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氏起源及历史

  嘉姓是中华姓氏之一，读音作jiā(ㄐㄧㄚ)。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嘉父，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通志氏族略》载，郑樵注云：“晋大夫嘉父之后。栾氏党也。”此以字为氏。嘉姓现今人口约九千，排在第七百六十七位，在台湾则没有。

【得姓始祖】

  嘉父、孔父嘉、姬嘉。

  姬嘉： 燕太子丹玄孙。王莽篡汉后，为收揽人心，曾大赐天下，其中赐燕太子丹的玄孙姬嘉为王姓。 东汉王朝建立后，姬嘉后人即全部抛弃王氏，大部恢复回姬姓，亦有人则以嘉字为姓氏，称嘉氏。

【起源源流】

  源流一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嘉父，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左传》记载，周桓王姬林二年(公元前718年)，晋国的“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即翼政权(晋国国内并立的另一位国王即晋(翼)侯姬郄)管理九宗(对吕梁一带游牧民族的统称)的五正(管理游牧民族的官职)顷父的儿子嘉父将晋(翼)侯姬郄从“随”地迎到了“鄂”地(今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而后收拢‘鄂’地的各股势力，成为可以匹敌晋庄伯(曲沃庄伯)的势力。晋国人后来也称晋(翼)侯姬郄为鄂侯。

  自此，作为晋(翼)侯姬郄权臣的嘉父的后裔有以其名为姓氏者，称嘉氏。

  源流二

  源于姬姓，出自西汉时期原燕太子丹玄孙姬嘉，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燕太子丹(公元前?～前226年)，是战国末期燕王喜的太子。秦国灭韩国前夕，燕王喜送其入秦国为人质，以结好于秦国。但太子丹因在秦国不受礼遇，怒而逃归。不久，秦国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燕国地处长城以南，易水之北，在战国七雄中属于国小力微，君臣上下恐惧秦国。燕太子丹则千方百计欲报前仇，但无计可施。

  秦王赢政十五年(公元前231年)，秦国灭韩国。秦王赢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国灭赵国。同年，秦军兵临易水，将攻燕国。燕太子丹在危急之时，通过田光认识了荆轲，欲派其刺杀秦王。他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车骑美女资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次年，他派荆轲为使者，携秦国逃亡燕国的将军樊于期的头连同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今河北涿县、定兴、新城、固安一带)，以请以“举国为人臣”为名，朝见秦王。临行，送之易水，击筑悲歌而别。荆轲刺秦王失败。秦王嬴政派大将军王翦、辛胜进攻燕国，燕国联合代国发兵抵抗，于易水西为秦军击破。次年，秦军再次大举攻燕国，攻克燕都蓟城。燕太子丹和燕王喜逃至辽东。秦军大将李信率大军随后追击。李信兵屯首山(今辽宁辽阳)，使人书数太子丹之罪，燕王喜大惧。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农历10月，燕王喜听从了代国君主的计策，佯召隐匿在衍水的太子丹计事，以酒灌醉，缢杀之，然后断其首，并将其头献给秦军以求和。然而，秦军仍然进兵攻之。之后五年，秦国终于灭了燕国，俘虏了燕王喜。燕太子丹被昏聩的父王所杀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爱国的太子，就把衍水改名为太子河，就是后世太子河名称的由来。太子河也正是因此而成为辽宁省内一条富有传奇色彩的河流。明朝著名诗人韩承训咏太子河诗云：“燕丹昔日避秦兵，衍水今传太子名。渠口远从千涧出，头边近倚一川平。斯干自入维熊颂，如带应同白马盟。向晚渡前争利涉，隔林烟雨棹歌行。”如今，太子丹藏匿的地方已无从稽考了。但从辽阳附近的地理环境看，太子丹很可能就栖息于辽阳市东的沙坨子(今桃花岛村)一带。西汉末期，汉元帝皇后王氏任自己的侄儿王莽为重臣，后掌大司马，以至王莽权霸汉廷，最后于汉孺子婴初始元年(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纂政。王莽篡汉后，为收揽人心曾大赐天下，其中赐燕太子丹的玄孙姬嘉为王姓。

  东汉王朝建立后，姬嘉后人即全部抛弃王氏，大部恢复回姬姓，亦有人则以嘉字为姓氏，称嘉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三

  源于女真族，出自宋朝时期金国特嘉氏，属于以部族名称为氏。

  金国时期，有女真贵族特嘉氏部族，居住在张皇堡一带地区(今山西忻州五台山七级岭)，遂以部族名称为姓氏，称特嘉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嘉氏;由于世居张皇堡，其族人中亦有以地名首字为姓氏者，称张氏，该支嘉氏、张氏同宗同源。

  源流四

  源于子姓，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大夫孔父嘉，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孔父嘉，公元前?～前710年待考，子姓，名嘉，字孔父，春秋时期著名的宋国大夫，他是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官为大司马。宋宣公子力(公元前747～前729年在位)临逝世前，让位于其弟子和，是为宋穆公。

