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下旬，香港各报均以醒目的通栏标题登载了一则消息《军统局特工首脑戴笠被香港警务处拘留》。戴笠，这个掌握着几万名军统特务、世人皆知的杀人魔王、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忌惮三分的军统头子，是怎么被香港警察拘留的？他又为什么从内地跑到香港去呢？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市湖南路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国民党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登台致开幕词，20分钟即告结束。根据事先安排，全体中委会后一起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合影。不想，合影刚结束，正当大家准备离开时，突然从记者群中冲出一个佩带第63号“新闻记者出入证”的人，抬手便朝前排的汪精卫连开3枪，枪枪命中，汪精卫立刻被打倒在地……
这就是被国民党《中央日报》称为“中央极度震惊”的刺汪案。
当晚，蒋介石紧急召见戴笠，暴跳如雷，大加训斥：“行刺者都跑到中央党部来了，你居然事先毫不知情……”他限戴笠3天之内缉拿凶手！
11月8日，《中央日报》以头号铅字登载消息《国府令政法两院严缉刺汪有关人员》。在这些“严缉”的“人犯”中，除了已解散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负责人华克之外，还有被指刺汪案幕后策划者王亚樵。对王亚樵，蒋介石特别头痛，他严令戴笠，限期擒获，捉不到活的就打死。
戴笠奉命，立刻抽调若干名精明强干、武术好、枪法准的人员，组成特别侦查班子，昼夜行动，分别在上海、南京、安徽及西南、两广和香港等地探查王亚樵的下落。不久，特别侦缉组报告戴笠：王亚樵在香港。
3月20日，戴笠亲自带领20名特务从南京直飞福州，在福州登上了开往九龙的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的“海洋号”轮船。
王亚樵，一个民国传奇，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曾任合肥革命军司令，安徽副宣慰使等职。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布“定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内定刚从安徽军阀陈调元部包围中率部逃到南京的王亚樵为津浦线护路司令。王亚樵由孙科提名，以工人代表名义出席了在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奠都典礼”大会。会上，王亚樵发表演说，借奠都典礼之机冒死直谏：“以国家民族为重，毋忘总理遗愿，保障人权，停止屠杀，团结国人，团结所有革命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
蒋介石闻言大怒，会后立即命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但王亚樵的部下反将温剑刚派去的警察全数缴了械。从此，王亚樵和蒋介石结怨。王亚樵在上海工人中颇有威望，便组成了一个有一两千人的反蒋团体，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相抗，曾发动过“北站刺宋（宋子文）”、“庐山刺蒋（蒋介石）”等重大暗杀行动。这次晨光通讯社记者南京刺汪，事先也是王亚樵的策划。
其实，在刺汪案发生之前，王亚樵就已带着一些手下去了香港，住在光明台一号。当时国民党内着名反蒋人士陈铭枢、李济深等也在香港，他们同王亚樵关系密切，在王亚樵抵港时就已向香港总督葛洪亮提出，请他庇护王亚樵。葛洪亮一口答应，并通知了香港警务处勃郎处长。之后，王亚樵同勃郎开始交往，成为朋友。
王亚樵耳目众多，戴笠还未到港，他已知晓。于是，他立刻去见勃郎，告知戴笠将来香港捕人，请其在戴笠抵港后给予“关照”，挫其气焰。勃郎对军统特务一向不满，因为军统局香港站经常在港九地区制造暗杀、绑架事件，令直接负责社会治安的香港警务处大伤脑筋。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出气机会，他当即点头。王亚樵一走，勃郎立刻调兵遣将，精心安排“关照”戴笠的步骤。
但戴笠老奸巨滑。他知道自己手下让香港警方很不满，此次赴港，为防港警找茬，他采取了迂回策略——先到九龙，然后租借了一艘大型豪华游艇，想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作幌子瞒过香港警方，悄悄进港，然后找个地方住下来，坐镇指挥缉拿王亚樵。
游艇转了几个圈后，在3号码头前停下。
“到了，请主任移步登岸。”副官走进船舱大声报告。
戴笠点点头，拎起桌上那只小巧的澳大利亚皮箱。这是他必须随身携带的，里面装着两支不锈钢美制强力式无声手枪。为防暗算，戴笠向来枪不离身，连洗澡也带着手枪进浴室。这次来港，因为时间匆忙，没来得及向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办理临时枪照，所以只得放在箱子里偷偷挟带入境。其实，在香港的军统特务有不少手枪，随戴笠来的20名特务就都没有带枪来，只有戴笠例外。
正在这时，一群身穿深蓝色哔叽警服的英国警察出现在码头上。戴笠立刻感觉势头不对，连忙将手里的皮箱和副官拎着的对调了。
“先生们！”一名英国警官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大声喊：“这里是大不列颠皇家骑警香港警务处的警员在执行任务！请你们出示证件。”
戴笠虽然在内地凶如虎狼，但此时身在香港，面对金发碧眼的洋警官，却不敢道一个“不”字，乖乖地掏出了护照。他手下的喽啰也各自摸出了护照。
戴笠强作镇定，走上前去将护照递给那个警官。
警官看了一眼，脸上露出笑容：“哦，原来是戴先生，久仰大名啊！”说完，送还护照，朝戴笠“咔”地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英国军礼，大声说道：“戴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作自我介绍，亨利·勃郎，香港警务处处长。”
戴笠见对方如此恭敬，心中一喜，但故作矜持，微微一笑说：“呵，是勃郎处长，我们是同行啊。”
勃郎点头：“戴先生首次来港，勃郎作为同行，理应热情款待。现在汽车在码头外恭候，请戴先生上车。”
戴笠不吭声了，觉得不大对头：“请我上车？去哪里却不说清楚。这倒有点像军统在内地捕人的派头嘛！”他不想上当，就推辞说：“多谢勃郎处长盛意。雨农另有急事，改日再登门拜访。”
勃郎继续客气而坚决地请戴笠上车。看着对方脸上那真挚而友好的笑容，戴笠开始动摇了，心想自己是国民党政界要人，谅小小一个英国警务处长未必敢怎样。再说自己刚来香港，未曾干下案子，那两把手枪也不在身边，去一趟也无妨。至于去哪里没说，可能是他们英国人请客的习惯吧？这样一想，他就点头应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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