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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作者为何把西门庆塑成性疯狂

[ 历史故事 ]

《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是部“人间喜剧”式的作品。这部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或许就是以西门庆为中心人物的种种性活动。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万恶淫为首”。因而作者淋漓尽致地写西门庆的性事(变态性心理与性行为),正是从人类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阶级万劫不复的没落和腐败。

有人将西门庆的性疯狂,与以李贽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思潮相提并论,那就更离谱了。

晚明性文化实则有两个潮流。一是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所传播的,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人文主义思潮。李贽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主张率性而行,言私言利,好货好色。但他并非主张淫乱,因为其理论轴心是“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真心”,就是“赤子心”。“夫童心者,绝被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在李贽的影响下,袁中郎、汤显祖、冯梦龙等都加入了这一潮流。袁中郎提出“独抒性灵”,“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三《叙小修诗》。。汤显祖则高倡“至情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玉茗堂文》之六《牡丹亭记题辞》。。冯梦龙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但同时又划分开情与淫的界限,指出:“夫情近于淫,而淫实非情”冯梦龙《叙〈山歌〉》,高洪钧辑《冯梦龙集》第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年月版。。不难看出,西门庆的思想言行与这一思潮,毫无共通之处。

另一个是以腐败的封建当局为代表掀起的纵欲主义的浊流。嘉靖、隆庆两朝皇帝都喜用春药,神宗万历皇帝是个“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昏君。诸侯王的荒淫有过之而无不及,“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明史·诸王传》)就是他们的丑迹写照。上行下效,浊臭熏天。鲁迅曾说:“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靖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页。。

人道:性是生命之光。晚明的两股潮流都未离开性这个命题,但前者是曙光,后者是夜光;前者引人升华,后者诱人沉沦。前者诉诸于精神世界,因而有《四声猿》、《牡丹亭》等美文,以“情”抗“理”:“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非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来呼应那富有思想启蒙色彩的进步思潮。后者则影响着世俗世界,正如鲁迅所言:“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而在当时,实亦时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页。。于是“秽书”(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等小说)、春画(万历版《风流绝畅图》、《鸳鸯秘谱》等为精美的彩色套印)与房中书(《某氏家训》、《素女妙论》、《修真演义》等)盛行一时,甚至“隆庆窖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西门庆正是那纵欲主义浊流中的产物。

十六世纪末的中国,既不是“治世”,也不是“乱世”,而是“末世”,是“浊世”。这是将死的死而不僵,方生的未能发展的时代,死的抓住了活的!两股潮流相生相克,浊流时而盖住清流,夜光时而淹没曙光,腐败时而侵蚀着诗情。这是历史应该转变而未能转变的时代,“有历史而无事变”!用以书写这一页历史的,既不是辉煌的金色,也不是象征绝望的黑色,而是只能以沉闷的灰色作基调,杂以各种中间色。这就是产生《金瓶梅》那个时代的风光。《金瓶梅》的作者未必从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的潮流中吸取了多少营养,因而他不可能写出杜丽娘式的憧憬理想境界的人物,也未与纵欲主义的浊流和光同尘,因而他不是站在西门庆的水平线上去写西门庆,没有将《金瓶梅》写成如《如意君传》之类“专在性交”的“秽书”,而是站在较高的角度,“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页。

不过,人文主义与纵欲主义之间虽有着本质差异,但由于两者都涉及到性,在那灰色背景下,曙光与夜光有时皆呈朦胧,叫人难以分辨。《金瓶梅》研究中时有论者将两者混为一谈,以致视“淫”为“情”。《红楼梦》有正本第六十六回脂批云:“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第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年月版。古人尚且有此见识,今人更当有明确的分辨。

《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是部“人间喜剧”式的作品。这部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或许就是以西门庆为中心人物的种种性活动。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万恶淫为首”。因而作者淋漓尽致地写西门庆的性事(变态性心理与性行为),正是从人类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阶级万劫不复的没落和腐败。而那种从西门庆性事中看到“性解放”的观点,或许有违《金瓶梅》的文本实际,难以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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