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遭厄运

在63年前的今天，1957年7月5日(农历1957年6月8日)，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遭厄运。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他根据1953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和以后几年人口增长的情况，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同年，在29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10个县进行普查，另有35个县只查一区、两镇、58个乡、9个村，共有3018万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但是，从1953年以后的社会情况考虑，人民生活改善，结婚人数增加，孕妇产妇和婴儿得到福利照顾，老年人死亡率降低，国内秩序安定，以及人们思想上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残余影响等等，马寅初先生估计“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以6亿为基数，每年以千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一切有识之士，不能不认为这样增长下去是太可观，太快了。因而，马寅初先生认为，为了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加速资金积累。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该降低消费比例，这就必须把人口控制起来。同时，为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扩大轻工业原料的来源，提高粮食的消费水平，以及为促进科学研究事业，他认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应控制人口。马寅初先生在做了以上各点的分析说明以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建议在1958年至迟在1963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5年中或这10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中，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二)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如果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以上就是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尽管现在来看“新人口论”在理论的周密和深度上以及对问题的阐述上，还有某些不足、不完善、甚至某些不确切的地方，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重读“新人口论”，仍感到甚至更感到它的直接现实意义。如果从那时起，能像今天这样真正地重视这个问题，能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本着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本着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来宣传它，恐怕20多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不至有这么快，困难也不至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遗憾的是，那时没有这么做。相反地，对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却大加指责，大加批判，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当时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一顶帽子是：马尔萨斯主义。根据是：“新人口论”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不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分析人口问题，而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性欲、数量、质量、生殖率，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否认了“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它谈论了人口的质量问题；谈论了人口和粮食的关系问题；等等。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二顶帽子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人口论”中说：“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950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又说：“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7册第151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今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100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1200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马寅初先生认为，这就难免发生副作用。因为，“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1200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三顶帽子是：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由于理论宣传片面，实际措施不力，致使我国人口迅速增长。马寅初是浙江嵊县人，1882年生。早年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并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著名的民主战士。194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冲出国民党统治区，经香港进入解放区。全国解放以后，马寅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务，在发展我国文化教育和经济事业方面作出了贡献。1979年9月14日，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宣布了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