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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比戚继光更能打仗的抗倭名将

[ 历史故事 ]

题记:在当年的东南沿海一带,“俞龙戚虎,杀人如土”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福建通志·列传》也有“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之语。龙与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国人传统观念中,龙显然要比虎高出一筹。而这个龙指的就是抗倭名将俞大猷。

俞大猷一生几乎都在与倭寇作战,战功显赫,他所率领的让倭寇亡魂丧胆的“俞家军”与戚继光的“戚家军”并称为“俞龙戚虎”,扫平了为患多年以及趁机作乱的倭寇。俞大猷虽然战功赫赫,却经常被弹劾而遭到免官,甚至被他人冒领军功,自己被冤入狱,但俞大猷却从来不会计较,仍旧全力打击倭寇。

说到抗倭名将,人们自然想到的是戚继光。俞大猷这个名字,尽管没有完全被遗忘,但有关他的生平、功绩等,世人知之甚少。多年来,世人有意无意间将这位当年名震海疆、功勋卓著的抗倭英雄忽略了。其实,在抗击倭寇的艰难岁月里,俞大猷与戚继光并列,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就某种程度而言,俞大猷还在戚继光之上。在当年的东南沿海一带,“俞龙戚虎,杀人如土”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福建通志·列传》也有“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之语。龙与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国人传统观念中,龙显然要比虎高出一筹。

一、文武双全,一代儒将。

俞大猷于弘治十六年,即公元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一个世袭百户的军官家庭。百户之职属明军中的最低武官,正六品,年俸石。生于世袭军官家庭,从小习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俞大猷在《饮马长城窟》一诗中却写道:“臣十有五着青襟,十年稽古志何深。”据此可知,他岁就入私塾念书,岁即中秀才,被时人称为“十才子”之一。长辈并不希望他继续世袭武职,而是通过科举之途获取功名,改变家族的命运。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举场上并不如意,这恐怕多少与他的“不务正业”有关。考中秀才后,俞大猷便拜理学大师蔡清的弟子为师,钻研《易经》,学古文词,读古今兵法;还在当时读书的清源山练拳习武,学的是与少林武术一脉相承的赵氏太祖拳,于《四书》《五经》等科举必读书籍自然有所懈怠。直到嘉靖十年,即公元年父亲病逝,俞大猷连举人也未考上。父亲一死,家境贫寒的他迫于生计,不得不承袭父职。

俞大猷投笔从戎之时已岁,仅当个百户小官,可谓入行晚,起点低。但多年的刻苦攻读,他饱览经书,见多识广,文韬武略非常人所及。既入行武,拳术本已十分高强的他,又醉心于骑射之术,达到了百步穿杨的水平;并向著名侠客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练不多久即入化境,就连师傅李良钦也叹服不已:“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

没想到,李良钦的预言不久就应验了。嘉靖十三年,即公元年,俞大猷参加福建武科乡试,中武举;第二年参加全国武举会试,以名列第五的成绩考中武进士。俞大猷精于兵法,然后加以实践,再综合太祖拳、荆楚长剑及全国众多名家武术,撰写了一部武术专著——《剑经》,练兵时以《剑经》作指导,练出的俞家军所向披靡。戚继光在训练士兵时,也传授俞大猷的《剑经》,训练的戚家军在抗击倭寇的大小八十余战中无一败北。戚继光说:“向见总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处已备载《剑经》内,逐合注明,无容则赘……不惟棍法,虽长枪各色之器械,俱当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授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同时还将《剑经》全文收入他的《纪效新书》中。

俞大猷一直在读书习武,直到岁考中武举,才由世袭的百户升为千户,派往海岛金门,担起独当一面的守御之责。金门岛虽然只有多平方公里,却是一个独立的千户所,民风剽悍,向来难治。俞大猷以诗书礼仪教化民众,治理得比文官还出色。

作为一名身怀绝技的武将,俞大猷的政治头脑、军事谋略其实远胜那些普通文官。他身居孤岛,却时刻关注着明王朝的时事政局。比如朝廷命兵部尚书毛伯温征讨长期不通贡使的属国安南,俞大猷得知毛伯温征询用兵之策,便写了《上两广军门东塘毛公平安南书》,提出“伐谋攻心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毛伯温率军进驻南宁,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安南危机,其过程、结果与上书中的计谋如出一辙。

俞大猷在金门一呆就是年,僻居一隅,年事渐高,胸怀大志的他有了紧迫感。嘉靖十九年,即公元年,他给主官监察的佥都御史陈伍山一连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针对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出没无常、难以剿灭的海盗,俞大猷分析主要在于“上不能用将,将不能用兵”的“二弊”,提出“二便”之策:“其一曰委任当极其至也”,“其一曰赏费当有所取足也”。信最后指出:“失今不治,养成闽广之患,积数十年,国家东南之祸不知所终矣。”此后倭寇猖獗的事实,说明俞大猷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第二封为《又呈画处官澳三策》。官澳位于金门东北,属俞大猷管辖区域,这里盗贼出没,侵扰不断,他建议不必动用武力清剿,而是自告奋勇地挺身而出,“携妻子质镇其地”。用德治之法,使当地贼寇,“卖刀买牛,卖剑买犊,归化向顺,安生治业。”

两封信所指,都是当时为害一方的盗贼,治理的措施一从兵入手,一从民着眼,不仅切中时弊,且操作性强,若采纳执行,定能大见成效。可官居朝廷要职的陈伍山不仅置若罔闻,还认为俞大猷擅自越权,多管闲事:“若武人何以书为?”对他处以杖击、夺官的严厉处罚。一番热心谋划,换来的却是无理无情的打击,俞大猷冷笑道:“此岂吾自见之地耶!”即便如此,后来,他在松江见到陈伍山,不仅没有抱怨指责,还以师礼相待。武将睚眦必报者甚多,似俞大猷这等心胸豁达之人少矣。

嘉靖二十一年,即公元年月,明廷在元朝后裔鞑靼大举内犯无力抵御的情况下,下诏选拔天下将才。俞大猷得知,前往应试,不无自负地向广选武臣的巡按御史徐宗鲁说道:“俞大猷于九边形势虚实无所不知,古今兵法韬略无所不究,且于忠孝诗书运于其间。朝廷大用之,当见大效,小用之,当见小效。计以塞明诏,无逾猷者。”经过一番考核,徐宗鲁觉得俞大猷所言不虚,便向兵部推荐。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几年前的上书仍记忆犹新,不觉格外赏识。又在泉州同乡、右佥都御史邱养浩等人的大力推荐下,俞大猷终于受到重用,任命他为汀漳守备,即福建汀州、漳州二府最高军事长官,署指挥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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