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李广都是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悲剧英雄形象。司马迁以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心态为其作了传，不仅仅是为李广，乃至是为李氏家族做了传。在传记的最后，司马迁用民间时代少见的好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不得不以自杀而告终，而其后代也是运途多舛，几乎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家族。自《史记》以后，李广遂成千古悲剧英雄的典型。
在许多文人的笔下，在不少学者的文章中，李广是个悲剧人物，他的命运值得同情，于是对其进行全面肯定、讴歌、赞美，这似乎早已成为对李广的定评。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即主人公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盲目命运导致的悲剧和社会地位相互对立导致的悲剧。李广的悲剧更多的应属于性格悲剧。不可否认，他身上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优点，如爱兵如子、与士兵打成一片，善于骑射，英勇无畏等等；但他身上也有不少缺点，正是这些缺点，才使得李广屡败屡战，最终导致了李广引刀自刭的悲剧结局。
对于李广的治军简易，千载以来人们与司马迁一样对其津津乐道，以至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成为了最流行的言传身教的代名词之一。
从表面看来，司马迁的确对李广的治军进行了全面的肯定，“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但是从另一角度进行分析，这可能正是李广带兵打仗屡次失败的重要原因。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稳固的营盘，更是军队铁的纪律。在定襄之战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李广手下士卒“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其实这正是李广平时不重视军队管理、不进行严格训练的结果。这与前面的“咸乐为之死”正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在这样的鲜明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亦佚乐”是真，“咸乐为之死”是假。司马迁在突出烘托李广的神威勇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李广不会带兵的事实。处于残酷战场中的士兵的表现已经告诉我们他手下的士兵是非常怕死的，一军除李广外，皆战战兢兢，急欲先逃，可谓军心涣散，毫无战斗力，这恰恰是其治军简易的恶果，由于李广平时管理不善，没有做到严格管理，因而使军队屡次陷入险境，他应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如果说人们对李广治军简易的理解还存有争议的话，那么斩霸陵尉，却是他地地道道的官报私仇了。
李广雁门一战吃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自己也被活捉，侥幸逃脱回来，朝廷判为死刑，于是李广用财物赎了死罪。从这时起的几年一直在家闲居，曾在一天夜里带着一名骑马的随从外出，和别人一起在田野间饮酒。回来时走到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大声呵斥，禁止李广通行。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亭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许通行，何况是前任呢！”便扣留了李广，让他停宿在霸陵亭下。没过多久，匈奴入侵杀死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将军（韩安国），韩将军迁调右北平。于是天子就召见李广，任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随即请求派霸陵尉一起赴任，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司马迁对这件琐事的记载，虽然强调了霸陵尉醉而“呵止”，但是无法掩盖李将军心胸狭隘的事实。因为“今将军尚不得夜行”，告诉我们这是当时的制度规范，相当于今之“宵禁”，霸陵尉的举动是在按规定办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奉公守法坚持原则的公务员，只是服务态度不够好，但错不至死。然而对待霸陵尉公正执法之举，在李广恢复兵权后，“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这样的做法让人为之心寒，说明李广无容人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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