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夫妻关系有多开放 使用春药已蔚然成风

事实上，晚明的士大夫中，使用春药已经蔚然成风。张居正就死于“胡僧药”。这可不是乱说，陈宝良著的《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页中有这样的记载：明代的士大夫中，也是使用春药成风。

　　晚明的士大夫中，使用春药已经蔚然成风。张居正就死于“胡僧药”。

　　《金瓶梅》问世数百年来，为何被多数人认定为“淫书”，我友杨争光就说，和《红楼梦》比起来，《金瓶梅》再好也是“三级片”。

　　看过《金瓶梅》小说的人，都知道，里面的性描写文字太多了，太细了，一百万字的小说中仅仅性描写就占去两万多字。而且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描写起来，不厌其烦，甚至其乐无穷，给人的感觉仿佛有点“低俗”，不像《红楼梦》那么“高雅”。其实，如果你生活在晚明或者对晚明的世风有所了解，就会理解兰陵笑笑生的良苦用心，那个时代的淫风比《金瓶梅》小说里还要严重得多，也肮脏得多。

　　《金瓶梅》小说里面，西门庆拥有一妻五妾，如果算上早几年因病而死的卓丢儿的话，那就是六个小老婆。其中，李娇儿和卓丢儿都是妓女，而潘金莲、孟玉楼、李瓶儿，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二锅头”，用古代的话来说，就是“再醮女”。这显然和在传统的家礼不相合，不过呀，在晚明，别说民间小老板、小暴发户了，就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找个婊子做小老婆已经没有人笑话了，相反还被人羡慕，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成为时尚了。妇女离婚了，只要长得漂亮，再嫁不难，也很正常。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典型的有奶就是娘，有钱就牛X。社会的伦理、纲常已经破坏得差不多了，所谓“礼乐崩坏，人心不古”。那时候的讲排场，奢侈的风甚盛，《金瓶梅》中的蔡太史的翟管家为西门庆洗尘，一场筵席，列着“九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馐美味，燕窝鱼翅，绝好下饭”。如此奢华，不知道客人如何下筷？晚明的社会风气就是这么样。据说，《金瓶梅》时代的首相张居正奉旨归葬时，“所过州邑，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后来得到真定太守的款待，才满意地说：“吾至此仅得一饱耳！”

　　西门庆这样的市井无赖、小混混，从小就“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的家伙，到了二十六七岁的年龄了，还任意妄为，“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要说文凭，他连个正经的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混到，几乎是个文盲，可就是这样的流氓，居然在当地成为一霸，全县都怕他，而且越混越发，逐渐成为远近文明的大财主，还成立了有官方背景的“西门集团公司”，从卖药、贩布到贩盐，什么都干，这样的流氓、恶霸、奸商，却成了官员，而且是贵为山东一省的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看哪个老混混不顺眼，抓起来打一顿，罚几十两银子。

　　西门庆是个不折不扣的色鬼（嫖客），用潘金莲的话来说，他是“属皮匠的，逢着的就上”。再好的女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娶再多的小老婆，他还是会去外面嫖。这厮勾搭女人，自有一“套”。他从来没有强迫过女人，但在他设计下，一又一个的女人主动投怀送抱，甚至有不少女人如奶子、宋惠莲、王六儿之流因跟他有一腿而自豪不已，甚至四处炫耀。西门庆泡妞，从来不强迫，他有的是时间跟女人泡，有的是闲钱给女人小恩小惠，王婆总结的搞掂女人的“五字真经”——“潘、驴、邓、小、闲”，他全部具备，所以他用不着强迫。他看上的女人几乎跑遍不出他的手掌心。

　　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王六儿、贲四嫂、林太太、如意儿、迎春、秀春、兰香、来爵媳妇惠元等等，无不如此。书中写道的被西门庆淫过的妇女，有名有姓的就有个（含男宠）。实际上，应该不止这个数，别的不说，就说在清河县有点名气的妓女，比如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等，全被他染指过。像李娇儿、卓丢儿还被他纳为小妾。

　　在晚明，像西门庆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提到，死于“胡僧药”的人可不止西门庆一个人，这也不是兰陵笑笑生的杜撰。滁阳有一位聂道人，专门出售红铅丸（“胡僧药”），当时的庐州知府龚廷宾就里养了很多小姐，听说有红铅丸卖，高兴坏了，于是花上两银子买了丸，在一个月之内，将所有红铅丸全部吞服下去，不久，七窍流血而死。

　　事实上，晚明的士大夫中，使用春药已经蔚然成风。张居正就死于“胡僧药”。这可不是乱说，陈宝良著的《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页中有这样的记载：明代的士大夫中，也是使用春药成风。如后来官至兵部尚书的谭纶，起初也是从方士陶仲文处学得宫中秘方，行之颇验。后来，谭纶把这种春药献给张居正，才获得高官。谭纶用此药年，一夕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临终遗嘱张居正，告诫他慎用此药。谭纶死时年刚过岁。张居正使用此药不已，后来身体也日益枯瘠，不及下寿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