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元佑前后，朝政变化频繁，官场中人随机而变的也不少，此后大权独揽的太师蔡京，就是一个善变的角色。
蔡京原是依附蔡确的，元丰末，司马光执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 臣僚们普遍担心过于急迫，唯有蔡京如约，在他的辖区内全部复雇役为差役，无一例外。他去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喜，司马光果然喜出望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绍圣初年，章惇执政，他想将差役法全部恢复为雇役法，设立机构讨论，却一直定不下来。蔡京又站出来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章惇欣然同意，就按元佑前的去做，改行雇役法。
对于差役与雇役的取舍，蔡京根本不考虑法的本身是否可行、法的实施效果是否利国利民，全然取决于宰相意愿。司马光在章惇为相之时早已去世，支持司马光的宣仁太后也已归天。“取熙宁成法施行”，当然就“何以讲为”了，还讨论什么？
《宋史》因此评说：“差雇两法，光、惇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那个时候，也有与蔡京全然不同做派的人，例如范纯仁。
范纯仁曾上疏宋神宗评说“新法”，称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提醒神宗“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生怕王安石不知道，此后又将这些意见“尽录申中书”，致使“安石大怒，乞加重贬”。他也与其他“言者”即对“新法”提出非议的老臣一样被贬出朝廷。
哲宗即位，太后听政，司马光为相，“将尽改熙宁、元丰法度”。范纯仁未必全然赞同，归纳起来有几条：其一，对于熙宁、元丰法度，不必尽改，“去其太甚者可也”；其二，关于“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或“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不要急着在几天之内搞定；其三，多听大家的意见，“不必谋自己出”，还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后面一句，说的正是蔡京之类。司马光听不进去，且“持之益竖”。于是范纯仁又说：“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
范纯仁的行事格调，与蔡京明显不同，他不取悦于人“以速富贵”，胸有定识不走极端。对于元丰、元佑的是是非非，此处暂且不论，此二者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小人趋利。蔡京刻意取悦于人，全是冲着这个“利”字去的。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已成执政而且大权独揽的蔡京立309人的元佑党籍碑于端礼门，司马光与章惇以及范纯仁均在其内。司马光是为首的，暂且不去说他，章惇与范纯仁之进元佑党籍碑，却是很有些不通。
章惇在哲宗亲政后为相，打击“元佑旧臣”很卖力，死去的、活着的几乎都未曾放过，怎么也莫名其妙地进了元佑党籍碑？因为哲宗去世时，章惇不赞成立徽宗为帝而遭到徽宗忌恨，仅凭这一条，蔡京也要将章惇刻上元佑党籍碑了，理由是“为臣不忠”。
范纯仁去世时，宋徽宗曾为其墓题写“世济忠直之碑”，将范纯仁列入元佑党籍碑，又置宋徽宗题写之碑于何地？或许是宋徽宗那时忙于嬉戏享乐，懒得管这些“破事”了，正好让蔡京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范仲淹的另外两个儿子范纯礼与范纯粹，也都在那碑上刻着呢！
小人得志，就会另有一副嘴脸的，不信你瞧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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