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报复政敌妻女 定时转营接受“性虐待”

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他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

　　燕王朱棣，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

　　读了鲁迅先生的《论“他妈的”》之后，有一感想，就是论起骂人之道，也是有“大王之骂”与“小民之骂”的。小民之骂也就不过是骂骂而已，尽管其间也有层次等级之分，粗蛮雅驯之辨，但总体上是与某些“理论家”一样的空谈，开口之初就没想到要实践的。大王之骂则大不相同，那是雷霆之前的闪电，暴雨之前的狂风，骂的势头已不可向迩，后面紧跟上的实行更是惊天动地。说起不可向迩，小民之骂中也有一种，那就是泼皮无赖之骂，其骂之狠毒透彻也同样是无人敢撄其锋的。于是而有泼皮无赖做了皇帝，以狠毒透彻之骂而付之于实行，那结果就是一场浩劫。这在历史上的一个实例就是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

　　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馀》中谈及“惰民”、“丐户”和“乐户”，其中乐户的来源之一便是永乐皇帝大骂之后的恩赐。

　　清人有《三风十愆记》，其中“记色荒”一篇谈及明初“丐户”、“乐户”的由来：

　　明灭元，凡蒙古部落子孙流寓中国者，令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丐户多在边海之邑，其隶于常熟者，男谓之贫子，妇谓之贫婆；其聚族而居之处，谓之贫巷。初无姓，任取一姓以为姓，而各以种类自相婚配。其男以索绹（编草绳麻绳）为业，常不足以自给。妇则习浆糨缝纴，受役于殷实高贵之家，所获常百倍于男，司晨之势，积重于牝鸡，由来久矣。

　　这里谈到的丐户只是讲了他们的“贫”，还不大强调他们的贱。再后面虽然讲了丐户妇人“草头娘”的“夏姬在世，大类人妖”，列为“十愆”之一，但却只是丐户到了后世的演变，而并非丐户本身的特性。文中转述了草头娘的“自报家门”：她的先世在元朝时是贵族元老，其身份地位要在中国汉族官宦人家之上，所以当时被称为“正户”。到朱元璋当了皇帝，老人家心想：你们高贵，我偏要让你们下贱，于是让“正户”的“正”字下面那一横拐了个弯，便成了“丐”字。这当然只是个传说，未必实有其事的，但对流氓皇帝暴发户心理的揣测却颇中肯綮。

　　“丐户”的来源还有一说。说他们本是宋将焦光瓒的部属，因为他们投降了金国，在金时一直单独编制，到了元朝，元世祖称他们为“怯怜户”，而到了朱元璋建立大明，在定户籍时仍旧让他们不与四民相混，称为“丐户”。至于“惰民”，则有说是为元末群雄之一的陈友谅的后裔，因陈友谅曾是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劲敌，所以鄱阳湖大战之后，陈友谅身死，后来其子陈理虽然投降了，但朱元璋余恨未消，便把陈氏一族钦定为惰民了。

　　把罪人家属化为贱民，让他们世世代代为奴为娼，永不翻身

　　与此相关的一个故事顺便讲给诸位。明清以来，朱元璋的老家凤阳盛行讨饭之风。凤阳一直流传着一个众所周知的民歌：“家住庐州县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此谣“版本”不同，此处所引是与常见的有些差异的版本）乞丐们讨饭时打着花鼓，唱着歌谣，以说明他们是因为逃荒而讨饭。这些乞丐行乞的地方主要是江苏、浙江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一带，也就是杭嘉湖金三角。每到入冬，他们就携儿带女寻到江浙的富庶之区行乞，直到次年初春才打道回府。年年如此，如候鸟般准时，即使遇到那十年之中不荒的一年，他们也一切照旧，似乎如果不去那里转上一转就过不了年似的。究其缘由，说来话长。原来是明太祖立国之初，便把苏杭等城市的富民十四万户强行迁往他的老家凤阳，而且明令不许逃回原籍，逃回者就要治罪。朱元璋打仗起家，令出如山，绝无说服动员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圣旨一下，风驰电掣，那些富民的家业即使不被抄没，也带不走多少了。他们从“人间天堂”一下子下放到穷乡僻壤，城市的闲饭是吃不成了，乡下的营生一时也难于适应，所以他们的曰子可能要比乡下人更难过一些。第一代下放者震于朱洪武的雄威，是不敢回老家探望一下的，但第二代第三代以后，那些长起来的孩子从父祖辈嘴里知道了故里所在，便有了“寻根”的意愿，萌生了不轨之心。可是他们又不敢违犯禁令，幸亏当时官府还没有禁止讨饭以粉饰太平的政治觉悟，便只有借着讨饭之名行探亲扫墓之实了。代代相传，浸成风俗，从此凤阳的百姓们就成了季节性的“丐户”，这习俗一直延续了几百年，大约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后才自然消失。