  宋穆公在位九年(公元前728～前720年)，临逝世前又召来大司马孔父嘉，嘱咐他辅帮助将君位还给宋宣公的太子子与夷，并将自己的儿子子冯出居于郑国，免得子冯与子与夷争君位。孔父嘉受嘱，拥立子与夷即位，是为宋殇公。宋殇公在位十年，宋国四处征战十一次，民不堪命。太宰华督偶尔见孔父嘉的妻子“美而艳”，欲谋夺其妻，遂借安宁人民为名，鼓动宋人哄乱，借机将孔父嘉杀死，顺利夺取了孔父嘉的妻子。宋殇公闻知此事后大怒，华督便一不做、二不休，又杀死了宋殇公，将公子冯从郑国迎回来即位，是为宋庄公。此次事件之后，孔父嘉的家人子孙四处迁逃，孔父嘉的一个儿子叫木金父，木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防叔畏华氏家族之逼，奔逃至鲁国，落居曲阜，以先祖之字为姓氏，称孔氏，成为后世孔子的先祖;有一支逃至随国(今安徽六安寿县)，以先祖之名为姓氏，称嘉氏。

  后随国在周襄王姬郑十二年(楚成王芈頵三十二年，公元前640年)被楚国令尹子文率大军所击败，随国被迫西迁至汉东(今湖北随州)，其故地被楚国改为曾国西阳，后又成为楚国的寿春，因此史称其为曾随嘉氏，与孔子世家同宗同源。

【迁徙分布】

  迁徙

  (暂缺)

  分布

  嘉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现今人口约九千，排在第七百六十七位，在台湾则没有。

  今四川省的绵阳市、剑阁县、广汉市，湖北省的随州市，河南省的登封市、邓州市、南阳市，福建省等地，均有嘉氏族人分布。

【郡望堂号】

  (暂缺)

【楹联典故】

  (暂缺)

  【典故轶事】

  关于燕国

  1.燕国

  西周燕国，今京、津及河北北部，召公之封地。自西周早期分封始，地处北方民族的环围之中，曾是周王朝的东北屏障。

  在古代史籍文献里，有关燕的记载甚少，尤其西周时期的燕国，自第一代燕侯起，有八世燕侯无任何文献记载，直至第九世燕惠侯继位时，已是公元前864年。也就是说，西周早、中期历时约二百年的历史，在史料文献中处于空白状态。因此，要了解这一段历史，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的释读尤为重要。

  从考古学的角度界定燕国文化，研究其产生、发展以及与周边文化的碰撞、选择、排斥、覆盖的过程，是对燕国初期历史的一种再现，进而理解燕国对不同族属的土人的统治方式。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北京市琉璃河燕国墓地的“侯”铜器的出土及附近城址的调查之后，史学界便从燕国封地诸多地点的寻觅中摆脱出来，认定琉璃河遗址就是燕国始封地，但就文化范畴方面，又产生了分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所有发掘简报和报告中，皆慎用“文化”一词，多用“燕国贵族”、“殷遗民”等词。最早是天津市博物馆的研究员韩嘉谷，始在一篇论文中用“周人的燕国文化”一词，以显示与土著文化遗存的区别：

  ①指出了燕国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吉林大学的拒马河考古队在流经河北地区的拒马河沿岸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后，使用了“西周燕文化”的概念，将周文化和商文化合成界定为西周燕文化，认为土著文化游离于其范畴之外。

  ②其后，虽有人使用“西周燕国文化”一词。但在文化范畴的界定上基本同韩氏。1992年，石永士等先生撰写了《燕文化简论》，对东周时期燕文化的来源及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周、商碔、北方民族等多种文化构成了燕文化。

  ③1995年8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举行了燕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会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琉璃河城址和墓地进行了再次发掘，视琉璃河遗址的西周时期遗存为燕文化。

  ④从琉璃河墓地1973年发掘开始，至1995年的二十二年期间，随着河北北部、京津地区考古工作的展开，产生了“周人的燕国文化(或姬燕文化)”、“西周燕文化”、“西周燕国文化”、“燕文化”以及“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土著文化(因素)”等相关概念词语，体现了考古工作者极力认识遗物提供的复杂信息、尽量释读考古资料、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美好愿望。

  上述诸多称谓应包含着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⑴.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是一种文化中的最小构成单位，指文化中的一种成份或某种趋向性。如周文化中含“商文化因素”，应理解为商族文化的影响渗透到周文化中，成为周族文化的一个组合部分。这部分“商文化因素”呈现的并不是商族文化的全部，很可能只是少量的几种最富特色的表象，象使用腰坑的葬俗，常见器物中的袋足鬲、簋等。另外，这部分“商文化因素”由于存在于母体文化之外的异族文化之中，必定会产生某些变异，所以，有时，它表现的是商族的趋向性，并非是商族文化的象征。

