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战役

在79年前的今天，1941年5月7日(农历1941年4月12日)，中条山保卫战。1941年(民国三十年)5月至6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1战区部队在山西省南部中条山地区对日军第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晋南战役又名中条山保卫战，1941年春华北日军在对太行山的八路军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之后，迅速回过头来、集中了七个师团的兵力，向蒋介石在黄河以北的最后地盘——中条山进攻。5月7日，日军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向中条山区发起进攻。在中条山东侧，日军第35、第2l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一部，由泌阳、博爱分两路向孟县、济源的中国守军第9军阵地猛攻，飞机狂轰滥炸。第9军阻击后，于8日夜放弃孟县、济源，撤至黄河北岸封门口既设阵地。9日，日军增兵后再次发动猛烈进攻。第9军与日军激战至10日晨，封门口阵地被突破，遂向西转移至济(源)垣(曲)大道南北地区夹击日军。11日，第9军主力奉命在关阳、狂口南渡黄河担任河防，留一部担任掩护任务，后分散开展游击战。12日晨，日军第21师团主力沿封门口西进至邵源附近，与由垣曲东进之日军第41师团一部会合后，续向横河镇方向攻击；第35师团于10日突破守军龙王窝阵地，沿黄河北岸向西突进，于12日占领并封锁了黄河北岸各渡口。在中条山北侧，日军第33师团主力，于7日下午在董封东西之线向中国军队第98、第15、第43军阵地发动攻击，于8日拂晓突破第43军18盘阵地后，继续南进，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六祀均在激战中殉国。守军顽强抵抗，与日军激战至12日，仍坚守阵地，并全歼侵入董封的日军一个大队。13日，日军得到增援，攻陷董封。守军第98军、第93军第lo师、第15军奉命北进，遇日军阻击后转移到横河镇东南地区，第98军一部到达沁水以北；第43军西移被围于云雾山，之后向西北方向转移。在中条山西侧，日军第41师团及第9混成旅团，分由桑池、横岭关发起进攻，以中央突破的战法直指垣曲。中国守军第43军、第17军奋起抗击，由于日军兵力绝对优势，正面阵地于8日晨被日军突破，被迫向东转移。日军遂向垣曲突进，是日黄昏，垣曲失陷。9日和10日，日军由垣曲分路向东、西推进。东进之日军于12日晨进至邵源，与济源西进之日军会合后，又向北攻击第14集团军。日军第36师团主力、第37师团及第16旅团各一部，由闻喜、夏县向张店镇以东的中国守军第3军和第80军阵地猛攻。守军与日军激战至8日，阵地被突破，边撤退边抵抗，于9日退至台寨村附近坚持苦战。日军攻抵黄河北岸后，又返转向北进攻，并于11日开始进行南北蓖梳式扫荡。12日，中国军队第5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主力陷入日军重围，在中条山各山隘内坚持顽强苦战；第3军和第17军分散向西突围。由于补给不足，腹背受敌，各军于当日奉何应钦电令开始向太岳山、吕梁山及黄河南岸突围转移。至20日，第43、第93、第98军分别突围到达稷山、乡宁和沁水以北地区，后奉命留太岳山区游击，与日军周旋。突围中，中国军队指挥混乱，损失惨重，奉命渡黄河南撤的部队，由于沿途遭到日军截击，至6月初，第14集团军总部及第15军军部才脱险南渡黄河整训。第9军新编第24师、第93军等迄20日才渡过河，会战遂告结束。在会战中，八路军应何应钦和蒋介石之要求，进行交通破袭战，开展大规模游击战，牵制了日军，掩护撤退。延伸阅读：中条山战役中共为何没应蒋要求出兵抗日延伸阅读：中条山战役中共为何没应蒋要求出兵抗日本文摘自《读史求实》，杨奎松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读邓野文对中条山战役国共交涉关键的研讨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极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来佐证。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逻辑上显有问题。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中条山战役爆发前的国共关系问题要了解国共两党为何会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意见冲突，仅仅着眼于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两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0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曾经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军事局面，等等。而对理解1941年中条山战役过程中中共为何视蒋介石的要求为恶意，坚决加以抵制，更必须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进行，和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对中共此后的军事政治决策和它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简而言之，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公开的场合，他要求军政领导人向各方解释，说红军不会打阵地战，不会在平原作战，不习惯被集中指挥，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只能独立自主地在山地打些游击战。《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在内部，他则明确地告诉各级领导人，红军不应集中作战，尤不应“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应“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以便分散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61页。他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也是：第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第三，红军的主要任务应当放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方面，而不应放在作战方面，“因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3、5354、44页。1937年8月2225日，毛泽东曾在张闻天的支持下，专门在陕北洛川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上述方针来统一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从他的各种谈话和指示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国民党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变为蒋之属下”，尤其是“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44页。他坚持一要独立自主，二要只作山地游击战，中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扩大红军”。虽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都坚持应当立即使主力部队投入战争，并相信红军能打大仗，不同意放弃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不同意警觉性过高，认为红军的保存发展也要靠打胜仗、树声威，但是，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用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与会者通过了相关的决议。他们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免不会“含有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再加上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承认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一旦离开陕甘，不仅“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而且蒋介石万一拒不承认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导权，届时势必进退失据。据此，会议达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基于革命的基本利益，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放在第一位。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出动必须根据两党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况，分批出发，出发后亦应首先着眼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7页；《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蒋介石9月22日公开发表声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和基本上认可了中共主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猜疑明显减少了。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更进一步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路线，洛川会议的方针受到修正，但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再加上日军推进迅速，中共军队很快变成敌后武装，亦只能背靠山地在敌后农村展开活动，因此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面来了。由于敌后农村异常空虚，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共军事主力，如八路军很快就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参战时的34万人，一跃而发展到12月的92万人。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到1939年春，更发展到22万人。到1940年6月，连同1938年新改编的新四军，中共正规部队几乎发展到50万人之多。其控制范围，从陕甘宁辖区十几个县的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十个省以上的地域范围，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创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抗战政策的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并见《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到1940年春夏，毛泽东就已经在“苦心思索”，年内如何再扩军30万，1941年争取达到100万，以及“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的问题了。《毛泽东关于如何争取军队的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6月26日。中共兵力和地盘的急剧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当政的国民党。还在1939年初，它就已经深感危机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的秘密决定。之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接连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重要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共无限制地扩大军力和地盘。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会日渐加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转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达成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转向。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就对国民党抱有强烈戒心的毛泽东的形势判断。鉴于国民党突然加强“防共”、“限共”行动，国共关系骤然紧张，习惯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蒋介石当局此举可能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有关。他开始判断，国民党采取“防共”、“限共”措施，是追随英、法资产阶级政府反苏反共的结果。由于共产党从来相信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是必然的，毛泽东因而推测国民党“防共”、“限共”多半是它想要勾结日本或投降日本的一种预演。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国民党所以要加紧反共，“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不反共则不能投降”。他因此断言：“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6、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