　　看来这“丐户”与“惰民”都与朱元璋有些关系。而“乐户”，它的产生应该是出于朱元璋的儿子、小流氓皇帝朱棣的圣意。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取代了侄子建文皇帝，这场大事变惹起了建文帝下面一些臣子的反抗，于是朱棣即位后，就用了十一年的时间杀戮、清洗建文的遗臣，又用了二十一年时间搜寻建文帝的踪迹，其中包括被我们至今引以为自豪的三保太监下西洋这种国际大搜捕。仅仅他第一批榜示的“奸臣”就有四十四人，这些“奸臣”不少都要灭族，其中方孝孺一案即杀死八百七十三人，胡闰一案弃市二百一十七人，坐累死者数千人，被籍没者数百家。在这场大清洗中被杀者数以万计，受牵连而入狱服刑者更是不计其数。朱棣的清洗工程有几项发明创造。一是主要对知识分子开刀，在他第一批榜示的四十四名“奸臣”中文臣即占了四十一名。二是创立了特务机关——东厂。三是把罪人家属化为贱民，让他们世世代代为奴为娼，永不翻身。这最后一手的卑鄙无耻把人性的丑恶发挥到极致，使人明白有了帝王之尊的流氓真是什么空前绝后的事也能做得出来。

　　建文忠臣的妇和女们一部分直接被发入教坊司，一部分“给配”自己的功臣为奴婢

　　朱棣把建文诸臣的家属收为官奴，或赏给自己的功臣为奴，让他们的男子永远受自己和自己爪牙的奴役，女子永远受自己和自己爪牙的凌辱，这正是宋太宗把南唐李后主“你老婆的”进一步扩大化。建文的忠臣铁铉被杀时是“骂不绝口”的，铁铉之骂是否也有“他妈的”或“你老婆的”之类，事关皇帝，用后世发明的一种语言来表达，那所骂的言辞是“有口不能说，有眼不能看”的。但从朱棣愤怒到把铁铉一寸一寸地凌迟，然后再投入油锅中煎炸来看，铁铉的骂也是够狠毒的了。根据朱棣的德性，他肯定要回骂的，那骂辞也同样事关皇帝的体面，不会被史臣们写进实录中。但铁铉之骂究竟是小民之骂，而朱棣之骂则是要付诸实行的。于是铁铉的家族未被全部屠灭，要留下他的三十五岁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到“教坊”里当婊子，让一群大兵们代表自己“你老婆的”。“那时的教坊是怎样的处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他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鲁迅《病后杂谈》）用朱棣他老子的心理推测，永乐皇帝的圣衷应该是：你们越是想在青史中留下清正之名，我偏要让你们污浊下贱！

