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不仅将大唐盛世拦腰截断,更让“节度使”与“藩镇”这两个“高冷”词汇走入人们的视野。正因为身兼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得以有足够的实力发动摇撼大唐江山的“安史之乱”。在三百多年后,先后两次担任节度使的李玮却是另一番模样。李玮是宋仁宗的表弟,同时也是他的乘龙快婿。这位大宋节度使手中无兵无权,一辈子干得最惊天动地的事便是跟自己的公主老婆闹别扭。
三百多年里,节度使究竟遭遇了什么,为何从挑动天下反的彪形大汉变成了位高权轻的吉祥物呢?
唐后期:通往权力之路的节度使
天宝十载(751),唐玄宗让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统兵近18.4万,唐朝五分之二的边镇军队都掌握在他一人手里,而朝廷直属的军队才8万人,实力太悬殊了。
安禄山虽然兵多,但想成功,工资要靠财政发放,军队的粮草、装备也要靠财政配备。此外,安禄山统辖的战区虽然面积广大,但是行政事务由州县管辖。如果朝廷和州县不提供补给,安禄山瞬间就被卡了脖子。关键时刻,唐玄宗再度出了昏招。他让安禄山同时兼任辖区内的营田使、采访使,安禄山的权力由此大为膨胀。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为了安置已经投降却又桀骜不驯的安史旧部,唐朝只好将边区的节度使制度引入内地,让他们当节度使。为了对付这些不老实的节度使,唐朝在中原腹地广树藩镇,以此来控制经济命脉和军事要塞。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唐朝廷实力大损,地方实力派则迅速崛起。中唐以来脆弱的藩镇平衡被打破,朝廷再也无力制衡藩镇的发展。节度使终于得以放飞自我,野蛮生长。
五代:中央军事优势的重建
唐末藩镇混战,一些强藩乘势而起,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便是当时实力最雄厚者。开平元年(907),朱温废黜唐哀帝而自立,建立后梁,由此拉开了五代时期的序幕。
随着朱温称帝,昔日宣武军的藩镇军队摇身一变,成了后梁王朝的中央军——禁军。为了防范其他节度使也称王称帝,朱温不断扩充禁军,兵力骤增至20余万。唐末原本羸弱的中央军得到空前加强。此后的皇帝们不断把自己在藩镇时的嫡系部队加入禁军中,不断扩充禁军的力量,到了五代第二个王朝后唐时,禁军实力已经初步在地方藩镇部队之上。中央有了驾驭地方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藩镇要想改朝换代,必须借助外力。
宋太祖:削藩三策与再造中央
北宋建立后的第二年,宋太祖赵匡胤便向赵普咨询平息战乱、长治久安之策,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削藩三大纲领”。
藩镇管辖的州府称为“支郡”。进入五代,朝廷虽然重新掌握了对境内州府长官的委任权,可出任州府长官的人选,往往是节度使的亲信、僚佐,节度使仍然对州府有很强的控制力。
建隆四年(963)四月,北宋先后灭掉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两地旧有的藩镇体系也随之解体。宋太祖抓住机会,延续了周世宗的做法,没有再在新吞并的地区任命新的节度使,而是将这里的州县全部直隶朝廷,实际上罢废了支郡。此后,随着北宋逐渐吞并南方诸国,越来越多的州县在行政上直属中央,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复存在。在中央与地方实力此消彼长之际,宋太祖又任命高级文官(“朝官”)到北方的藩镇去做知州、州县,逐步架空节度使的行政权力。
在夺回行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又悄无声息地将手伸向了节度使的钱口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起,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财税三分制,也就是将地方征收的财税分成三份,一份上缴中央,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送使;还有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进入五代,朝廷对地方的钱袋子开始收紧。过去不少送使、留州的财政收入,以“系省”的名义,划归朝廷所有。虽然如此,很多系省仍然储存在藩镇,称为“留使”,节度使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这些“系省”财物上下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