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的缺失等原因,造成历朝都有不胜枚举的闲人现象,从晚清官场小说中,我们可窥一斑。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两个时期的诗句中提到“闲人”,一是在他初入仕途时,在忙碌中感叹美景无人欣赏,只是因为闲人少,“莫言无胜地,自是少闲人”;二是在他晚年,自嘲“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像白居易这样因上了年纪,自身精力大不如从前,从而乐得做个“闲人”的人,在古代官场中并不少见。
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有个徐大人,也是上了年纪,耳朵不太好使,有事的时候就算真听见了,也一概装没听见。他坐在官位上就整日琢磨养生,诀窍摸索出两个:不动心,不操心。但凡遇到朝廷有急事难事,就优哉游哉地借口年纪大了,不如年轻人能干事,示弱道:“让我老头子休息休息罢!”
徐大人当过军机大臣,这个职务需要经常见皇帝,可不好“划水摸鱼”,但他有自己偷闲的方式——“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无论上头说什么,他都用标准答复“是是是”“者者者”混过去,久而久之,上头也不怎么管他了,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做。同僚将这些看在眼里,给了他一个“琉璃蛋”的外号。
不过,讽刺的是,正因他闲,其他有点野心的同僚刚好专权,结党营私或排挤打击都算不到他头上,他点个卯就下班回家喝喝酒、抱抱孙子。
晚清官场与以往其他朝代相比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在被迫融入世界的局面下,有人想到国外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混个闲职,也有外国人来中国官场拿着薪水当个闲人。
文学家吴趼人所着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个叫叶伯芬的人,原是侯门郡马,混迹在京城官场,“学了一身的京油子气”。他本想靠做大官的大舅爷照应,谁知这个大舅爷是个严正君子,不仅不肯在仕途上帮助他,还批评他纨绔气太重,除应酬外一无所长。叶伯芬四处谋官都不顺心,见大舅爷要到国外做钦差去了,以为亲戚在万里重洋之外或多或少会照顾一二,就算参赞、领事之类的官职混不上,总能混个随员,便跟随而去。
谁知辛辛苦苦到了国外,大舅爷并没有给他好脸色,只说我这地方小,住不下闲人也不允许衙门里有半个闲人,你还是趁早回去吧!大舅爷怎么也不肯给他个一官半职,叶伯芬“急得要哭出来,又是悔,又是恨,又是恼,又是急,一时心中把酸咸苦辣都涌了上来”,最后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国。
叶伯芬没能在外国当上闲人,却有外国人在中国以顾问的角色成功过上了光拿钱不做事的日子。
《官场现形记》里有一个山东巡抚窦抚台,因为工作原因,他和外国人打交道颇多,往往一天什么正事儿也做不了,光忙着接待外国人。有人见他疲于应付,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聘请一个外国人来与外国人交涉,还能帮衬别的事务。谁知等外国师爷“喀大人”走马上任后,窦抚台反而被气得够呛。
原本有一件命案,窦抚台吩咐喀大人去办,喀大人推辞称对中国刑名没有研究,还是得请老爷自己办,这个理由窦抚台姑且接受。不久,朝廷又安排了新政,要求练兵、办警察、开学堂,窦抚台心想这些喀大人总该懂了,结果喀大人又说:“这几件在我们国家都是专门的学问。即以练兵而论,陆军有陆军学堂,水师有水师学堂。就以学堂而论,也有初级,有高级。我不是那学堂里出身,不好乱说。”这下窦抚台也不再强求,将新政都委任给本省司、道分头赶办。而喀大人呢,也拿着薪水终日清闲无事。
但不久后喀大人还倒打一耙,说窦抚台请了他来却不给他事做,众人都看着他清闲度日,会以为他无能,损害了他的名誉。喀大人要求窦抚台赔偿他一整年的薪水,窦抚台只好自认倒霉,用钱了结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