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氏起源及历史

  标姓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姓氏群体，主要来自侗族，分布在柳州地区侗族同胞中以及与侗族关系密切的苗族、水族、瑶族中。标姓在中国大陆排在一千七百二十六位，在台湾位于第三百三十三位。

【得姓始祖】

  (暂缺)

【起源源流】

  源流一

  源于侗族，出自元朝末期侗(狪)家或峒僚，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八十六岁的标龙吾老先生说，标氏一族原来是元朝柳州路义宁县的地方土司，曾被元朝政府封为柳州路的一路长官，官称为“标”，即管辖九洞之黎民，其后代世袭罔替，就以“标”为姓氏，世代相传至今。(待考)

  隋、唐时期，生活在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民族村社组织组织被称为“洞”或“峒”。唐王朝统治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所以“洞(峒)”又被称为羁縻州峒”。史籍《桂海虞衡志》中记载：“羁縻州峒……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这种记载到宋朝及其以后更为多见。在史籍《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中记载：宋朝在今侗族聚居地区设立了诚、徽二州，地辖今靖州、会同、通道、绥宁、黎平、锦屏、天柱、镇远等县。并将这一区域分为十个峒。杨再思“号十峒首领，以族姓散掌州峒”。

  元朝时期，侗族集中的地区被称为“九溪十八洞”，贵州黎平县地称为“五开峒”。直到现在，黎平、从江两县交界的肇兴、龙图地区仍被称为“六峒”;黎平县岩洞、增冲一带被称为“九峒”;潭洞、地青一带统称为“八洞”。此外，还有许多侗族村寨是以“洞”为名的，如广西三江的独洞、冠洞，龙胜的蒙洞、固洞、湖南通道的上洞，新晃的坪洞，贵州天柱的邦洞、革洞、水洞、石洞，锦屏的彦洞，黎平、从江的顿洞、贯洞、瓜洞、构洞、镰洞，榕江的利洞、朗洞等。总之，以洞命名的侗族村寨是相当多的。

  以“洞”(峒)开头命名的侗族他称，一般说来是与唐宋时期在侗族地区设立的行政单位“洞(峒)”相关，由此而产生的“洞人”“洞苗”等等，则是因其地而名其人，同时也因其名而造成对当地民族他称上的混乱，比如“峒苗”、“洞蛮”等就属这种情况。“苗”、“蛮”等名称多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西南、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侮称，侗族也不例外。同时，在侗族居住的地区内也有苗族分布，所以历史上汉文史籍的著者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混同。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汉族对侗族的称呼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统称为侗族。

  源流二

  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族表特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

  蒙古族表特氏，亦称标特氏、彪特氏，世居喀喇沁(今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Biaot Hala。

  清朝中叶以后，蒙古族、满族表特氏多冠汉姓为杨氏、表氏、标氏等，皆世代相传至今。

【迁徙分布】

  侗族概述

  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的侗族社会

  侗族社会，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由于缺乏史料文献可咨稽考，人们已无法较全面地了解其全貌。但是，从侗族社会的现实生产生活中，从遗留下来的许多侗族习俗中，从流传至今的侗族神话、史诗、传说、故事中，人们还是可以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寻觅到它的大概轮廓。

  如今，在许多侗族地区仍然可见到以村寨为单位的群体性的围山打猎、拦河闹鱼(用自制的毒鱼药将鱼毒晕而捕之，侗语叫“闹”，这样捕来的鱼无毒，可食)等生产活动，其中残存着浓厚的原始渔猎痕迹。如围山打猎中的“见者有份”，群体性聚餐当中的“分串串肉”，大人小孩每人一串)等，都是原始社会时期平均分配方式的残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许多侗族地区仍然保留着村寨或氏族公有的山林段、田地、牧场、河段、墓地、建筑等等，这也是原始社会公有制残存的历史印记。

  这里，侧重描述侗族的原始社会组织结构。

  1.以“萨”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

  侗语称祖母为“萨”，也将古代的女神称为萨神。在侗族人民祀奉的神灵当中，不仅萨神占有相当大的数量，而且最高最大的神灵也是萨神，侗语称之为“萨岁”或“萨玛”，宗教用语称“萨玛庆岁”，即最大的女神，天子大祖母。除了萨岁外，还有“萨样”，即乡人的祖母神，传说她是稻谷之神和酒神;“萨棉”，有人译为龟婆，也有人译成猿婆，传说她是人类的始祖，是她孵蛋而生出了人类;“四萨花林”，即花林四祖婆，她专为人间送“男花”、“女花”，“花”象征人种，均为主管生育之女神;“萨章妹”，亦写作“萨姜妹”，即章妹祖母神，她是洪水滔天神话中，再生人类的女始祖，也是主管婚姻的女神;“萨岜”，主管风雨雷电的女神;“萨高桥”，即桥头祖母，她是护送灵魂之女神。“萨土堆”，土地婆婆，她是主管山林田土的女神等。