  ⑵.族文化：

  像“燕文化”、“周文化”、“商文化”中的燕、周等都是民族的称谓，那么，连带的文化就有了族文化的含义。

  在考古学上，文化与族名相连接，需要诸多程序。发现一种有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要确定其地域上的分布范围和年代上的跨度，然后同文献上记载的同时间、同地域活动的民族相对照，完全对应起来之后，才能够冠以某族文化之名。当然，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史学背景，也有先确定文献上的民族，再从固定的地域去寻找考古学文化的先例，但找到之后，在确定哪一种文化与族名相对应时，仍旧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物出发，在考古学文化和历史文献的两个时空框架中构筑族文化的柱石。

  一种族文化确定之后，考古学文化就与创造这一文化的人类共同体相关联。周文化和商文化的确立是考古工作者多年努力的结果。对西周时期是否有燕文化这一问题存在着分歧，当然，这里的燕文化概念未指有特色的燕文化。否认者更多地考虑到遗物中周文化因素的成分，肯定者则更多地看到土著文化因素的渗透。燕国城址和墓地的存在已经证明了燕文化的存在，使用同一座城池、同一处墓地的只可能是一种人类共同体，西周早期燕文化主体由周、商两种文化因素构成，至西周晚期，该城址和墓地所体现的同一性考古学文化的主体仍然不变，早期的其它文化因素有极少量地融入其中。整个西周时期周、商两种文化因素稳定地出现于燕国的一个个遗址中，稳定地共同创造新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既不同于周文化，也不同于商文化，它们的合成状态就是西周燕文化。

  “土著文化”是指他族文化到来之前，在当地长期生存，有自己的文化源流的文化。实际上可能包含有多个不同的族属，是一种存在状态上的称谓，不是某一个部族的称谓，因此，它不应与“燕文化”、“周文化”、“商文化”并列在一个概念层次上。但是在燕国大地上，西周燕文化产生之前，当地只确认出一种考古学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这一名称毕竟是考古学上的称谓，与创造并使用这一文化的人毫无关联，因此，就燕国的特殊情况而言，土著文化已成了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代名词。

  ⑶.国文化：

  国文化是一国之内的主体族文化和其它附属族文化共同的复合体。燕国是西周的分封国，带有强制性殖民的色彩，其统治者是姬姓周人，必然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强行推行周文化，但封地内非同族文化的抵抗也是正常的，周文化也好，张家园上层文化也好，它们只是处在不同的等级层面上，即为统治者所属文化与被统治者所属文化之分。如果仅是从统治者所属文化的角度去认识文化的属性，那么两周时期，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就只有一种周文化，正是由于诸多异族文化的碰撞、磨擦，西周各个封国的文化面貌才异彩纷呈，即使是统治者所属文化的本身也因身处异地而不同于周人本土的文化。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观察西周燕国文化，最初必定是几种文化的复合状态。

  2.燕国文化诸等级层面的区分

  对于不同文化成份的分析一直为燕文化研究者孜孜以求，往往由于划定范畴的差异，导致认识上的偏颇。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划分文化因素，即根据燕国墓葬的区别排列出不同的等级层面，层面之间的差别可以反映其社会地位的不同，然后进一步认识每一等级层面中不同的文化因素。将等级层面作为横剖面，将年代作为纵剖面，使不同文化因素的交往始终呈现在时空框架内，以便更准确地认识西周燕国文化。

  认识西周燕国文化最好的切入点，莫过于北京市的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1986年，城外墓地M1193出土的铜簋、铜卣上发现封燕铭文，证实此地为燕国始封地。

  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包括城址、居址、墓葬三部分，较全面地反映了西周燕国生产，生活的整体情况。燕国都城呈方形，南半部被河水冲毁。东西长约八百三十米，南北残长三百米。城墙的部分地段挖有基槽，大部平地起筑，分为主墙和内外护坡，主墙基宽三米左右，夯打坚实，土质纯净，内外护坡夯打稍差，城外有宽三米的护城河。

  墓地位于都城东墙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发掘将其以京广铁路为界，划分成不同的墓区。北区无大型墓，均中、小型墓，盛行殉人、殉狗的风气。南区中有墓道的大型墓及车马坑集中在西南角，包括已确定为燕侯墓的M1193，除一座大型墓葬的南墓道发现一个人头骨外，没有发现殉人和腰坑殉狗。由于南、北区葬俗的不同，发现者认为北区为殷遗民墓地，南区为燕侯家族墓地。

  由于城址揭露面积小，墓地整体钻探情况不详，只能根据目前已发表的资料进行可能的分析。

  划分层面的标准是根据墓室的大小，墓室越大，等级越高，反之越低。在当时的年代，墓室的面积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只有具备特权的人才能生前住大房子，死后占据较大的空间。基于墓室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写照的原理，在同一墓区内，以墓室的长短、宽窄为依据，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层面。同一层面中有因为葬俗和与燕侯的关系区分出更细的阶层。年代划分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原报告的结论，一是笔者多年的研究成果。

