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渠氏起源及历史

  沮渠(jǔ qú)氏是历史上代北地区复姓。《郑通志·氏族略》收载，其注云：“本临松卢水胡人，其先为匈奴官，号沮渠，因氏焉。”晋末有沮渠蒙逊，称西河王，号北凉，都张掖。沮渠其源出于且人，“且”是尊奉男性生殖器为图腾的古老部落，发源于黄河流域。沮吴，亦即徂徕，在今山东泰安东南一带，且人在尧舜时代曾居于该地。后为商王朝所逼，且人被迫向四方迁移，在山东的仍称且人，向东北的则迁融入沃沮，向西的迁入新疆建且未国，向西南的迁建苴候国，向南者迁为且欧、且兰，后为百越一支，最后大多融入汉族。

【得姓始祖】

  沮渠蒙逊：在沮渠氏部族中辉煌一时，创建了北凉政权，因此后世的沮渠氏族人大多尊奉沮渠蒙逊为得姓始祖。

【起源源流】

  单一源流

  源于古匈奴族，出自匈奴屠各部卜氏一族重辅臣官左沮渠、右沮渠，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沮渠氏源出于且人，是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徂徕(今山东泰安东南一带)，在尧舜时代曾居于该地。后为商王朝所逼，且人被迫向四方迁移，留居在山东的仍称且人，向东北迁徙的则融入沃沮，向西迁徙的入新疆建且未国，向西南迁徙的的建立了苴候国，向南迁徙的则演进为且欧、且兰，后成为百越的一支，最后大多融入汉族。而迁往远离中原地区的且人，又分别融入了回纥族、布依族、水族、壮族、满族、朝鲜族等其他少数民族。

  西迁的一支且人经陕西且水迁至甘肃，建立了古徂国，后为周文王姬昌所灭。余部再经河西走廊向西迁播，至秦朝时期在新疆建有且末国、东且弥国、西且弥国，但后来己皆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成为匈奴的属国。冒顿单于在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设立了“大且渠”之官进行管辖。“且渠”是古匈奴语，古突厥语为“Cétch”，蒙古语为“□□□□□”，汉义都是“且人的首领”的意思，“渠”就是古突厥语“首领”的读音，后成为匈奴贵族中固定设置的一种官称“沮渠”，分为左沮渠、右沮渠。所以在后来的匈奴族沮渠部中，一般都世世为部落联盟的酋豪，最后率且人相对稳定地入居于临松卢水地区(今甘肃张掖)。

  据唐朝宰相房玄龄所著《晋书》中记载：“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其国号有左贤王、右贤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于陆王、右于陆王、左渐尚王、右渐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独鹿王、右独鹿王、左显禄王、右显禄王、左安乐王、右安乐王、凡十六等，皆用单于亲子弟也。其左贤王最贵，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而呼延氏最贵，则有左日逐、右日逐，世为辅相;卜氏则有左沮渠、右沮渠;兰氏则有左当户、右当户;乔氏则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车阳、沮渠、余地诸杂号，犹中国百官也。其国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汉武帝执政时期(公元前140～前88年)，有骑督綦毋伣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

  至于匈奴族中卜氏的来源，据史籍《史记》记载，“匈奴部族四大姓之一有须卜氏，其后简改为卜氏。”属于匈奴单于旁支子弟贵族后裔。而“左沮渠”、“右沮渠”都是匈奴屠各部卜氏家族的官员称谓，自先秦时期就已有之，是部族中最重要的官员，相当于汉、唐时期的左宰相、右宰相。“左沮渠”偏重于政令的执行与生产管理，“右沮渠”则偏重于军事管理与战役指挥。其后人渐次以“沮渠”为姓氏，统称沮渠氏。

  自古传说，沮渠氏的子弟都有一种惊人的遗传天赋，那就是对天文地理有天生的敏感领悟力。这个氏族忠实继承着祖辈遗留下来的一道古老遗训，并将其作为凝聚家族团结的精神信条。其遗训就是：“某年某月，上天的使者将持一面雕有蓝眼狼的黄金盾牌来到部落，部落中的人见到盾牌后必须全部随其出征，在天神的率领下进行一场伟大的战斗。”其实，早年的很多匈奴部落中都有这么一条古训，不过大都在漫长的岁月中隐没遗忘了，只有沮渠氏的后人笃信并一直传承着这种说法。

