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死亡,逃避危难,本是投降败逃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珍惜生命的雅士。学做神仙,设立方术,本是违反法治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大有学问的文士。游手好闲,给养丰厚,本是社会的寄生虫;世俗却称誉他们是有能耐的人。歪理诡辩,玩弄智巧,本是虚伪巧诈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辩士智士。行侠舞剑,喜斗好杀,本是凶暴而冒险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刚强威武的勇士。包庇大盗,隐藏坏人,本是该判死刑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仗义舍身的名士。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奔赴国难,献身君主,本是舍生取义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失多得少的人。见闻很少,服从命令,本是保全法令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浅薄愚昧的人。尽心耕作,自食其力,本是创造财富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没有才能的人。品德优异,单纯朴实,本是正派善良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蠢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办事,本是尊重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胆小伯事的人。打击贼人,止住奸人,本是提醒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奉承讨好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奸诈虚伪而无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是那样地赞美他们;努力耕战而有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却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从私利出发称赞前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听到虚名而尊重这些人,而得到尊重的,一定会得到好处。百姓从私害出发话毁后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受世俗蒙蔽而鄙视他们,而受到鄙视的,一定会受到迫害。结果声誉和赏赐归于私下干坏事、应当判罪的人,而诋毁和迫害却给了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奖赏的人。这样还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事。
古代有句谚语说:“执政好比洗头一样,即使会有一些头发掉落,仍是必须洗头的。”看重掉头发的损耗而忘记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针刺痈疮是痛的,吃药是苦的;因为苦痛的缘故就不刺痈和吃药,就救不了命,治不了病。现在君臣相交,没有父子间的恩泽,却想用施行仁义去控制臣下,那么君臣之间的交往必定会出现裂痕。况且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杀了。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怀抱,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贺,是女孩就杀了的原因,是考虑到今后的利益,从长远利益打算的。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利弊相对待,何况是对于没有父子间恩泽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要君主抛弃求利的打算,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有超过父母对于子女的亲情,也就属于不善于谈论恩泽问题的谎言和欺诈了,所以明君是不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一是能详细地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彰明了,官府事务就会得到妥善治理;二是能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不出偏差,民众就会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官府事务得到妥善处理,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兵力就强盛。结果,统一天下的大业也就随之完成了。统一天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统一天下的目的来治理国家,所以他根据能力任用官员,实行赏罚没有私心。要让士人民众明白,为国家尽力拼死,功劳就可建立,爵禄就可获得;获得爵禄,富贵的事业就完成了。富贵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怀着取得富贵的目的来办事,所以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力、事,竭尽全力。死而无怨。这叫做君主不讲仁爱,臣下不讲忠心,就可以因此统一天下了。
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才会戒惧;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他就会放肆;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他就要横行。把廉价的东西放在冷僻之处,即使是曾参、史{鱼酋}这样有修养的人也有偷窃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闹市中,即使出名的盗贼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觉,曾参、史绍就可能在暗处于坏事;一定察觉;大盗就不敢在闹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国家,多设耳目,重罚罪犯,使民众由于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的品德而停止作恶。母亲爱护子女要倍于父亲,然而父亲严令子女的效果更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民众没有爱心,然而对于民众发号施令,其效果更要万倍于父亲。母亲过分宠爱子女,命令就行不通;官吏运用刑罚的威严,命令就能让人服从。采用威严的略好,还是仁爱的策略好,由此也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寄希望于子女的,行动上是想让他们安全有利,做人上是想他们不去犯罪。君主对于民众,危难时就要他们拼死作战,安定时就要他们尽力耕作。父母怀着深厚的爱,把子女安排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中,但子女却不听父母的话;君主在不用爱与利的条件下要求民众为自己出死力,命令却能行得通。明君懂得这些,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对子女厚爱,子女多数不好,是因为宠爱的结果;父亲不偏爱,常用体罚,子女多数,很好,是因为严厉的结果。
