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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号演变中的历史密码

[ 历史故事 ]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这首《中国历史朝代歌》,大概是一代人对中国历史朝代最朴素的记忆。纵观中国历史各朝代的国号,春秋时候的强国如晋、齐、秦、宋、楚、鲁、吴、越,战国的强国如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些国号以后会一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

三国时代的魏、吴,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前燕、后赵、成汉等许多国家,乃至于我们通常认为是大一统朝代的晋、隋、唐、宋,这些国号,一眼望去,大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国号的翻版。

而自宋以后,封建王朝最后三个大一统朝代,大元、大明、大清,这三个国号,则别开生面,清新脱俗,不大容易在历史上找到渊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国号的演变中蕴藏着怎样的历史密码?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国号?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

那些随心所欲的国号起源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诸侯联军在牧野和商朝军队展开决战,商朝灭亡,周朝建立。之前,周弱而商强,战争打得相当艰苦,据《封神演义》讲,还有很多神仙参战。所以周朝建立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分封诸侯。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之所以重大,在于它第一次在法统上承认并确定了各诸侯国的国号。在此之前,像“齐”“鲁”“燕”“宋”这些名号,也不是没有,但起源十分随心随性。以图腾为名,以姓氏为名,以部族为名,以居地为名,什么样的都有,而且往往互相掺杂。

周朝自己这个“周”字就是很好的例子。“周”字在甲骨文中的形状,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周部族的始祖后稷,本身就是农耕之神。但这一部族正式以“周”为名,还要等到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古公亶父)率领部族移居到岐山以南的周原为止。周原顾名思义,是很好的平原。在他们迁移到周原,“定国号为周,粗皆国家雏形”以后,他们也可能再移居到别的地方,起别的名字。但既然一跃打败了商朝,成为天下诸侯的共主,这个“周”字从此就有了合法性和权威性。从此以后,不管周朝的重心几度变化,都城从镐京迁到洛邑,这个“周”字就此屹然不动。

而被周朝灭掉的商朝,国号比较公认的来历是图腾。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字在甲骨文里的图像就是一只鸟。这个部族因此以之自命,称自己为商人,他们受封的土地称为商地。

周的始祖后稷和商的始祖契,都是身份显赫的大贵族。相形之下,楚的来历要草率得多。楚,又称荆楚,本意是荆条。据《清华简》,楚国祖先的生母难产而死,以荆条捆缚下葬,国号“楚”字由此而来。

总而言之,很乱。

历史传承的复杂综合体

周朝分封诸侯,在长达八百年的时间里,天下皆以周为共主,这就是秩序。即使我们知道周王在后期也就是吉祥物,但有吉祥物的秩序,也好过没秩序。

但诸侯制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副效果,就是在传承数百年以后,诸如齐、鲁、秦、晋等各大诸侯国已经各自成为足够大的独立个体。它们拥有明确的地理疆域,有足够的内部认同和向心力,国民也形成区别于别国的独特特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关中)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南楚好辞,巧说少信”,虽然是不折不扣的地图炮,但如果翻译成山东人厚道有文化、四川人讲安逸、徐州人脾气大、两湖人狡猾会做买卖,即使到今天,也未必不能忽悠到拥趸。

到这个时候,这些诸侯国的国号就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字,而是包含着地域、人文、历史传承的复杂综合体。即使这个字具体代表的部族已被取代,国家已被消灭,这个字的意义仍然在,并且将一直传承下去。春秋战国以后,这些字被新兴的国家和朝代一次又一次沿用,根源正在这里。这种传承,甚至直到今天。今天的山西省简称“晋”,山东省简称“鲁”,而“燕赵子弟”“齐鲁大地”“惟楚有才”等一系列的词语,至今仍时常见到。

所以当秦完成统一,建立帝国,国号定为“秦”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按套路的都活不久

当然有一些人,例如刘邦,不管怎么够,他也够不着这些动辄传承数百年的高贵的国号,他只能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打出基业。拿下沛县,自立为沛公。打下巴、蜀、汉中,被封为汉王。刘邦称帝以后,他的王朝叫作汉朝,即由此而来。刘邦这个“汉”则是偶然事件。当时他要被封为别的什么王,国号也就跟着跑了。