　　当时建文诸臣的妻女们有多少落到这个下场，其数不得而知。建文朝力主削藩和对燕王朱棣用兵的齐澄、黄子泰，因为他们的名气和铁铉一样大，所以他们妻女的下落才被史官们保留下来。鲁迅引过《南京法司所记》中的一段史料，此处不得不再引一遍：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曰，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曰一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建文忠臣的妇和女们一部分直接被发入教坊司，一部分“给配”自己的功臣为奴婢。胡闰有个四岁的女儿，给配于功臣家，渐渐长大，很明大义，每天用灶灰涂脏自己的脸，居然以此维持了清白之身。这事作为特例载之于史，可见大批的女子在功臣家中是没有那么幸运的。以士人之女、名门之后而沦为下贱，那下场可能要比一般家庭的女子更悲惨，她们成为各类男人的性奴隶的结局是无法避免的。朱棣死后，他儿子仁宗即位，当年立即下诏：“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这仁政行得太晚，建文诸臣的妻女已经受了二十年的非人凌辱，死的死，老的老，活着的利用价值也不大了，而这时生下的“小龟子”和“淫贱材儿”都已不知多少了，正好去接她们的班。

　　由此看来，《三风十愆记》中说蒙古后裔“在京为乐户”，其实是不确的。蒙古人只是丐户，丐户是贫子贫妇，并无娼妓之贱。而乐户所操乃是极贱之业，他们的处地是在称为留都的南京，正是建文诸臣后裔的沦落之处。

　　对家属则男子流放充军，配人为奴，女子则充为官妓，所行的依旧是朱元璋父子那一套

　　这些乐户和丐户一样，历有明一朝始终存在，多少名门望族衰败了，没落了，消失了，只有这个贱民一族却像曲阜的孔府和龙虎山的天师府一样，能够跨越朝代而生存，直到满人入主中原，他们居然岿然如旧。朱元璋父子的诅咒与判决已经如附骨之疽深深刻在这个贱民部落的灵魂中，社会把他们当成贱民，他们也认定了自己的贱民命运，子子孙孙，永远世守着贱业，从来不会产生介入到正常人生活中去的妄想。直到那个曾在民间传说和武侠小说中被描画成暴君而在最近的电视剧中又被描画成第一青天大老爷的雍正皇帝，他们才被一纸诏书召回到正常社会中。

　　这是雍正皇帝刚一即位就实行的仁政之一。雍正元年四月，他下诏令各属禁革乐户。九月，下令削除惰民。到了雍正五年，他又废除“伴当”“世仆”的奴隶身份。雍正八年，又废除“丐户”及“棚民”“蜑户”等。这些措施固然是把那些与世隔绝而不便于管理的特殊民户一律视为编氓，归于保甲，以利于对全民的统治，而其中一些贱民，也许还有不愿意进入正常社会的（比如蜑户亦称船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香港还存在），但对其中的乐户来说，这无疑是一场解放。所以对于本来就难得做好事的中国皇帝来说，称其为仁政也是不过分的。但有人将雍正此举说成是人道主义、奴隶解放，就未免太抬举他了。

　　雍正的诏书归诏书，仅仅是允许这些贱民成为“正常百姓”而已，几百年来形成的他们与社会的隔膜，那些耻辱的烙印，那最为惨痛的不以耻辱为耻辱的“贱民心理”，就不是凭一纸诏书所能消除的了。而且正如鲁迅夫子指出的，这时的“正常百姓”已经成了满洲人的奴隶，成了满人之下的贱民，所以雍正皇帝把贱民与“正常百姓”“一视同仁”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了。

　　并且雍正皇帝从未改变对贱民的歧视。他这人勤于政事，很少看戏，但有一次他看《绣襦记》，就是那部演郑元和、李亚仙故事的传奇，觉得演郑元和父亲郑儋的那位演员的演技很好，便特别开恩赐宴。戏中的郑儋官为常州太守，那位演员一边吃着御宴，不禁有些得意忘形，大约是想学学古代优伶的以谑为谏吧，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请问皇上，现今的常州太守是哪位？”就这一句话，雍正立即勃然大怒，喝道：“你们这些优伶是什么东西，下贱之辈岂能擅问官员！此风断不可长！”便命令手下把这个演员立刻乱棍打死。而且雍正在废除遗留下来的乐户的同时，自己却另外制造一批贱民。他大兴文字狱，除了把罪犯处以极刑之外，对家属则男子流放充军，配人为奴，女子则充为官妓，所行的依旧是朱元璋父子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