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不光是体力活,还靠脑子。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哲学家才懂哲学。兵法里面也有哲学,很深奥的哲学。哲学是什么?是从所有知识,比其他兵法更有哲理,特别是在行为学上,有很深的理解。但任何哲理,离开它所依托的各种实际知识,讲滥了,讲玄了,就是狗皮膏药、万金油。
历史上,文人读《孙子》,寻章摘句,多停留于字面,思想深度不够。近代不一样,文人改攻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很多人都注意到,它很有哲理。从前,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不收《孙子》,现在大家都承认,兵法和哲学有很大关系。其实,《战争论》也和哲学有很大关系。这方面,可以开掘的东西很多。
我的看法是,《孙子》是高屋建瓴,层次高,很有哲学味道。但越是层次高的东西才越不能乱用。登高要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下楼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朝下走。你要把理论付诸实用,就得从理论的百尺高楼,慢慢走下来。任何哲学,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都不能一竿子插到底,中间要有层次转换。兵书虽讲实用,也不能从最抽象的谋略一下子就跳到具体的实战,中间要有实力、制度和技术的支撑,没有这些环节,一环扣一环,非常危险。现在的拓广也一样,必须有层次转换。没有层次转换,什么都玩兵法,太危险。
中国的军事传统是重谋轻技,照搬兵书,危害尤大。
教条主义者不一定都是读书人,而只是误用书本的人。读书人可能误用书本,不读书的人也会误用书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经常是相互配合。读书人带着不读书的什么都扯上一个用字,借这个用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胡说的和能胡干的结合起来,危害最大。
古人说,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好兵书不一定是最能打仗的人写出来的,最能打仗的人也未必写兵书,写出来也不一定精彩。很多人都分不清书和用的关系。
《孙子》很重要,放在世界军事文化中,地位很突出。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声音太小,引起重视,还是在冷战时期。
《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格里菲斯的译本,前面有个序,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写的。这个序言,我把它翻译成中文,译文的题目是我加上去的,叫《回到〈孙子〉》。
序言中,哈特说《回到〈孙子〉》,和毛泽东有关。格里菲斯翻译《孙子》之前曾编译毛泽东论游击战的文章。哈特说,正是在核武器时代,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作为军事大国崛起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孙子》,需要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哈特的话,我爱听,但不至忘乎所以。我们要知道,《孙子》的大出其名,还是乘时而起,乘势而起,它和毛泽东的军事成就分不开。《孙子》是沾毛泽东的光,但毛泽东重实践,并没把《孙子》当回事。
毛泽东,本来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一介书生,没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但用兵如神,没得说。我读过一本《毛泽东兵法》,里面特别提到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
毛泽东重实践,轻书本,反对本本主义,说杀猪都比读书难,但他不是不读书,也不是像很多古代名将那样不写书。
毛泽东的军事着作主要有六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军事家,带兵打仗行,但写兵书的少。毛泽东,不但会用兵,还会谈兵,难怪西方重视他。我记得,李宗仁回来,问毛泽东,我们正规学军事的打不过泥腿子,为什么?你是不是靠《孙子兵法》打仗?他不承认。
毛泽东兵法和《孙子兵法》是什么关系?学者做过考证。井冈山时期,五次反“围剿”,前四次,都赢了,让毛泽东大出其名,但王明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非常看不起这个“土包子”,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对他横加批判,罪名是他思想陈旧,满脑子封建思想,靠《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和《三国演义》打仗。毛泽东是湖南人,曾国藩、胡林翼,他当然熟悉。《三国演义》他也爱读。但靠《孙子兵法》他不承认。
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现在有人去查,他早年还是接触过一点。证据是,第一,他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说,“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第二,他在湖南一师听袁仲谦讲魏源的《孙子集注》,记过笔记,笔记中说,“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
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看来早年还是读过一点,只不过没有仔细读,印象不深,他说没读,也不算大错。但1936年,他在延安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情况不一样。当时,他急需参考书,曾派叶剑英到白区买书,里面就有《孙子兵法》。这本书多次提到《孙子兵法》。他最欣赏的,还是年轻时从郑观应那里听来的话,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新中国成立后,他给人题字,也爱写这两句话。毛泽东读《孙子》,读的是哪个本子,哪一家注,不清楚,但我从他的诗分析,他读的可能是赵注《孙子》。毛泽东有一首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其中有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追穷寇”,来自《孙子·军争》,各家的本子都是作“穷寇勿迫”,只有赵注本作“穷寇勿追”。
毛泽东兵法,除了战法,还有心法。他的诗,里面就有心法。毛泽东最喜欢杜牧的《题乌江亭》,经常给人写这首诗。我记得,章士钊说,他的“友人”能成大事,就是符合这首诗。杜牧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包羞忍耻”是忍,“卷土重来”是狠。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这是老百姓的兵法。该忍时忍,不能气短;该狠时狠,不能手软。
毛泽东并不迷信《孙子》,但他让《孙子》大出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