好在汉朝虽然没什么历史渊源,但足够强大和长久。放眼中国历史,汉朝也是最强大最有凝聚力的朝代之一,以至于今天我们的汉族,用的也还是这个“汉”字。

刘邦即位之初,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潜在影响尚在。除了项羽家族是楚国贵族,张良是韩国贵族,魏豹、魏咎弟兄是魏国贵族,田憺、田横兄弟是齐国贵族。但西汉王朝绵延两百余年,到了西汉末年,各诸侯国的影响已微乎其微。这个时候,游戏规则再次变化。以后的王朝国号由来,大致有两个渠道:第一是继承;第二是源于封邑和爵位。

但还有第三,第三就是不按套路。比方王莽的新朝。所谓“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话可以这么说,问题是立新是不是就要代表国号叫作“新”。魏之代汉,晋之代魏,都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建立合法性的阶段,在此之前,通过先称公再称王的步骤,都已经培养足够亲信,打击足够异己,易言之,已经属于天下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直到失败,王莽也没想清楚,他之前执政的合法性恰恰是剽窃自被他取代的汉朝,而取代汉朝之后巨大的反震,不是他这个仓促而成的“新”朝顶得住的。

两晋南北朝时期,王朝禅代,国号变迁,如过江之鲫,但大体上仍然延续我们所说的两条规则。刘裕祖籍彭城,春秋时属于宋国,晋室封其为宋王,他建立的王朝即为宋。萧道成是刘宋王朝的齐王,萧衍是南齐的梁王,陈霸先是南梁的陈王。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隋唐。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北魏的随国公,因为“随”字不大吉利,于是改为隋。而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的唐国公。

然后,规则再次改变。

一个更不讲理的阶段

一般认为,中国的贵族门阀政治,始于两汉,兴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始衰,在唐末基本消失。这个趋势反映在国号上,就是唐朝,祖上也能扯到汉朝宗室。唐以后的王朝,则多以武力强行攻取。之前所注重的传承,传承所衍生的繁文缛节,已被实力所取代。南北朝虽乱,前后还有160多年。而五代五个朝代纷纭轮转,总共不到60年。

这么短的时间里,国号所蕴含的合法性可想而知。《让子弹飞》里有句台词,搬到这儿很合适:“反正我就想当皇帝,什么国号,我无所谓。”

到了这,从春秋战国以降,这些国号中蕴含的法理和正统性就已经微乎其微。还知道往上捯一捯,沿用一些传统字眼,五代的皇帝们已经不错了。毕竟同时期,辽国已经出现了。辽国的国号从契丹到辽变了若干次,说法也种种不一,有说契丹乃镔铁之意,有说乃部族之号,有说辽乃辽水之意,有说乃辽远之意。总而言之,人家高兴自成一派,不往春秋战国寻根也是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是少数民族,说实话,找也找不着。

宋朝号称历代帝王武功第一。他这个“宋”字,源于曾任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宋州。这也是最后一个以封邑为国号的王朝。虽然已经很勉强,但至少知道从何而来。因为国号即将进入一个更不讲理的阶段。既然我们可以随便叫,那我们就真随便叫了。

元朝的国号是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这名字虽然不按套路,然而出自经典,毕竟煌煌正大,一般情况还真不好克它。元末义军首领徐寿辉别出蹊径,把自己的国号定为“天完”,两个字各压大元一头,思路十分清奇。

明朝国号大清。这两个国号和大元加起来,又引发出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按惯例,我们把这三个朝代分别称为元、明和清,而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大元、大明和大清才是它们的正式国号,“大”字不能省。由此引发的讨论还很激烈。

说到底,任何一个王朝想要长久,还是要解决为什么人建立、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则国号叫什么,并不重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则国号再吉祥,也迟早会出问题。

晚清有位大臣徐桐,是着名的保守派。其时西学东渐,开风气之新。但这位打死不信世界上会有叫“西班牙”“葡萄牙”的国家。所谓“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而同时他又对“美利坚”“德意志”等国名嗤之以鼻,认为美化了洋人。

徐桐死于1900年,千年变局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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