  墓地南区既有墓室长7米以上，带有墓道的大型墓，也有长四～五米，无墓道的中型墓，更有长二～三米的小型墓，也可以说，南区至少可以区分出三个等级层面。墓地北区没有大型墓，其中型墓较南区中型墓小，随葬品也相对较少，其等级应较南区中型墓低。北区的小型墓与南区的小型墓基本接近，即北区的墓葬至少也可分出两个等级层面。城址中出土的有明显张家园上层文化特色的陶器，在墓地中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墓葬，显然是使用墓地的人们排斥的一种文化，应列为另外一种等级层面，社会地位最为低下。总述之，将琉璃河燕国遗址及墓地所体现的文化面貌区分为六个等级层面，体现了燕国人之间社会地位差别。

  ⑴.第一等级层面即燕侯：

  由于M1193出土了刻有封燕铭文的礼器被确定为一代燕侯之墓。M1193位于墓地南区的西南部，周围集中了带有一至两条墓道的大型墓葬，M202、M1046、M1193的资料已经发表，其中M1046虽有车马坑，但墓室长四米二，宽二米八，规模同于中型墓，在此未列入燕侯级别。而另两座燕侯墓的墓室长七米以上，宽五米以上。

  在报告中定为四条墓道，其实所谓四角均有墓道，有人认为不是真正的墓道。经查对，每条墓道长只有四～五米五，其中东北、西南两条墓道底宽六十五～七十厘米，而另两条墓道底宽只三十二～三十五厘米，这么窄小的墓道是不能将燕侯的棺椁抬入墓室的。再者，墓道与墓室相接处深度只有三米六～三米八，其下的墓室还有六米余深，单人上下已十分不便，更不用说抬着沉重的棺椁了。四条墓道中有三条的底部有一或二条凹槽，很象绳子的勒痕，推测是在放置棺木时，在四角用绳子拉住，同时着力，使棺椁平稳地下降到墓底。因此，四角的窄沟是绳索的通道，与墓道的意义是不同的。同一墓地M202的墓道长十二～十四米八，宽一米八五以上，北墓道修成阶梯状，便于人的上下。这样的墓道与M1193的绳索通道有着本质的差别。所以，M1193是一座无墓道的大型墓。

  这类墓葬几乎都被盗掘一空，从中型墓中较多的精美青铜器，可以反证大型墓中原应有相当丰富的遗物。目前只有M1193出土了三件青铜容器，青铜兵器、车马器较多。因铜戈上铸有“成周”字样，青铜容器具有西周早期特点，该墓的时代定在西周的成康时期。M202出土的零散的车马器和装饰品中没有M1193的同类器，无法确定年代。

  青铜容器刻有封燕记事的铭文，兵器上铸有“燕侯舞”的字样，铜容器具有祭祀礼器的性质，“燕侯舞”也是一种武舞仪式，铜容器和兵器从器型、纹饰、使用者诸方面都非姬姓周人莫属。因而M1193的青铜容器和兵器可作为周文化的代表性器型。

  ⑵.第二等级层面即燕侯宗族显贵：

  这类墓分布在南区的燕侯墓区之东距离百余米，墓室长四～五米一，宽二米五～三米七。

  这些墓的葬俗与燕侯墓相同，不殉人，没有腰坑，其中M253的堇鼎、圉碢、圉卣的铭文都记载了这一支系曾作为燕侯的代言人去成周参加周王的典礼，向召公奉献食物等事件，表明他们与燕侯的关系相当密切，其身份应为燕侯宗族中的重要成员和直系亲属，无疑也是姬姓周人。

  M251、M253、M401都出土了青铜觯与M1193同类器形制相同，铭文中又涉及到成周和召公这样时代感很强的地点和人物，发掘报告将三墓的年代定在成康之际是合理的。

  这批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可以作为周文化的又一个代表性部分，其鼎、簋、鬲、碢、觯等器物形制和花纹亦作为周文化因素借鉴。与铜器共存的陶器中以鬲、罐最常见，应属周人用器范畴。鬲基本为正方形造型，分裆;罐多折肩、素面。

  ⑶.第三等级层面即异族贵族：

  这类墓位于墓地北区的西南角，距燕侯墓区四百二十米，其中有两座墓附有车马坑。墓室长三米八～四米三、宽二～二米四。墓中青铜礼器的造型与M253的同类器物相同，年代当属西周早期。

  墓中多存在殉人、殉狗、墓底设腰坑的情况，与周人的葬俗明显不同;墓室较周人显贵小，距燕侯墓区远，青铜礼器不配套，数量少，花纹简单。有内容的铭文记载的是燕侯赏赐事件有;车马坑的两座墓多随兵器。显然是较周人显贵地位低，有征战能力的异族首领。

  青铜容器鼎、鬲、簋、觯等与周人器物形制相同，但其中整体瘦长的觯是周人墓所不见的。此外，随葬陶器中鬲为扁方体，有实足跟;罐圆肩，多有绳纹;出有原始青瓷器;三角缘、器表滚印绳纹，内壁有一周划纹的矮圈足簋则在周人墓中基本见不到。

