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让明军损失惨重，20万精锐部队损失过半，京城的守备兵力剩下不到10万，而且大多数是老弱残兵。
史料记载“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
是时，瓦剌大军压境，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朝廷上下惶恐不安，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为何大明中央没有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权？
在历朝历代，王朝灭亡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内部崩溃，其二是外敌入侵，一定程度上说，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内部稳固，外敌就难以侵入，内部紊乱，就很容易引发外患。
但凡是有道的明君，都会吸收前朝经验，想方设法稳固皇权，防止地方拥兵自重的情况出现，唐末的乱局和五代就是由于藩镇割据导致的。
朱元璋为了控制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在统一全国后，设立了卫所制度。中央则设置了最高军事机关五军都督府，都督府掌管全国卫所军籍，而征讨、镇守、训练听命于兵部。
如有战事，兵部按照旨意调兵，任命将领，将领拿着印信，带领卫所的部队出征，待战争结束，将领交还印信，军队回到各自卫所。
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便可以极大改善拥兵自重的局面，将领和部队互相都不是很熟悉，如此这般，中央便可以控制全国军队。
土木堡之变后，大量高级将领丧生，五军都督府难以胜任京城的防卫任务，于谦作为兵部主导人物，设置了团营，五军都督府开始没落，权力集中到了兵部，在北京保卫战期间，军政大权甚至集中到了于谦一人身上。
换言之，是时，明朝中央依旧掌控大权，在制度的约束下，地方无法脱离中央掌控。
土木堡之变后，最大的问题不是出在地方，而是在中央，倘若中枢权力分裂，或者皇帝南逃，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必定会大幅度减弱。
瓦剌大军压境，皇帝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明廷面临前所未有之危机，很多官员打点好行李准备逃跑，如果没有人站出来统一口径、力挽狂澜，大明没准真的会成为南宋。
朝堂上，侍讲徐珵第一个跳出来说道：“目前星象有变，我们应当南迁！”很明显，徐珵是想逃跑，当然，他也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只不过他敢说出来，其他人还在“静观其变”。
于谦作为兵部最高领导，马上予以反驳：“提议南迁的人该杀，京城是天下之根本，只要一动大事去矣，难道你们不知道宋朝南渡的事吗？”
于谦的这句话，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加之朱祁钰力挺于谦，随即于谦被升任兵部尚书，统领全局。
是时，最重要问题是安抚人心，且主要是中央官员的人心。土木堡之变前，王振作威作福，坐拥朋党乱政，在朱祁镇的放纵下，打击异己、招权纳贿，其罪行可谓罄竹难书。虽说王振已死，但他的党羽尚在朝廷，各部门官员对王振那是恨之入骨，如果此时不把王振的党羽摆平，是很难服众的。
朱祁钰摄政议事，廷臣马上上疏要求诛灭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是王振党羽，见朝臣要对自己出手，便呵斥群臣，这一下点燃了火药桶，文臣们撸胳膊挽袖子就开始暴揍马顺，即刻将其打死。不久之后，几名王振党羽也被当场打死。
尽管这次朝堂斗殴十分罕见，但在于谦的帮助下，王振党羽被悉数诛灭，王振的府邸也被抄灭。
拨乱反正后，朝臣平复了情绪，朱祁钰也收揽了人心，随即朝堂上下空前团结，开始着手对付瓦剌大军。
北宋灭亡之时为何那么狼狈？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因为皇帝不作为，导致人心离散，宋徽宗逃走，宋钦宗也想逃，即便仍有坚守忠义的大臣，但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朱祁钰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在封建专制王朝，忠君就是爱国，如果君主被杀，国家也将不复存在，就好比子婴投降后，秦朝灭亡了，杨广被杀后，隋朝便亡了。
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局面，也是十分艰难，朱祁镇被俘，而且还活着，一旦明朝廷受制于朱祁镇，一切政令将无从谈起，守卫京城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必须另立一个新皇帝。
朱祁钰登基即位，于谦便可以放开手脚，调兵遣将。在朱祁钰即位之前，于谦就请朱祁钰下旨，即刻调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的防倭军，江北的运粮军，快速向京城集结，在极短的时间内，京城守军就增加到了22万人，在兵力上对瓦剌军形成优势。
与此同时，粮草辎重也快速向京城集结，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就是制度保障、政令畅通，换言之，当时的明朝有钱、有粮、有军队，实力仍很强大，而且还有一个极其强大的中枢系统，可以迅速集结兵力，拱卫京师。
当时没有在地方造反的人？当然有，福建的邓茂七、浙江的叶宗留，广东、湖广、贵州、广西皆有造反的人，但大多没有形成气候，明廷的中枢已经恢复运转，那些小打小闹，自然没有市场。
在大明制度的保障和朝廷中枢的配合下，明朝廷很快恢复了元气，并重新拥有了击败敌人的信心，北京保卫战才得以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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