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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领袖夫人们

[ 历史故事 ]

毛泽东夫人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丈夫一道行军。当时红军规定极严,夫妇不能在一起。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只有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可与丈夫见面,而这种休整在长征初期是极少的。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一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刚过赤水河之后的一天晚上,在赤水河渡口附近,贺子珍在傅连暲医生的看护下生下一个女孩,这是她生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一二十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女孩的下落。

贺子珍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养连。当她所在的队伍抵达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时,遇到了敌人的空袭。“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团政委钟赤兵。当飞机返回再次攻击时,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中。贺子珍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贺子珍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医生不同意,用担架抬着她上路,有时走到难行之处,就背着她走。

军中女杰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即朱德及其岁的妻子康克清。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因为康克清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还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像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

  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详细介绍了康克清在长征中的情景。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委员的康克清,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不仅背着手枪、皮包、军用地图、粮食等物,并且背自己的包袱毯子。她身体雄伟,能吃苦,堪称军中女杰。在后河岸边,杨定华曾见她将自己背着的皮包按于膝上,亲自拟写直属队渡河的命令。长征结束后,康克清曾对海伦·斯诺说,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红军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上的青稞。收割时朱德总是打头阵,随军工作的妇女也参加割麦劳动。康克清肩上背着枪和背包,手不停地挥动镰刀,丝毫不比丈夫逊色。

邓颖超与蔡畅

  在出草地的第三天过后河时,邓颖超正在患病。河阔十丈,深达三尺,部队都停滞于河边,邓坐的担架自然也停于密集队伍之中。有不少中下级军官都去看她,她喘息着向围着她的军官们问道:“河水深到什么程度?”军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要紧,没有关系。”她仍很关心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大家手牵着手过才好呀,不要沾湿了衣服呀,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战士们听到她的话莫不动容,提高了渡河的勇气。

长征中,蔡畅身着红军制服,脚蹬草鞋,腰带上挂着手枪,风姿绰约。红军战士看到她齐声喊:“大姐,给我们唱支歌吧!”蔡畅笑着问:“唱什么呢?”“唱《马赛曲》。”蔡畅回答:“好吧!别喊了,我给你们唱。”杨定华回忆说,当时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和鼓舞。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那时她岁,身材纤瘦,但她不仅翻越了南方的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草地婴儿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的漂亮妻子蹇先佛怀孕并将临产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月初,正过草地的红军官兵专门为她围出见方的一块小天地,四面的“墙”约有一米五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萧克回忆道:“当时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她和孩子平安到达延安。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的祖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据说当地老乡死了一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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