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由盛转衰，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政权趁虚而入，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已攻陷唐朝的陇右道东部和剑南道西部诸州，甚至一度进占长安。在切断了唐朝通往西北的道路之后，吐蕃转而蚕食河西和安西、北庭的广大土地，吞并了唐朝西部全境，导致“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大量汉人沦于吐蕃统治之下。吐蕃与唐朝以陇山为界，唐朝以“防秋”的形式对吐蕃严加防范，两方对峙的情况到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以陇右全境归唐为止。在这段期间里，泛指吐蕃强占区的“河湟”不仅是唐朝上下的切肤之痛，也成为中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据统计，《全唐诗》、《全唐诗补编》、《敦煌歌辞总编》等总集中所收有关“河湟”的诗歌超过600首，间接相关的数量亦多。作为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自然也不例外，他写下了《缚戎人》、《西凉伎》、《城盐州》等以“河湟”为主题的诗歌。而《缚戎人》这首诗则并非从河湟之地或河湟之民这种宏观角度出发，而是选取了一个普通的沦陷区百姓作为切入点，通过叙述他的遭遇来表现“达穷民之情也”的主旨。
这又要涉及当时的另一背景，即唐朝边防所存在的严重的捉良冒功问题。唐朝在边疆设城、军、守捉等军事组织，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捉生口”，简称“捉生”，即生擒敌方犯界人员。越到后期，就越出现捉良冒功的现象，这种情形的产生源于当时边将以战时杀敌和捕获生口的数量定军勋迁转和赏赐。除了勋官迁转之外，按照唐赏格规定，捕获敌军的数量与军功的大小有直接联系，且直接体现到赏赐的数量。“依开元赏格：每获一生，酬获人绢十匹。”在军功的诱惑下，唐朝边军乱抓生口，虚报战功的情况变得愈加严重，造成了一个又一个人间悲剧。9世纪时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唐军乱捉生口，以无辜边民冒充叛人以求战功的事情记载道：“打路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颇有敕催，怪无消息：‘征兵多时，都不闻征罚者何？’彼兵众惊惧，捉界首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敕赐封刀，于街衢而斩三段……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枉被捉来。国家兵马元来不入他界，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这种胡乱捉生的现象在唐代中期非常普遍，以致宰相李德裕主张改革开元赏格，以抑制边军捉良冒功的恶习。因此，既要控诉吐蕃强占区汉族人民的苦难，又直击了捉良冒功这一唐代边防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成为白居易创作《缚戎人》的时代背景。
参考资料：
1、司马光．《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7147页
2、余恕诚、王树森〈唐代有关河湟诗歌的诗史意义〉，《学术界》2012年第8期。
3、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7207页
4、圆仁著，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41页
热门工具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