  沮渠氏似乎凝聚了祖辈积累下来的所有天赋，从小就聪明过人。他们从小的志向就是复兴大匈奴，重新使匈奴的蹄声和刀锋驰骋飞扬在祁连南北。他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流传下来的祖先左沮渠的一则轶事：“在某个寒冷的冬天，左沮渠随匈奴突骑队袭击了西汉的一个军事据点，意外地从中得到了一大捆册编。在回到帐篷打开后，他惊奇地发现这就是汉人流行的《大胤历》。当时匈奴族人还没有历法，左沮渠也不能流畅地阅读秦朝人所书写的小篆，但凭着他那种对天文地理的天生兴趣和领悟力，很快就摸索出了其中的历法规律。他仿佛着了魔一般，日夜就着篝火研习，眼睛、鼻子被浓烟熏得乌黑，身旁边的其他匈奴贵族无不嗤笑其是疯子。多年后，左沮渠请求大单于派给自己一支远征队，据传是为了寻找历法中隐藏的秘密。但后来他不知所终，据说这支小小的远征队是在越过汉匈边界时，皆不幸死于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利箭之下。

  后来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西秦国中有散骑常侍沮渠兴国、河湟太守沮渠汉年;北凉国中有敦煌太守沮渠唐儿、镇西将军沮渠旁周。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王朝，有雍州刺史沮渠康等等。

  沮渠氏族人在后来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几乎全部都融入了汉族。但是要注意的是，其后裔子孙所改称的汉姓有很多，诸如沮氏、渠氏、左氏、佑氏、姚氏、麴氏、西氏、相氏、唐氏、李氏、金氏、门氏、蒙氏、乌氏、稠氏、复氏、伊氏、次氏等等。

【迁徙分布】

  历史上代北地区复姓。《郑通志·氏族略》收载，其注云：“本临松卢水胡人，其先为匈奴官，号沮渠，因氏焉。”晋末有沮渠蒙逊，称西河王，号北凉，都张掖。

  匈奴族文化和习俗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匈奴族人有语言，无文字。因史籍《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史籍《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也记载：其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不过，从桓宽的《盐铁论·论功》所说的“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一作卷衣)，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来看，则又似有文字。否则就无所谓“刻骨卷木”之说。而所谓“有以相记”、“有以相使”的提法，也似乎成为无的放矢。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引述西方学者论述西迁匈奴族人情况时说：匈奴阿提拉“与西国使命往来，坛坫称盛，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倘从后两则记载看，则“无文字”之说，似难以成立。但如果断言匈奴族人有文字，则其文字是何种形态，目前又无从解答。此事仍有待于考古发掘来证明。

  匈奴语言，一般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但也有人认为，应属蒙古语族。

  匈奴族人的民间文学非常丰富，民歌优美动人。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为汉膘骑将军霍去病击败，自祁连山和焉支山(今甘肃河西走廊)北撤。此后匈奴族人每过此地，便引吭高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歌词取材巧妙，寓意深远，凄切婉转，扣人心弦，不难从中领略其艺术魅力。

  据载张骞通西域时，曾在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摩诃兜勒”译意为“万岁歌”，有人认为它是匈奴的歌曲。西汉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曾因其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东汉和帝刘肇时，便将其定为“万人将军”所用。足见其影响之深广。

  匈奴族人歌唱，一般都要用胡笳、琵琶、胡笛、“浑不似”、箜篌等乐器伴奏。胡笳是匈奴族人最喜爱的重要乐器。据传它最初是用卷芦叶制成的，后始用木管代替，声音哀怨悲壮。史籍《后汉书·窦宪传》中就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的赞词。琵琶也是匈奴族人经常使用的乐器，汉人刘熙云：“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却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浑不似”，又译“火不思”、“火拨思”。据《元史·礼乐志》中记载，其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可能为匈奴族人所创造。箜篌则似由汉地输入。

  匈奴族人不仅善歌，而且善舞。史书上关于“胡舞”的记载，显然就是指匈奴舞而言。匈奴的舞蹈，从东汉“灵帝(刘弘)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的记叙看，它一定也是匈奴族人民所喜爱的娱乐活动。他们闲暇之时，彼此相聚，载歌载舞，以赞美草原风光。此外，匈奴族人也喜爱走马和走骆驼等体育活动。

