出。我终于忍不住了，愤怒地走到驾驶室：“够了，你必须停车，他带着孩子！”
　　
　　车又长长地滑行了一段，停住了。农民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元钱递给司机，脸上是不容置疑的神情。司机看了他一眼，沮丧地接过钱扔到驾驶台上。
　　
　　农民带着孩子下了车，两个儿子一左一右地簇拥着父亲瘦小的身躯，充满尊严地往回走。儿子们的脸上此刻写满骄傲，为父亲的胜利。
　　
　　那一刻，我的鼻头有些发涩，因为感动。我感慨万端地目送滇南山区的父子三人欢快而尊严地大踏步走在大路上，尽管一场风波延长了他们回家的路。
　　
　　我相信若干年后，孩子们将发现它更是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胜利。试想，在孩子心目中最具权威的父亲受到欺负，而且父亲又在屈辱中向不公正低头……那么，一个父亲的尊严将被彻底亵渎，一个社会的尊严同样会大打折扣。
　　
　　那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父亲之一，而生活中却不乏让父亲伤心的怯懦的儿女。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校园翻建校舍。下课后趴在教室的走廊上观看工人们忙碌地盖房子，成为我在枯燥的校园生活中最开心的事。班上的同学渐渐注意到，工程队里有一位满身泥浆的工匠常常来到教室外面，趴在窗台上专注地打量我们，后来又发现，他热切的目光似乎只盯着前排座位上的一个女孩子。还有人发现，他还悄悄地给她手里塞过两只热气腾腾的包子。
　　
　　这个发现把全班轰动了，大家纷纷询问那个女孩子，工匠是她家什么人？女孩红着脸说，那是她家的一个老街坊，她继而恼怒地埋怨道：“这个人实在讨嫌”，声称将让她的已经参加工作的哥哥来教训他。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很快报告了老师，但从老师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令人吃惊，那位浑身泥浆的男人是她的父亲。继而，又有同学打听到，她的父亲很晚才有了她这个女儿，这次随工程队到学校来盖房子，不知有多高兴。每天上班来单位领两个肉包子做早餐，他自己舍不得吃，天冷担心包子凉了，总是揣在怀里偷偷地塞给她，为了多看一眼女儿上课时的情景，常常从脚手架上溜下来躲在窗口张望，没少挨领导的训。但她却担心同学们知道父亲是个建筑工太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