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黄洋界保卫战以后,调任红四军教导队任区队长。红军教导队是年底成立的,可以算得上是我军第一所干部学校,队长吕赤,四川人,共产党员,第四期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我父亲和陈伯钧都是区队长兼教官。
我父亲和陈伯钧相识于井冈山,二人同姓,的确很有渊源。一直到解放后军委准备成立工程兵,相中的两个人就是父亲和陈伯钧。最后还是由军委主席毛泽东拍板定夺。
毛泽东看了军委的报告,用他那渊博的知识、非凡的记忆力和幽默的语调说:“陈士榘祖父克山、克水,父亲、叔叔工兵管带,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我们重新回到井冈山:年春季,教导队随毛泽东率领的一团攻克了湖南酃县。当时驻守酃县的是一支正规军,所以我们的缴获颇多。陈伯钧搞到了一支很精致的手枪,他爱不释手。唯一让他遗憾的是可能是因为受了潮,这支枪的扳机有些绣渍,不用力扣不动,于是陈伯钧就坐在地上反复擦拭。
教导队队长吕赤看后,开玩笑的说:什么破手枪?枪栓都拉不开,扔了算了!
虽是一句玩笑话,但陈伯钧心里不服气,他将弹簧、撞针等主要零部件拆卸下来,找来煤油仔细擦拭。经过大半天的努力,这支精致的小手枪终于操作自如了。本来陈伯钧想马上找吕队长显摆显摆,但不巧吕队长带着人马去外边搞土地革命去了,得好多天才能回来。
终于有一天,队长吕赤带领一个排士兵打土豪回来了。陈伯钧笑着截住了吕赤说:看看,我这是破手枪吗?
吕队长笑着说:怎么,这枪还没有扔呢?
陈伯钧把手枪对准了吕赤的鼻梁,说:你还不服气?我给你拭一拭!
陈伯钧随即扣动了扳机。但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忘记了将子弹取出来。只听“砰”的一声,子弹从吕赤队长的鼻梁射了进去,吕赤队长应声倒地,鲜血四溅,吕赤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天。
陈伯钧顿时吓傻了!等他明白过来以后,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陈伯钧跪倒在吕赤队长的身旁,奋力呼唤吕赤的名字,但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
我父亲当时正在现场,而且是当班的执星官。我父亲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也有点不知所措。他只得立即下令保护现场,并将这一不测事件上报团部和前委。同时根据“三湾改编”后形成的惯例,将此事通报给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的人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们将陈伯钧团团围住,质问他为什么子弹上了膛还要将枪口对准吕队长的脑袋。陈伯钧对此事已经悔恨不已,他不做任何反抗,任凭士兵委员会的人责骂。
我父亲怕事态扩大,将陈伯钧与士兵委员会的人拉开,并提出将此事上报给毛委员。士兵委员会的人表示赞成,于是陈伯钧被士兵委员会的人扭送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面对情绪激动的士兵委员会委员,没有马上做出结论。他以极其平和的语气对大家说: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陈伯钧将吕队长打死,确是一个过错。按理说杀人者是要偿命的,可你们自己看,已经打死了一个人了,是否还要再打死一个呢?
毛泽东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赤队长开玩笑,玩枪走火误杀了人命。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武汉军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掉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唻!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士兵委员会的人见毛委员这么谦和,而且讲得有道理,也就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实际上士兵委员会尽管对陈伯钧很气愤,但真要陈伯钧为吕赤偿命,大家还是有些舍不得的。但像毛委员这样放过陈伯钧,士兵委员会的人是不甘心的。毕竟是一条性命呀,怎么能说不杀就不杀呢。
于是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了吗?
毛委员严肃地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的。
“怎么惩罚法?”士兵们关切地问道。
“陈伯钧误杀吕队长,罚他一百板子!”
毛泽东问大家:“这个办法怎么样,同意不同意?”
大家面面相觑,看样子是没什么意见。
毛泽东说:“既然没有不同意见,你们谁来打呀?”
没有人回答。大概都不想亲手来打自己的朝夕相处的战友。
毛泽东只得转身对自己的警卫员说:“由你来打好了!”
小警卫员立即找来了竹板子,在士兵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朝着陈伯钧的手心噼里啪啦地打将起来。我父亲当时也是监打人员之一,他有点害怕陈伯钧坚持不住一百板子。但见陈伯钧不喊不叫,不缩不退,老老实实的接受处罚。
当打到第二十板子的时候,陈伯钧的手心已经红肿起来,竹板子上也粘上了血迹。毛泽东的警卫员这时候手有点哆嗦,头上开始冒汗,眼睛盯着陈伯钧的手心,手上的竹板子却不敢打下去了。
这时,我父亲和另外一个人说话了:板子打得重,一板子顶五板子,已经打了二十下,相当于打一百下了!
士兵委员会的人基本都赞同,于是警卫员停下了手里的板子。但陈伯钧已经起不来了,我父亲一把将他拉了起来,并叫来卫生员给他涂了药包扎了伤口。陈伯钧当时万分感谢毛委员,要不是毛委员,他这条命就交待了。
毛泽东下令救了陈伯钧一命,毛泽东的眼光没有错。在共产党争取胜利的漫长历程中,毛泽东似乎对每一件事情的判断都那么准确,那么富有人情味。这同取得政权以后大不一样。(摘自陈人康《我的父亲陈士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