  匈奴族人的造型艺术和绘画很有特色。强烈地体现游牧和狩猎生活的现实。在漠北诺颜山以及其它地区的匈奴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些牛、马、鹿头形或体形、及野兽相互搏斗的毡毯、铜饰牌、金叶和银片。有些骨器还绘有精美的兽类图案。在诺颜山“巴洛勒德墓”中，还出土了用粘土制成的马和骆驼，作俯伏状的金马，雕兽形的琥珀球;第1号墓出土了兽头铜像;第6号墓出土了木雕马、鹿，玉雕马、牛、鹿和金制兽像;第12号墓出土了绘有牧牛图案的缎子靴;第23号墓出土了饰有兽头的青铜器皿，用石料雕成的带角牛头等。

  在出土的毡毯中，有的图案复杂，色彩艳丽;有的以各种丝线绣成，制作精细。例如在诺颜山第6号墓内出土的一块毡毯，长两米六，宽一米九五。毡毯上覆有深棕色缎子镶边的彩缎。深棕色的贴边上绣有绿、黄、绯红等花纹。沿贴边，四周有一幅宽二十四～二十八厘米的带小方格的绣画，画面有用绿色丝线绣成的九棵树，树与树之间各有一对以各色丝线绣成的、作互相追逐状的禽兽。其中四对是鹿和鸟，五对是老虎和犁牛。沿着这幅刺绣的四周，还用绿、黄、绛、绯红等色线绣着方形、圆形、叉形和十字形的花纹，彩缎当中是用丝线绣成的云朵。

  中国考古学者195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发掘出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发现兽形的铜饰片及环状、管状铜饰，也是具有重要特色的匈奴艺术品。1962年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速机沟发现的汉代匈奴铜器，其中的铜制立式长角鹿，头微昂，双目前视，长角分数枝，四脚直立，神态生动。还有卧式长角鹿，屈足、昂首、双眼作远眺状，两耳竖起，臀部肥硕，腹部细瘦，背有一道突棱，造型优美生动，充分显示了匈奴族人的艺术才华。

  匈奴族人崇拜自然神，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和祖先。史籍《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族人每年有三次集会：农历1月，诸首领小会单于庭，举行春祭;农历5月，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天，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又言，“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升，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史籍《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农历1月、农历5月、农历9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词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祭拜偶像。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出陇西击休屠王，获其“祭天金人”，就是匈奴族人用以祭祀而制作的。有的学者将“金人”视为佛像，殊非是。

  在诸神崇拜中，特别注重天神。认为天神是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得失均仰仗于天。如果人的行动能顺乎天道，天便会给人赐吉祥。否则，天便要给人降灾祸。因此每当行事顺利时，便称之为“天之福”。例如在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欲设谋于马邑伏击匈奴。

  因汉朝尉史告密，使单于得以脱险。单于在事后说：“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反之，受到挫折时，也认为是天的意志。例如在西汉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且鞮侯单于扣留苏武，禁之于大窖中，断其饮食。会天降雪，苏武饮雪水，吃毡毛，数日不死，便以为天意不使之死而徙居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又如李广利投降匈奴后，卫律串通胡巫杀之。李广利临死时怒骂：“我死必灭匈奴。”不久，连续数月雨雪交加，牲畜死亡，人民疾疫，谷稼不熟。狐鹿姑单于惊惧，便为之立祠室奉祀。

  由于视天神为最高主宰，故凡设重誓或重要盟约时，往往也以天作担保。西汉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匈奴同汉朝会盟，便要汉一起立下誓言：如有先背约者，将“受天不祥”。

  匈奴族人信“巫”。在匈奴族人的思想意识中，鬼神支配着人的一切行动。但鬼神生活在太虚之上，人无法与之直接交往，必须通过“巫”才能窥察其意志。因而在匈奴族人社会中，便有所谓“胡巫”的宗教职业者，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巫”通过舞蹈和咒语来显示鬼神的威权。

  巫除代行鬼神意志外，还兼有医治疾病任务。例如前面提及的苏武，当被拘留时曾引刀自刺，伤重。卫律立刻召巫，为之医治。“凿地为坎，置温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