  有人根据这类墓殉人、殉狗的葬俗，铜器铭文中的族徽的形状认为是殷遗民的墓，也有一定道理。周武王灭商之前，商文化的影响相当广泛和深入，在整个黄河流域都发现有殉人、殉狗的墓葬，无法肯定这广大区域的部族是否都是商人，从琉璃河墓地看，其葬俗不属于周人的部族，器物中显示浓重的商文化色彩，但罐形很难归属商文化范畴。

  ⑷.第四等级层面即周人及异族中的次贵族：

  两区均有，墓室长三～三米七五，宽一米五～二米八。根据分布位置又可分辨出等级稍有差别。

  分布在燕侯墓附近的有六座。M201、M208均被盗掘，除残剩的青瓷豆和少许装饰品可作为西周早期的断代依据外，无其它随葬品能够进一步说明问题。另外三座中的两座为西周早期。M102”，最大，长三米七五，宽二米八，虽被盗扰，仍出土了二十四件青铜兵器及十七件大铜泡。M209的墓室最小，但由于未被盗，出土了较多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包括中型墓中少见的带有铭文的乙公簋和扬鼎。值得注意的是陶器里有一件呈扁方体的矮胖、分裆、袋足鬲，颇具商文化陶鬲风格。属西周中期的M205，是距燕侯大墓M202最近的一个中型墓，出土了相当多的青铜兵器、车马器。这六座墓簇拥着燕侯墓，实行与燕侯墓同样的葬俗，既无腰坑，也不殉狗，推测是周人中的次贵族。个别墓里出现个别的商式陶器。

  分布在周人显贵墓区的有两座。M254、M1093的墓室稍小，除青铜兵马器外，容器只见陶器，从陶鬲较高的足跟、罐类变得矮胖看，年代应在西周中期，M254的陶簋是南区惟一的一件簋，造型为商文化式的，但器表所施四组弦纹又与商簋不同，更有意思的是，该墓填土中殉狗一只，显见是周人接受了某些异族文化因素影响所致。这两座墓的墓室较小，距燕侯较远，墓主身份应稍低于燕侯墓区的次贵族。

  分布在北区异族贵族墓区的有三座。西周早期的M50墓室规格较低，长只有三米一五，宽一米九，却出土了中型墓中最多的青铜容器，包括三件有铭文的铜器，然而没有一件是标明其社会地位的鼎或簋，可见其富庶程度与社会地位极不相称。西周中期的M51、M264(后者位于京广铁路以南，原报告中称为南区，在后面的小型墓中将叙及该墓属北区范围)规格居中，长三米五、宽一米五～一米八，不出青铜礼器，只出陶器。这三座墓的墓底挖有腰坑，有殉狗现象。陶器基本与周人相同，以鬲、罐为主，可见这批人虽然只是地位较低的次贵族，但在葬俗上极力靠近周人。其中墓室较大者，具有一定的特权，如M51出有玉柄形器(该墓地共出两件玉柄形器，另一件出于异族贵族墓M53)，M264出土车马器。

  分布在北区东北角的墓群距异族贵族墓区二百余米，距燕侯墓区就更远了，其中三个中型墓M22、M26、95F15M2均未出青铜礼器，陶器的年代应在西周早期。M26最大，长三米六、宽二米零五，出有兵器。其鬲的形制非常特殊，折沿的沿面略凹，折肩，分裆，三个鸟喙状足跟，裆面布满缠绳工具的按痕。根据笔者对距琉璃河遗址仅三十五公里的镇江营遗址的整理结果，这种鬲当为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一种因素，也就是说在周人到达之前，在这一区域活动的应为另外一种文化，该文化中含有商文化因素。在镇江营遗址中，这类墓头向东，无腰坑，而琉璃河遗址中的M26则头向北，有腰坑，有殉狗，墓中出有两件典型的商文化的簋。在M2周围的中、小型墓的葬式、葬俗及随葬的陶簋都具有典型的商文化特点，所以，这个小墓区当是商文化因素浓厚的人群留下的，M26的墓主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体现出来的风格已是包容了张家园上层文化。

  在北区的最北部，距异族贵族二百米左右的M105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墓，长三米七五，宽二米一，出土了较多的青铜兵器和车马器，铜戈的内上铸有“碤戈”二字，陶鬲为商文化式，墓底有腰坑，二层台上有殉人，从其葬俗和随葬器物看，当与M26属同群人。

  通观第四个等级层面的墓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青铜容器的出土量与墓室的大小不成正比，而随葬有青铜兵器、车马器或玉柄形器的常常是同类墓中地位最高者。M1029、M51、M264、M26、M105等各区代表性墓葬中，M1029的墓室规模和兵器数量胜于后四个墓，并且是距燕侯墓最近者。于是导出三点结论，一是第四等级层面的人为燕国军队的各级统领;二是周人出身的统领地位稍高于异族出身的统领，三是燕侯对异族人的需要主要为充实军队。

