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体裁衣
明朝嘉靖年间,京师有个姓周的裁缝,技艺娴熟,颇有声名。凡是经他手裁制的衣物,穿在身上,无论长短、宽窄,均不差分毫。
有个御史慕名前来,让他做一件圆角领(明代官员的一种礼服)。周裁缝跪在地上,问御史的任职年限。御史不解,问:“做衣服为何要问这个呢?”周裁缝回答:“小人问这个,正是为了裁剪衣物的需要。如果是初任官职,定会意气风发,身体就会微微后仰,做衣服时就要后短前长;等在职一段时间之后,心态稍微平静了,衣服就要前后一样;等任职时间久了,又想升迁时,就会表现得很谦卑,身体容易前俯,衣服就应做得前短后长。所以小人要问大人的任职年限,否则做出来的衣服恐怕会不合身。”
贪官不准死
康熙帝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但同时也创造了腐朽不堪的政治面貌,到雍正帝接任的时候,国库已经亏空得非常厉害。
雍正帝明白,所谓的“太平盛世”只是“以腐养安”养出来的假象罢了,国家的税收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贪污,到了国库的时候往往已经所剩无几。雍正帝视察国库时,看到那区区几百万两白银,顿时拍案而起:“蛀不治,禾安芾?”雍正帝决心下大力气治理官场腐败。
一场全国性的反腐严打很快展开,雍正帝派出很多钦差大臣赶赴各地调查。谁知反腐工作刚一开始就发生了两起意外,广东道员李滨和福建道员陶范都身涉贪污受贿和亏空案,他们自知无法躲过这场灾难而畏罪自杀。以往,像这样的案子只能不了了之。中国风俗向来死者为大,人死了,一切也就曲终人散作罢了。
但雍正帝不吃这一套,他心里再明白不过,“死”只不过是巨贪们走投无路时的一条对策,人死不过头点地,他们无非想用自己的死来保住家人的福,保住万千财产供子孙们享用。于是雍正帝下令:死也不能放过。雍正帝顶着中国传统习俗里最大的忌讳,下令挖坟斩首、抛尸荒野。针对活人的手段也没停下,他们不是想把贪污来的钱留给子孙们享用吗?没门儿!哪怕他们死了,也要继续抄他们的家,把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抓起来,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作出不同程度的处罚,有的砍头,有的坐牢,有的流放……
接着,雍正帝发布了一道命令,全国官员谁也不准死,谁敢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律挖坟斩首,然后抄家没收财产,根据不同的财产状况处理子孙问题。这样一来,那些原本还想着以死来保全家的贪官,霎时都变成了“怕死鬼”,生怕自己一死掉家里反而要遭更大的罪,子孙们也不敢接管钱财,甚至纷纷把钱还了出来,宁穷不富,以免惹上官司。就这样,那些贪官只能眼巴巴地坐在家里等着雍正帝来收拾了。
短短五年时间,雍正帝的反腐工作就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国库从康熙年的八百万两猛增到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官场风气得到很大的改善,最终成就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历史评价。话或许有些夸张,却足以说明雍正帝的反腐攻坚战打得多么响亮。
宋朝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当漫天的蝗灾突起时,相州兖州等地的地方官们,不思抗灾救百姓,却纷纷提笔写马屁奏章:皇上放心,俺们这里虽说闹蝗虫,但绝对没有蝗灾。为什么呢?因为皇上您皇恩浩荡,连蝗虫们都深受感动,正一拨接一拨的羞愧自杀呢。就算活着的蝗虫,也饿死都不吃庄稼,绝不给大宋添堵。
宋真宗因此信以为真,不料蝗灾一口气蔓延到江淮河北陕西等地。
有天中午,宋真宗正香喷喷地吃午餐时,一抬头就看到天黑了——黑压压的蝗虫遮蔽了汴京上空,连灿烂的阳光都被遮得无影无踪。刚为“蝗虫羞愧自杀”欣慰不已的宋真宗,当场愣在餐桌旁,饭都吃不下去了。那几位“作精”官员,自然遭到严惩。就连宋真宗本人,也从此健康每况愈下。
步后尘者得大蒜
为解决北方粮食不足问题,清代每年都要将中南各省所产之米,通过大运河北运京师,谓之漕运。当时漕帮当家人是尤五。上海大商人沈生义见了也想投资漕运,家中的王管事却说不妥,沈生义不解:“漕运这么赚钱,为什么不妥?”
王管事说:“有个故事,便把两袋大蒜给了他。这便是‘得先机者得金子,步后尘者得大蒜’。漕运已经有尤五,这么多年根深蒂固,我们根本动不了他,人家做生意得金子,我们做得再好也就得个大蒜,不如另辟蹊径,方是上策。”
沈生义问:“什么上策?”
“开辟海运,组建沙船帮,没人和我们争,我们是第一个!”
沈生义连声说好,投入巨资组建沙船帮,开始经营海运。
后来,运河梗阻,漕运不畅,道光帝下诏改漕运为海运,沙船帮成为首选,有朝廷支持做大做强,等漕帮的尤五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几年后漕帮解散,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