  巫实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不但在统治阶级实施重大决策时，为之占卜吉凶，还经常出谋画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简单的法律观念。法主要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极严厉。史载其制，“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它是维护匈奴奴隶制国家的有力武器。

  匈奴族人实行氏族外婚制，同一氏族男女不准互相通婚，只有在氏族以外才能寻找自己的配偶。女子嫁到夫家，不仅是丈夫家族中的一员，而且是夫家氏族中的一员，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为了把财产保持在氏族以内”，一旦丈夫死亡，妻子不得与氏族以外任何人结婚。史籍《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风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这种子妻后母、弟妻嫂的习俗就是氏族外婚制的产物，不仅存在于匈奴族人中，在北方其它民族中也广泛存在，是氏族制残余在婚姻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单于挛鞮氏(虚连题氏)与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就是世代相传互为婚姻的，并借以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史籍《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记载“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可为印证。

  匈奴单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有时也将自己的子女许配给邻族王公贵族，借以抬高自己的威望，或驱使对方为自己服务。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为联络乌孙，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以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妻乌孙昆莫。乌维单于为与汉争夺乌孙，亦遣女妻乌孙昆莫。西汉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邱支单于徒居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配康居王，均是明例。

  匈奴族人逝世后，均要实行厚葬。史籍《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族人送葬，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从诺颜山及内蒙古自治区匈奴墓葬发现的随葬物，也充分证实这一点。据说其贵族墓，大的长、宽俱各三十五米，高三米五。随葬物除衣冠、丝织品外，尚有陶器、铁器、铜器、玉器、金银器及各种奢侈品，几乎应有尽有。这种厚葬习俗，发展至十六国时，奢靡之风更盛，前赵主刘曙为葬其父及妻，甚至从各地调集六万工匠，同时操作，费时一百天，始建二陵，“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耗费银钱“以亿计”。正是由于匈奴族人迷信鬼神、相信人死灵魂不灭观念所致。

  此外，匈奴民族的人大多尚左，“其坐，长左而北乡”;轻老贵壮，崇尚勇敢;喜战死，耻病终;行血盟，也是其重要习俗。

【郡望堂号】

  (暂缺)

【楹联典故】

  (暂缺)

  【典故轶事】

  新疆吐鲁番盆地吐峪沟“高昌佛窟”的蒙难历程

  公元五世纪中叶，沮渠氏家族在河西立足不住，遂由沮渠安周率领残部向西迁徙，在吐鲁番站稳了脚跟。

  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沮渠安周在吐鲁番称王，他去到高昌故城东边的吐峪沟开山凿洞，恭身礼佛，因此吐峪沟石窟在南北朝时期非常兴盛，盛况一时。

  进入唐朝时期之后，吐峪沟山谷两岸的佛教洞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保留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唐朝文献《西州图经》残本，对吐峪沟石窟有很具体、形象的描述。人们从《西州图经》描述中可以了解，当时在吐峪沟中随山势展布有重重寺院，它们背依危峰，下临清溪，四周绿树掩映，佛寺、禅院密集，烟火不断，人们在沟谷深处，竟难见星月。佛寺中的高塔，耸人云霄;横跨沟谷东西的桥梁，如彩虹在天。人们返沟谷东西如履平地，毫无攀援、跋涉之苦。唐朝时期吐峪沟这种兴盛异常的宗教氛围，和今天吐峪沟破败寥落的佛窟禅院形成强烈对比，引发人们的不尽遐想。

  可叹今天的吐峪沟石窟寺形象，与《西州图经》中通过文字描述所展示的画面，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不论是耸立雁塔，还是那饮汉彩虹，都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高低错落、依山展布，曾曲径通幽的区区佛寺，除一些残窟断垣可大概指点他们的遗迹外，也早就没有了自己的特征。

  这一切的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遭遇的最初、也是最大的一次劫难，是在约公元十五世纪穆斯林教徒进入吐鲁番地区时期。当时，狂热的穆斯林武士们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视为异端的佛教势力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和打击。这次打击对佛教文化在吐峪沟的存在及活动是致命的，但并没有因此使这一沟谷中的佛教胜迹完全消失，仍然保留了相当大的部分。

