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废除中医案”事件

在91年前的今天，1929年2月23日(农历1929年1月14日)，民国“废除中医案”事件。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医在中国大行其道。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时代背景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医在中国大行其道。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1916年，余岩(余云岫)撰写《灵学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余岩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但无论是1920年的余杜之争，还是1922年之余恽之争，均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难以冷静与客观，而西医界之激进人士对中医界之批评更近乎苛刻。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词日趋激烈。故1925年以后，中西医界的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主要经过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当时的医界名流共14人。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随后，该提案写入2月25日的会议记录。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1929年为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晋京请愿代表团合影废止中医的原因民国17年“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余岩倡议，理由有四：一、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合实，此宜废止，一也。二、“其临床独持桡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腑，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侯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三、”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堪定病类，预防疾疠，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四、“人类文化之演进，以在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所谓绝地天通者，抗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北伐后)方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乃日持巫祝纬之延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心米比疟等说以教病象，阻遏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故“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上，卫生行政事业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采取断然措施”主要内容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后续历史事件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中央卫生会议所通过的议案及余岩之提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以陈存仁、张赞臣为代表的上海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中医界的反击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在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处于风头浪尖上卫生部长的薛笃弼，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故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他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至此，民国时期立法废除中医的运动宣告失败。历史意义余岩为代表的西医废止旧医之最重要理由，乃为中医不合近代科学。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时代洪流中，只要中医理论在科学上没有根据，中医理论不能以科学来解释，也就无法得到科学的承认。得不到科学承认的中医，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便会受到怀疑，中医的生存危机便难以得到根本消除。故此，在围绕中医存废之论争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政府及西医界以中医需要改良、中医需要科学化为由，向中医界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中医向科学化迈进。即使是那些不赞同废止中医者，也多主张中医应该改良、整顿、革新，应该科学化。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这样，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同时，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中医科学化的实质，就是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科学原则整理中医理论，将中医纳入到近代科学体系中。由于中医理论体系的不可证伪性，中医科学化的道路是狭窄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中医中药，几乎没有在国际学术界得到认同，作为药品在注册的中药品种数量在目前仍是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宣传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