  ⑸.第五等级层面即燕国平民：

  这类墓是墓地中数量最多者，墓室长度在三米以下，除M65出土一件铜爵，余墓多以陶器和装饰品随葬，发表资料中有确切墓室记载的有四十二座，只有六座墓出有青铜兵器，推测其身份应是平民，可能包括燕国军队的士兵。

  北区有二十八座墓。其中西周早期墓十二座，为M1、M3、M20、M21、M23、M24、M31、M58、M65、M66、M108、95F15M1，除M65、M66、95F15M1不见殉狗现象外，有九座墓用腰坑殉狗，一座在填土中殉狗，殉狗现象占早期墓的83%;西周中期墓七座，为M4、M6、M19、M32、M60、M1126、95F15M3，其中殉狗者四座，占中期墓的57%;西周晚期墓九座，为M13、M17、95F15M4～M10，只见一例殉狗现象，仅占晚期墓的11%。

  西周早期墓中以鬲、簋、罐为组合的较多。鬲为扁方体，分裆式，有个别的商式袋足鬲;簋为三角缘、矮圈足，器表施细绳纹及折线划纹;罐多圆肩，施绳纹。其中鬲和簋带有浓厚的商文化色彩。

  西周中期墓的器物组合中，鬲、簋和鬲、簋、罐各占一半。鬲接近正方体，弧裆，足跟粗壮;簋变成敞口、素面、圈足加高;罐的变化较小。其中鬲和簋的整体造型已经很难说清是更接近周文化还是商文化，看上去更像是两种文化的融合状态。

  西周晚期墓的器物组合以鬲、簋、罐为主。鬲为正方体，裆变矮，出现沿面有数道弦纹的袋足鬲和足跟鬲;簋在中期的基础上发展成口沿更加外翻，底平缓，圈足细高的形制;罐多素面，变矮胖，器表饰多道弦纹。三类陶器的形态更难分辨出属于某一种文化了。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M1126，该墓位于原报告划定的南区北缘。原分区的标准是以切断墓地的京广铁路线为间隔，但当时使用墓地的燕国人不可能按现代的铁路线划分墓地，墓区间的划定应以墓葬的实际情况为准则。M1126的底部挖有腰坑，内殉一狗，随葬器物中的簋为典型的三角缘、矮圈足、器表饰细绳纹的商式簋。从葬俗和随葬品的情况分析，M1126与周的墓葬完全不同，应归入北区的范围，无独有偶，在M1126左近的东西一线上，分布着两个中型墓，M264的底部也挖有腰坑，殉狗一只，M254的填土中也殉狗一只。M254属燕侯家族墓区的一座墓，年代已到西周中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北区葬俗的影响。仅从M1126、M264的情况似可推断，当时墓地南北区的分界应在今京广铁路之南，南区的北部。因而，整个墓地的四分之三以上划归北区，四分之一的部分属南区。所有的墓无一例有腰坑、殉狗者，随葬品简单，种类较少，均以鬲、罐为基本组合。其葬俗、器物同周人墓，应是周人中的平民阶层。

  西周早期一座墓，M252。鬲为正方形，分裆柱足;罐为圆肩，饰绳纹。

  西周中期七座墓，为M203、M204、M210、M321、M339、M1022和M1124。鬲裆平缓;罐趋矮胖。

  西周晚期六座墓，M266～M268、M296、M298、M341。鬲裆变矮，腹部有飞棱;罐更矮胖，器表饰多道弦纹。

  从葬俗和随葬器物的变化看，西周早期两区变化较大，西周中期趋同，西周晚期已完全一致。

  ⑹.第六等级层面即张家园上层文化：

  1995年发掘琉璃河燕国都城时，在城内文化堆积中发现一种沿外有附加堆纹的夹砂褐陶筒腹鬲所代表的遗存，与墓地中不同层面的文化因素共存，未见单独存在的单位。但1978年城址西墙外的一个灰坑中却单独存在着这类遗存的折沿联裆鬲，小口四系罐，深腹大口碦等。不过，遍观墓地，除一件鬲显示出有这类遗存存在的信息外，目前发现的所有中、小型墓未见一件可确定为这类遗存的器物，大型墓就更不必说。

  这类遗存被称之为张家园上层文化，尽管在城址中一直生息到西周中期，始终未能进入燕国墓地。

  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墓葬在京津唐大地广有发现。如前面提到的镇江营遗址，同类墓葬均为土圹竖穴，单人仰身直肢，头向东，基本无随葬品，个别有随葬品的放置在头部的一侧，有相当数量的成年死者埋葬在自己的小房屋或窖穴之内。几乎所有的未成年儿童及新生儿都葬在房屋周围的灰坑里。而天津蓟县的几处墓地中，多有木棺，单人俯身直肢葬，头向东，一般均有一至二件青铜容器随葬，为鼎、簋的组合，置于人骨头部的一侧，墓主两耳带有金耳环。均与燕国墓地葬俗显著不同，这支文化不仅没有出现在墓地里，到了西周晚期，在城内也销声匿迹，显然也一直被燕国统治者所排斥。