  但是，此后的天灾人祸却使这块佛教圣地一撅不振了：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德国文化强盗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公元1860～1930年)就曾描述说，当年他在吐峪沟还见到了一座大型佛教庙宇，它像一个巨大的燕巢似的紧紧依附在近似垂直的岩壁上。而在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发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次强烈地震，使这座庙宇整个堕人了峡谷，再也不见了踪影。

  最早的涉足吐峪沟山谷的一个外国人，应该是沙皇俄国的植物学家、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他是彼得堡植物园的负责人，更是文化强盗。早在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他就到了吐鲁番和吐峪沟，在他回国后发表的考察报告中，除了连篇累犊地介绍新疆地区植物外，还介绍了他在吐峪沟中见到的石窟寺。四年以后的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根据这一线索随后来到吐鲁番的沙俄人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公元1863～1935年)，潜入到吐峪沟石窟寺中，一次就盗走了许多回鹊文、汉文文献及其他佛教文物。

  清光绪九年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著名的考古学家、沙俄文化强盗克列门兹(D. Klementz)也来到吐鲁番地区，他也没有忘记到吐峪沟，在他离开吐鲁番回彼得堡时，同样也盗走了大批“精美壁画”及古代“经卷”!

  从对吐峪沟石窟寺侵扰次数最多，造成破坏最严重这个角度去分析，首当其冲的要数德国人勒柯克和同伴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公元1856～1935年)，其中尤以勒柯克为最。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作为一个研究艺术史的学者，他主张对古代艺术品完整地、科学地认识，应该使艺术遗迹保存在原地;而对一个遗址地点要求得到科学的了解，必须完整地测量地图，绘画遗迹，如实地摄影，完成科学报告等，如壁画等文物学术价值高，也可以进行临摹复制。但勒柯克完全不管这些，对格伦威德尔在一些遗址点上阻止他割剥壁画、敲砸塑像的行为还内心深为反感，因为他到吐峪沟石窟寺来，就是以割剥窃取这里最精美的佛教壁画作为自己最主要目的。正是在勒柯克和他的助手巴塔斯的粗暴行为中，吐峪沟石窟中残存的壁画，又遭受了一次非常彻底的新劫难。

  在这个回环曲折的山谷中，勒柯克还找到了一间封闭的石窟密室，其中封存着不少唐朝时期的佛教典籍，勒柯克将它们满满塞了两麻袋，作为“考察成果”连同其他一些勒柯克自称的“惊人的刺乡品”一并运回了柏林。目睹勒柯克窃走的大量精美文物，格伦威德尔深深感到了它们重大的历史科学价值，因此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他又到吐鲁番、吐峪沟详细进行了测量、拍摄、临摹，以补充原有资料之不足。

  对吐峪沟石窟残酷施暴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是考古学家、日本文化强盗橘端超和野村荣三郎。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这两个出身于本性卑劣民族的家伙受日本西本愿寺的第二代法主大谷光瑞(おおたにこうずい，公元1876～1948年)的派遣，潜入了吐峪沟进行“发掘”，得到了一些佛经;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他们重来吐峪沟后，出钱雇用了三十五名当地农民，分成五组，对二十多个洞窟进行了“相当干净”的搜掠，盗走了大批古代文书、写经、铜佛像、刻花砖等珍贵文物。例如著名的南北朝时期《沮渠·安周写经》，就这样被盗到了日本。荒蛮的倭奴历史，就是这样靠剽盗拼凑成今天的《大日本国史》，如今的韩国也在“沐猴而冠”。

  与搜掠新疆文物有密切关系的，还有英属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校长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公元1862～1943年)，他自然也不会放过吐峪沟。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他先后两次在吐峪沟进行了绘图、测量，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盗掘，然后炫耀地说：“找到了不少好看的壁画和塑像残片，运到了印度……”

  经过这么多次反复的洗劫，吐峪沟石窟剩下的是一种怎样的面目，人们是不难想象的。今天的吐峪沟石窟，依然是一种大劫以后没有恢复过来的悲凉景象。方形、长方形而中心有立柱、纵卷顶形的一层层洞窟，不少窟体还是相当高敞、宽大的。有中心柱的佛窟，塔柱四面有龛。窟、龛之中，本来应该是庄严的佛像和色彩纷呈的壁画，而如今却都是破败零落，偶见的佛像绘画也是残脚断臂，少眼缺鼻，难觅完整的原始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