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被贬饶州的范仲淹接连收到两封信，信是好友梅尧臣寄来的。在信里，梅尧臣送了两首诗，一首是《啄木》，一首是《灵乌赋》。《啄木》诗，提醒范仲淹切莫学啄木鸟，啄了林中虫，反招杀身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灵乌赋》诗，规劝范仲淹要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邑闾”。

作为好友，梅尧臣自然是用心良苦，然而他的处世之道却与范仲淹格格不入，所以，读罢信，范仲淹很快回了一篇同题的《灵乌赋》，掷地有声道：“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将始终坚持一生的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27岁中进士后，先是在地方上任小官，因政绩突出，天圣六年（1028年）被征调入京。不料，入京第二年，范仲淹就摊上了一件大事。

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驾崩，其子宋仁宗年仅十三岁，虽然依制继承了帝位，但因为缺少决断能力，暂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1029年），宋仁宗年已弱冠，按理，该还政了，可刘太后却迟迟没有交权之意。这年冬，适逢自己六十一岁寿辰，刘太后不但要隆重举办寿礼，而且要仁宗亲率文武百官行跪拜之礼。此举，完全不合礼制，然而慑于太后之威，满朝文武谁也不敢言，唯独范仲淹挺身而出，他先是向皇上上疏：“在内宫侍奉长辈，自当用家人礼节，现在却让皇上与百官排在一起，向南朝拜太后，这种礼仪断不可成为后世之法！”接着向刘太后上疏，请其把朝政大权交还仁宗。

对于范仲淹的奏疏，仁宗认为有理，就简化了拜寿仪式，刘太后则气得七窍生烟，咬牙切齿道出一个字：“贬！”

范仲淹就此被扫地出京，但他一点也不后悔。“功利社稷千秋已，何计生前身后名”，胸贮家国之念，何悔之有？

2、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大宋王朝遭遇了一场数十年不遇的旱灾，随着旱灾肆虐的，还有蝗灾。成群结队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所到之处，不过一支烟工夫，庄稼便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干。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们只能四处去挖野菜，剥树皮。野菜挖完，树皮剥光，没有办法的他们只能以野草充饥，后来，就连野草都没有了。如果听任情况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闻听灾情，范仲淹忧心如焚，他当即伏案书写了一份奏疏，然后马不停蹄呈送给宋仁宗，请求朝廷派人视察灾情。尽管奏疏中把灾情说得十万火急，但宋仁宗并没有高度重视，很随便地就将奏疏放下了，“此事，日后再议！”

范仲淹见了，再也顾不上君臣礼仪，趋前一步道：“都火烧眉毛了，不能日后再议！敢问陛下，如果宫中停食半日，该当如何？”宋仁宗一愣，他实在想不到范仲淹敢如此造次，正想发作，可看看义正词严脖子梗得笔直的范仲淹，又禁不住乐了：“都说范卿天不怕地不怕，朕今天算是领教了！好吧，朕这就准奏，由卿代朕去救济灾民！”

捋龙鳞，轻则失职，重则丢命，范仲淹不是不懂这个理，然而民命大如天，心既存民，自然无畏。

3、

景佑二年（1035年），范仲淹出任权知开封府事。到任不久，他便敏锐地发现，宰相吕夷简利用宋仁宗对他的倚重，任人唯亲，把亲朋故旧、门生亲信一个个破格提拔起来，弄得朝政十分糟糕。对于吕夷简的这种做法，范仲淹很有意见。于是，一次上朝时，特意向宋仁宗呈上一幅《百官图》，直言不讳道：“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宋仁宗一向宠信吕夷简，并没有因为一幅《百官图》而对其有任何责罚。

眼看事情就要不了了之，范仲淹的倔脾气又上来了，连上《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和《推委臣下论》“四论”，指责吕夷简“任人不当，以私枉法”。吕夷简大怒，反诬其“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宋仁宗听信吕夷简之言，一道圣旨，把范仲淹贬至饶州。

在饶州，范仲淹失意不失志，他倡农桑，重教化，很快使饶州政通人和。治理有方，没过几年，范仲淹被重新召回朝廷。为了协调他和吕夷简的关系，宋仁宗让范仲淹主动向吕夷简道歉，范仲淹竟一点不给宋仁宗面子：“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言有所依，行有准绳”，不偏不私，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于公于私无憾，当然用不着向谁道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注定，范仲淹一生是孤独的，但正是因为有范仲淹这样的人在，一个国家和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韩琦曾这样评价范仲淹：“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