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通天下”乔致庸

1937年8月下旬，一架飞机在祁县乔家堡上空盘旋3圈后，向北飞去。驾驶员乔惆要去晋北的宁武、雁门关一带，协助陆军对日作战。两个月后，乔映庚收到儿子乔惆的来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国之将倾，何以为家，大人对儿幼时之教诲，至今犹历历在耳，未敢一日忘。儿虽不才，不敢与岳武穆、文天祥等先圣比，但以堂堂热血男儿，值此国难当头，岂敢以儿女之私废大公乎……战事日迫，民无宁时，儿不能亲侍左右，望大人善自珍重，亦须明哲保身，设处境日危应速作南旋计，以度此风云之秋，唯霜风渐紧，务希珍摄。祖母大人处亦望婉转慰藉，勿以实情相告。”但刚收到信没几天，乔映庚就收到了儿子战死沙场的消息，不禁老泪纵横，又感欣慰：“不辱门风。”

80年后，历史拨开迷雾，人们不禁感慨：“重利轻离别的商人之家，也有忠勇烈士。”而乔映庚口中不辱的“门风”，也来自一手将家族带向辉煌的爷爷——乔致庸。

1855年，37岁的乔致庸满怀信心地准备乡试，想要一举夺魁，进而中进士、点翰林，实现耕读传家的夙愿。可一个噩耗传来，彻底打乱了他的阵脚：“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导致乔家的茶路断绝、资金链断裂，家族生意危在旦夕，哥哥一口气没上来，撒手西去。”这时，哥哥的儿子还小，作为弟弟的乔致庸必须盘活生意，才对得起乔家三代人的心血。

祖父由走西口起家，所以家族的店面大部分在包头。乔致庸知道，恢复茶路是其次，首先得稳住包头的生意。来到包头后，他发现情形远比想象中的更为严重：员工挤兑薪水、人心浮动、资金短缺，每一项都要动摇乔家的根基。

面对这种情况，乔致庸提出“顶身股”的概念。一个小伙计进入店里当学徒，3年后如果成绩合格，就成为正式员工。再勤勉工作三个账期（十年）后，如果成绩优良，没有任何失误，就可以由掌柜推荐、股东认可，拿到一二厘的身股，也叫“干股”。这种股份不能买卖，只能参与分红，人不在了，股份也就被收回。但是只要员工表现良好，拿到的身股也会随着工龄增长，乔家可以养他一辈子。

乔致庸的“顶身股”制度一经施行，马上就稳定住了浮动的人心。老伙计们都拿到了合适的股份，新伙计的心也安定了下来，真正把乔家的生意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

稳定了自家员工，乔致庸又吸引其他商号的人才，并且靠家族长年积累的声誉借到了贷款，因此，乔家在包头的生意迅速起死回生。随后，乔致庸又把生意扩张到呼和浩特、祁县、太谷，经营日用百货、皮毛、粮食、钱庄、酒店，一张遍布西北的商业网络，在乔致庸的手中铺开。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以后，南北茶路重新疏通，乔致庸再一次前往南方贩茶，经过包头，远销恰克图、蒙古以及俄罗斯，从地方豪绅，变成了北方雄商。

如果说普通员工参与分红，能够有一份安身立命的收入，那么对商号的管理人才，乔致庸只要认定，就能立马破格任用。

1881年，平遥“蔚长厚”的掌柜阎维藩被排挤，他决定返回老家另谋高就。乔致庸听说此人才能了得，于是派了两路人马，扛着八抬大轿，分别在阎维藩可能出现的路口等候。一连等了8天，阎维藩的身影终于出现。

看着风尘仆仆的乔家人，阎维藩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他坚持不上轿，他要与乔家人并肩而行。最后实在相持不下，他才在轿子里放了一顶帽子，算是代替他坐轿了。

回到祁县后，年仅36岁的阎维藩当即出任“大德恒”票号的掌柜。他凭借出色的才能，在后来的26年里，让大德恒票号每股分红都在8000——10000两白银，真正是“一言兴家，一言振业”。

还有“文盲掌柜”马荀，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伙计，因为出色的业务经营能力，被乔致庸一举提拔为大掌柜，将包头的“复盛西”商号经营得日进斗金。

乔致庸散了钱财，却聚集了人才；他的生意，富了自己，也富了众人。

在晚清时期，票号最初由平遥的“雷履泰”发起。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国的票号也不过五家，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七家分号，而且他们还不和中小商人做生意，只选择与大商人合作。这样一来，大部分商人仍然得带着沉甸甸的银子走南闯北，一不小心就会被土匪、恶霸谋财害命。乔致庸接掌家业后，看到了票号业的前景，决定挪动多余的资金开设票号。众人纷纷劝阻：“现在入局，很难赚到钱了。”但在乔致庸的构想里，票号的功能不仅是赚取利息，而是要“汇通天下”。

为打造清朝“银联”，乔致庸投资26万两白银成立“大德恒”票号，并在3年后将“大德兴”也改组成票号。两大票号火力全开，让所有商家都能实现“异地汇取”的梦想，只用带着一张收据，就可以走南闯北。即便收据在路上被土匪抢劫，如果没有密码，在票号中也换不到银子。所以，在乔家的票号史上，没有一例误兑错兑，他们将票号生意做到了极致。

大格局下的大梦想让乔家的票号业务迅速开遍全国二十多座城市，乔家的资本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排名，也像坐火箭一般往上蹿。当初的行业前辈，早已被乔致庸抛到身后，只能望其项背。

乔致庸走在街上，人人都笑脸相迎，叫一声“亮财主”，但他知道：“有国才有家，资本要用来爱国。”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负责筹措军费的有两个人：胡雪岩和乔致庸。当胡雪岩在江浙筹措到军费后，就由乔致庸的票号运送到前线，保障军队的用度；当军费紧张时，还要向乔家票号贷款。可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功章上，也有乔致庸的一份功劳。

正是因为这份功劳，左宗棠在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还特意经过祁县，拜访了乔致庸。一见面，左宗棠就拉着乔致庸的手说：“亮大哥，久仰了。我在西北有所作为，全赖亮大哥支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临走时，左宗棠还给乔家留下一副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时，听闻晋商富甲天下，便派人到山西商人中去募捐。

多年前，英国人就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大清国要组建水师，在乔致庸看来是再正义不过的事，他带头认捐10万两白银。这个出手大方的山西商人乔致庸，马上就被李鸿章记住了。为了表示感谢，李中堂亲手写了副对联并派人送到祁县：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