  燕国城址和墓地的六个等级层面的划分，为了解早期的燕国提供了更多的视点：

  ①墓地有大、中、小型墓。每个墓区的小型墓均占半数以上，小型墓中有相当数量只随葬一种陶器或者无陶器随葬，这样的墓主生前也不会很富有。所以，该墓地应是燕国人的公共墓地，并不是只作为贵族墓地。

  ②墓地不同区中聚集了不同的人，随葬器物显示出周文化的、商文化的、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以及其它难以命名的文化因素，据传还出土过青铜短剑，燕文化呈现的文化面貌是多源的。当然，周、商文化是其最主要的两个源头，而其它文化因素逐渐被排挤掉。

  ③等级制度的不可逾越性。周人是第一位的，大型墓是燕侯墓，自然是姬姓周人，为第一等级;属于显贵阶层的稍大的中型墓中，燕侯的宗亲者的墓室最大，随葬的青铜礼器也是配套的，并且图案华贵，等级高于异族贵族;属于次贵族阶层的中型墓，距燕侯最近，与燕侯有某种血亲者，墓室最大;小型墓中，燕侯墓附近的小型墓墓室较大。商人是第二位的，贵族阶层墓中有商文化墓，或与商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的墓。与张家园上层文化等土著产生关联的墓，在同一等级里，几乎是最末等，埋葬偏远，没有青铜器礼器。

  ④商文化是周文化与其它异族文化的中介点。周人墓葬中可以看到商式的铜器和陶器，商人墓葬中可见到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陶器，商人起到了周人与异族联合的桥梁作用。

  ⑤墓地中四分之一的面积是周人的，而四分之三是商人及其异族的，说明燕国之中，周人只是权势极大的少数人。

  3.西周时期燕国态势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周人到千里之外的燕地建国，占据这块土地后又是怎样巩固统治的呢?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只能借助考古资料的释读去了解燕国初期态势。

  ⑴.建燕的年代：

  自从北京琉璃河的调查和墓地的发掘后，考古界已普遍认为该城址是西周燕国初都，但究竟受封于何时说法不一。学者郭仁等认为该城名圣聚，建城年代应早于周初。周初封燕后，周人接管了城池作为燕都。学者常征认为周召公初封地在河南郾城，平管蔡之乱后，于周成王十年迁都于今琉璃河城址，号燕城。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根据天文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封燕之年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即公元前1045年。

  考古工作者于1975～1995年，在琉璃河城址共发现了三座西周早期的墓葬打破了城墙护坡，1975年的一座墓里出土了陶簋，因其资料未发表，很难确定这件簋是否属于西周早期，仅据此就作出此城建于商代，又延伸出为商代古燕国之城的推断还为时过早。

  应当说，琉璃河考古工作的继续开展为封燕年代的讨论带来了转机。1986年的琉璃河第1193号大墓的铜簋、铜卣上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封太保之子克于燕的史实，学者张长寿认为是初封，不是再封。因伴出的铜戈中有两件内上有“成周”二字。1995年清理城内堆积，在西周早期的遗迹内发现刻有“成周”二字的甲骨片，成周营建于周成王初年，燕国的建立也应是西周成王年间的事。

  据文献记载，周公率军镇压管蔡之乱，商王子禄父北奔，禄父原被封于殷墟原地，其地而北即为华北平原，如果当时已建立了周人的燕国，禄父则腹背受敌，不可能北奔。从史籍《汉书·地理志》取考：“殷末，有蒲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在典籍《诗·鲁颂》中记载：“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的记载知齐、鲁二侯国皆为周成王所封。

  商王子禄父之所以北奔，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齐、鲁两国已建立，东奔不可;二是北方无周人，原曾为商之盟族，势力还相当强大，北奔可寻求庇护。由于禄父的北奔，使周成王感到了来自北方的压力，由此建立了燕国，将周朝三公之一的周召公之后人封在那里，“以蕃屏周”。以古文献的记载与考古资料相印证，当知燕国的建立时间要晚于齐、鲁两国，约在周成王后期。

  ⑵.西周燕国文化构成：

  燕侯墓中的铜器铭文曾载，燕侯克就封燕国时，带来了周成王分给他的羌、微等六个方国部族，与周初其它分封国，如鲁国得到的“殷民六族”等意义相同。已有学者考证燕侯得到的六族分布在西至陕、东到鲁的广大区域，有的是周人同盟，有的是周人平乱后臣服于周的东夷诸族。

  周灭商后，将天下分封给自己的同族或同盟，每个被封者都要靠自己的武力来维持领地，尤其是姬姓诸侯被封在完全陌生的、原来曾是商人后方的地方，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必须凭武力才能夺取立足之地，因而，周灭商时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被分解成许多支各自为战的小股力量，仅靠此去夺国是困难的。于是，诸侯只能利用异姓部族的合作，而原曾为商臣的一些小国部族也愿意服事周人以保有贵族地位，最后，分封国的贵族阶层实际上已经成为来源复杂的复合体，表现的文化也是多种面貌的组合状态。

