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翁同龢

翁同龢是朝廷重臣，两朝帝师，在学问上更是举世公认的大师，但他爱惜羽毛，不敢担当。

主战的真实动机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展开黄海海战，北洋水师遭受重创，大清败局难以扭转。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要他去天津与李鸿章一起商讨，可否请沙俄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并保住朝鲜这个藩属国。

为什么要派翁同龢？因为翁同龢并不是只有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这一个身份，他还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大臣，可以说是大权在握。环顾整个朝廷，只有他能与李鸿章平分秋色，甚至更胜一筹。

但翁同龢拒绝接受这个任务，他说：“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与闻，乞别遣。”慈禧说，那咱就不提联俄的事情了，你去天津责问一下李鸿章为何打了败仗吧。翁同龢这才勉强答应去天津，但还是嘟囔着什么“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

此时，日本陆军已经占领平壤，辽东岌岌可危。若辽东沦陷，日本下一步很可能会从海陆二路夹击京城。值此国难之时，翁同龢最先考虑的居然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声名，而不是如何维护国家的利益，实在是令人齿冷。

翁同龢从天津回到北京后，向慈禧详述与李鸿章见面的情形，并声称请俄国出面调停的事情，“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这算是把所有谈和的担子都推到李鸿章身上，自己落得一身轻松。

在此之前，1894年7月底，日本偷袭大清运兵船的消息传到北京，翁同龢强烈主战。作为老师，他的态度左右了光绪帝的决策，促使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对日宣战。但是，翁同龢主战的动机却与光绪帝完全不一样，光绪帝主战，是为了保家卫国；翁同龢主战，却是想借此机会整一整李鸿章。

翁同龢极力主战，李鸿章极力主和，二人闹得不可开交。翁同龢的门生，同时也是李鸿章部属的王伯恭想调和二人的关系，便去劝翁同龢不要轻易主战，谁知翁同龢笑话他书生胆小。王伯恭说：“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翁同龢回答：“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也就是说，翁同龢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存亡，而是要借中日战争检验北洋军力的成色。如果淮系陆军和北洋水师仗打得不好，那么他正好可以找到借口对其整肃，打击李鸿章。

平心而论，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已经急不可耐地要发动侵略战争，不管大清这边的决策是止戈还是动武，双方都不可避免要大打一场。战争发动的主动权在日本，不在大清，所以翁同龢不应该因为“主战”而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

另外，翁同龢并不是因为跟李鸿章有私怨而处处掣肘北洋水师。事实上，作为只懂“四书五经”的传统知识分子，翁同龢主管户部，面对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情况，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节流，而不是开源。但是节流又不能节省老佛爷修园子的钱，结果就只能在军费上省钱。实际上，他停止的不仅是北洋水师购买洋枪、炮弹、舰船、机器的经费，还有南洋水师的军费。他跟李鸿章的不和，其实很大原因是二人的政见不同，私怨只是掺杂其中。

但是，翁同龢确实把国家大事当成自己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在主战时既没有想过北洋水师官兵的身家性命，也没有想过宗庙社稷的安危。一个朝廷股肱之臣竟拥有这样的心理的国事怎能不败坏？

推卸和谈责任

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只得选择和谈。翁同龢当然知道负责和谈的人会招致举世唾骂，甚至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他选择避开这个任务，推李鸿章出面去收拾烂摊子。

春帆楼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对李鸿章狮子大开口，仅赔款一项，就要白银3亿两。谈判期间，由于李鸿章被日本青年刺伤，头破血流，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日本政府这才同意减少赔款一亿两。

另一边，紫禁城里的翁同龢与李鸿藻力争修改约稿，对光绪帝声称：“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这完全是无用的话，谁都知道割地的危害，光绪帝自己知道“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他不需要这种故作高明的建议，他需要的是一个如何能够不割地的良法，但是翁同龢等人显然对此束手无策。

李鸿章心里很清楚，一旦在《马关条约》上签下名字，自己将遗臭万年，所以后来他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就国家利益的得失而言，大清输得惨不忍睹，但是从打击政敌的成果来看，翁同龢大获全胜。李鸿章不但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要职，还丧失了一世英名，从此门庭冷落。而翁同龢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后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依然是中枢重臣。虽然他也自责，说自己“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

讽刺的是，在总理衙门大臣的任上，他并没能保住自己的英名。当德国强占胶州湾，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时，翁同龢还想把签字的任务推给别人。但现在他是总理衙门的一把手啊，他不签谁签？光绪帝命令他必须签。条约签完之后，翁同龢痛苦万分：“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这个时候，他想的依旧是自己将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的问题。

诚然，李鸿章的个人缺陷也很明显，他一手打造的淮系军队有着强烈的私家军队的色彩，而这一点恰恰是翁同龢等清流派官员所无法容忍的。但是，李鸿章好歹愿意做这个帝国的“裱糊匠”，为此不惜搭上自己的名节；翁同龢则相差太远，翁同龢可以引经据典、义正词严，但受格局和眼界所限，他面对政治难题时一筹莫展。当社稷处在危难之时，他又太爱惜羽毛，只会推卸责任，龟缩幕后，将自己保护起来。作为一个股肱之臣，他这种没有担当的作为，真的是连“裱糊匠”都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