现在普通人家治理产业,用忍受饥寒来相互勉励,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即使遭到战争的灾难,荒年的祸患,仍然能吃饱穿暖的,一定是这种人家;用吃好穿好来相互爱怜,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遇到灾荒年月,卖妻卖儿的,一定是这种人家。所以把法作为治国原则,虽在开始时艰苦,日后定得长远益处;把仁作为治国原则,虽有一时的快乐,日后必定困苦交迫。圣人权衡法和仁的轻重,选择利益最大的一方,所以用法来相互强制,而抛弃仁人的相互怜爱。学者的话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乱国亡身的方法。大凡赏罚坚决,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赏赐优厚,想要的东西就会迅速得到;刑罚重,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要想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和利益相反的东西。违反自己的欲望,怎能不厌恶呢?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必然厌恶动乱,动乱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赏赐一定优厚;非常厌恶动乱的人,刑罚一定很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不太厌恶动乱,也不太想治理好国家。这种人不但不懂策略,也不懂道理。因此判断一个人贤与不贤、笨与智的方法,在于他对赏罚轻重的看法。况且重刑,不单是为的惩罚人。明君的法度是供人度量行为的准则。惩治大盗,不只是惩治大盗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大盗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死囚。对小偷用刑,不只是惩治小偷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小偷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苦役犯。所以说:严惩一个坏人的罪行来禁止境内的奸邪,这才是惩治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因而害怕犯罪的是良民。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重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至于优厚的赏赐,不只是奖赏功劳,还可以勉励全国民众。受到赏赐的乐于得利,未得赏赐的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劳一个人的功业而勉励了国内民众。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重刑会伤害民众,如果轻刑已能制止奸邪了,何苦定要实行重刑呢?”这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言论。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的条件下,奸邪全能得到制止;奸邪全能得到制止,这怎么会伤害民众呢?所谓重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小,而君主给予的惩罚重。人们不想因小利而蒙受大罪,所以奸邪必被制止。所谓轻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而君主给予的惩罚轻。人们向往大利而不怕犯罪,所以奸邪制止不了。所以先圣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山大,所以人们会小心遵循;土堆小,所以人们粗心大意。要是实行轻刑,民众一定忽视它。民众犯了罪而不处罚,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让人犯了罪再加以惩罚,等于给民众设置了陷阱。因此,轻刑正如会使民众不经意而摔跤的小土堆。因而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原则,不是导致国家混乱,就是为民众设置陷阱,这才叫伤害民众啊!
现在的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功颂德的话,而不考察当代的实际情况,说什么:“君主不爱民众,赋税总是很重,于是民众因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导致天下大乱。”这是认为使百姓财用富足并施加仁受,即使减轻刑罚,国家也可以治理好。这话就不对了。大凡受到严惩的人,本来就是在财用富足后才犯罪的;即使财用富足后君主加以厚爱,并进而使用轻刑,还是会走向混乱的。母亲溺爱子女,提供的财货足够他们花用了;财货足够花用,他们就会滥用;一旦滥用,就会挥霍无度,溺爱子女,就不能坚决加以约束;不能坚决加以约束,就会使他们骄横放纵。挥霍无度,家境就会贫困;骄横放纵,行为就会暴虐。这就是财用富足并加以厚爱、使用轻刑造成的祸患。大凡人的本性,财用富足了,就会懒于劳作;君主软弱了,就会放肆地干坏事。财用富足还努力劳作的,只有古代的神农;君主治国手段软弱而自己行为保持美好的,只有曾参、史{鱼酋}。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绍是很清楚的。老子有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在满足之后不再要求什么的人,只有老子。现在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看作老子了。所以夏桀贵为天子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尊贵,富有四海而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宝。做君主的纵然使民众富足,但不能使他们富足得像天子一样,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为满足;那么纵然使民众富足,又怎么能用来作为治国的原则呢?所以,明君治理国家,顺应时务来获得财物,确定赋税来调节贫富;厚赏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使民众依靠出力得到富裕,依靠功业获得尊贵。因犯罪受到惩罚,因立功获得奖赏,而不考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是通往帝王大业的政治措施。
人都睡着了,就不知道谁是瞎子;都不说话,就不知道谁是哑巴。睡醒后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来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他言语,没有本领的人就不能发现;不让他任职,没有德才的人就不能发现。听他说话而责求他有相应行动,让他任职而责求他能把事办成,那么没有本领、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毕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却光凭自己介绍,普通人和乌获就无法加以区别。把巨鼎大案交给他们举,是疲弱还是勇健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官职是试验人们才能的巨鼎大案,让他们办事,是愚蠢还是聪明就区别出来了。所以没有本领的人从君主不检查自己言论中取利,德才不好的人从君主不任用自己办事中取利。君主不检查他的言论,他就自吹善辩;君主不任用他办事,他就自命高明。当代君主迷惑于他的善辩,轻易相信他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这是不等看东西就断定他眼明,不等说话就判定他口才好,这样,哑巴和瞎子就无从得知了。明君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实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功效,这样,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再谈了,虚妄自大的行为就掩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