  考古资料所表明的早期西周燕国文化面貌也不例外。如前部分说到的那样，是以周、商文化因素为主，包含北方其它异族文化因素的组合状态文化。之所以用组合状态一词，是因为诸多的文化因素尚未完全的融合为一体，只是彼此趋同。如属周人墓的M209出现商式分裆袋足鬲、M254出现商式的簋，北区异族墓的葬俗上逐渐减少腰坑、殉狗现象，向周人的无腰坑形式靠近。

  周人与异族文化之间趋同首先开始于低等级墓，上面提到的出现商文化因素的周人墓M209、M254是中型墓中较小的，南北区的小型墓在西周中期表现了更大的趋同性，随葬陶器的鬲向低裆发展，罐向矮胖演化，而城址的非宫殿区文化堆积中往往是诸文化因素陶片共出，未见一例某种文化因素单独存在的单位。可见等级越低的人们越容易沟通。

  不同种的人类文化聚合在一起，经过一定的时间，就像江河的支流汇入主道一样，最后必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新的文化。西周初年的灭商、分封等重大历史事件造成了不同种文化聚合的机会，促成多种文化汇入周文化，形成不同风格的齐、鲁、燕、晋等新的诸侯国文化。新的文化生成之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周王朝从兴盛走向衰亡也是历史之必然。

  ⑶.西周燕文化：

  燕国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聚集了诸多不同种文化，诸文化因素的渗透酿成燕文化。从琉璃河附近之镇江营遗址的情况看，西周中期已有一种周、商文化因素合体的文化覆盖了异族文化。这种合体现象体现在许多器型上，如鬲的整体为商式造型的袋足，却附有周式的矮小足跟，如簋虽有商式的敞口外形，口沿、器表、圈足都发生了变化，周人是不使用陶簋的，也许是受商人铜簋的影响。文化合体的结果，使遗物产生群体的变化，我认为应将这些变化后的遗物群体称之为西周燕文化，与此相关联，创造这一文化的人类共同体业已形成。

  西周燕文化在北京琉璃河燕都城遗址、镇江营遗址、昌平白浮、河北满城要庄均有成组器物出土。其陶器中商文化因素显然强于周文化因素，如大量出土商式袋足鬲，如四系罐、三角划纹簋的普遍存在等等。埋葬习俗上更接近商文化风格，满城要庄和昌平白浮的中型墓均有腰坑，要庄的二层台上也殉有一狗。在随葬品方面，要庄的袋足鬲多于足跟鬲，商文化特色更浓重，昌平白浮墓陶鬲的足跟为周文化因素，口沿起泥条凸棱又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同墓的青铜短剑、头盔、刀等兵器则为北方某些民族所特有。总之，西周燕文化中，商文化因素最重，周文化因素次之，并间或显示出少量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及北方其它民族文化因素的存在。

  这种文化表象与燕国墓地中周人占据面积很小的情况相结合，透视出燕国社会背景的某些方面。周人在燕国只是少数，又多属高等级人物，不可能直接与下层接触，其间所借助的中间力量是商文化色彩浓重的原商人旧臣。商文化在其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中，广泛地播下了文化传统的种子，最终成为燕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周人虽然在意识上歧视、排挤张家园上层文化等北方民族文化，但无法控制商人旧臣与当地土人的接触，当土著文化强大起来之后的春秋时期，就连周人也无法拒绝土著人的加盟了。

  ⑷.燕国重视武备：

  燕国建立之初，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华北大平原，西有巍峨的太行山，时有山地民族侵扰，东有渤海海浸和黄河故道的滚动所造成的沼泽地带，道路不畅，平原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无险可守，南面是商人腹地，商人复国心盛，不可能帮助周人，北面是曾保护商王子，与周人抗衡的商旧臣。周人率军越过广袤的商地，远离王畿，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燕国初立，战事频繁，平定领地内的土著，抵抗北方民族的侵扰，均凭武力支持。从燕侯墓中随葬多件铜戈、戟、护面和车马器，以及中型墓中有兵器、车马器者墓室较大，等级较同类墓高的现象也可看出，燕侯本人尚武，手下贵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军事统领。

  燕国是周王同宗，召公是周朝重臣，燕国在北方要比其他分封国(如蓟)等级高，是北方诸侯中名正言顺的统领，不仅可以发号施令，还可以凭借武力强行占领，但是燕国所面临的北方民族也曾十分强盛，因而时有冲突发生。到西周中期，燕国势力已跨过永定河，在京西的昌平落脚，昌平白浮燕墓，随葬品中日常容器相当少，大部为兵器、车马器，其M2为一女性，仅随葬的各种青铜戈就达十五件之多，另有戟六件，加上剑、斧、盾、矛等共三十七件，还有车马器三十三件，而铜、陶容器总共只有三件，可见当时的武力在人们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