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写过一首不太着名的诗:“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唐诗以写景抒情取胜的多,极少有这种说理的,说理也不太受时人欢迎。不过白居易此诗确实道出了一个真理:人的一生品位如何,是需要进行全过程考察的,只看一半,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周作人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人们讲到文人气节,总喜欢拿他做反面例子。然而,他的前半生也有令人称道的地方。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登载了有关“李大钊身后萧条”的新闻,并配短评讥讽:“李大钊是一般人称之为学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论,能被人称为学者,那么他的文章和思想当然与庸俗不同……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读到此文,周作人非常气愤,当即撰写《日本人的好意》一文反驳:“你看,这思想是何等荒谬,文章是何等不通……日本人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其别有用心,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周作人的愤怒不是装出来的,只要考察他五四时代作品里所体现出来的反军阀混战、呼吁民族团结的立场,不难发现早期的周作人确实有一定的爱国心。
李叔同出生于天津的大盐商家庭,唱曲吟赋,偎红倚翠,不顾家,更不关心天下兴亡。
母亲逝世后,李叔同非常悲痛,东渡日本留学,在那里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开始在学业方面上心,并萌生深深的家国情怀。留学归来,他先是进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书,全心全意作育人材,颇受好评。后来,他出家做住持,也时刻不忘教导众僧爱国。1937年7月7日,大规模的全民抗日战争爆发。8月,李叔同在山东青岛湛山寺写了两个大字“殉教”,张贴于室内,并作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1938年初,李叔同到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一日,他在清尘堂斋堂用餐,本来吃得好好的,却突然放下碗筷,泪流满面。众僧不知所措,纷纷问他何故,李叔同解释:“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李叔同言毕,一众弟子默然无声,只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与周作人不一样,李叔同的一生是在后半生显露出高洁的操守。
同是半生浑浊半生清澈,世人多高看李叔同,而瞧不起周作人。原因很简单:一个人年轻时犯点错误不要紧,年轻,便有时间改正错误,改正了,还可以做世人的榜样。而一个人年纪大了再犯错误就不太容易得到谅解了,在别人看来,一个人年轻时都能分清是非曲直,年纪大了为什么不能,唯一的解释是此人后来的灵魂被一时之利益收买了。
正常的社会永远有一种净化机制,它的要义之一是鼓励我们朝做好人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