  由对萨神的景仰这一宗教信仰中可知，侗族社会也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无疑当以“萨”为中心组成不同的氏族，“萨”既是各个氏族成员的共同祖母，也是这个氏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即族长，是一个氏族群体中最有威望和最有才干的女性。“萨”在这个氏族群体当中，常按年纪的大小而分别被称为“萨玛”(大祖母)、“萨安”(小祖母)。“萨岁”可能是一位最有威望的女性，其他萨神则均为“萨安”，位于“萨岁”之下。

  当一个“萨”系人口发展到一定的数量时，便分化为各个支系。原来处于族长地位的“萨”，对其他支系有统领权。当“萨”变成“茫”(曾祖母)后，因其年岁太大，已无力主持母系氏族内部的各种事务，于是她就让位给她的女儿们了。

  由于侗语称母亲的母亲为“耋”(外婆)，因此，有学者认为“萨”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即是对父亲的母亲的称谓。所以他们认为，萨神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持这种意见的人，没有注意到在当今部分侗族地区，男子到女家上门后，其子女对母亲的母亲仍然称之为“萨”，对母亲的父亲依然称之为“公”(祖父)。众所周知，人类在对偶婚的起始阶段，是男子到女子家中落户的。那时候，是男子出嫁，女子坐家，由女子继承和掌管家业。另外，侗族的亲属称谓，如今仍然保留有母系氏族社会的浓厚特色。由此可见，如今的侗族亲属称谓，有相当一部分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当父系家庭确立之后，人们便将原来对母亲的母亲的称谓改变为对父亲的父亲的称谓。“耋”的产生，表示女子出嫁之风已经形成。所以说，“萨”是女权的象征，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这一名称，不仅具有女始祖之含义，而且代表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形式。

  母系氏族，大概是从排斥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之时开始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之后，便达到它的繁荣阶段。母系氏族公社一般由若干个母系大家族组成，若干个氏族结合成胞族，若干个胞族联合成部落。

  在侗族的亲属称谓中，至今还没有姨表这个称谓，不仅母亲的姐妹们互为姐妹，连母亲的外孙们也互为兄弟姐妹，与父亲方面的房族兄弟姐妹等同。这种传统习俗，与母系氏族社会的胞族集团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从每个氏族或胞族来讲，一般实行族外婚，但从每个部落内部而言，又大都实行族内婚。即一个部落内部的各个氏族可以互相通婚，构成一个相当大的血缘集团。如今的侗族社会，大体上还沿袭着这样的婚姻关系。如果把当代侗族社会的“斗”视为氏族或胞族，那么一个大的姓氏村寨就相当于一个小的部落。同一“斗”内不能通婚，而同一姓氏或村寨内部却可以通婚。这同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婚姻关系没有太大的差别。在中国古代较大的村落中，都有氏族的公共墓地，今日一些比较大的侗族村寨，各“斗”也都有自己的公共墓地。氏族的公共墓地，反映了氏族血缘关系的牢固性。

  按著名学者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描述，照母系氏族外婚制，“本氏族的兄弟姐妹不能通婚，兄弟必须出嫁，在相互通婚的对方氏族女子中寻找配偶;同样，对方氏族中的成年男子则嫁到本氏族来，在本氏族的女子中寻找配偶”。依照侗族的亲属称谓，可以把侗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以“萨”为中心的胞族世系表述如下：

  一世：萨奔茫(始祖母)

  二世：萨奔(高祖母，当为一个姐妹群)

  三世：奔(曾祖母，为众高祖母的女儿群)

  四世：萨(祖母，为众曾祖母的女儿群)

  五世：奶(母亲，为众祖母的女儿群)

  六世：腊(女儿，为众母亲的女儿群)

  七世：贯(孙女，为众母亲的孙女群)

  八世：腊贯贯(曾孙女，为众母亲的曾孙女群)

  九世：腊贯茫(玄孙女，为众母亲的玄孙女群)

  一个女性胞族的世系，到了九世以后，便要另分胞族了。因为到了九世之后，人口众多，原来的母胞族已不可能组织这么多的人来共同进行生产、生活的管理，原来的生活区域也将由于人口的倍增而不能解决食物上的来源。这样，一个母胞族将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从而产生出子胞族。子胞族将离开母胞族或就近谋生，或另辟新区。当众多的子胞族发展成熟之后，他们便在一个共同的较大的区域内联合组成一个部落。而当一个部落发展到原来的生活区域不能容纳之时，新的部落也便产生了。新的部落当由原来部落中几个血缘相近的胞族组成。新的部落一般都居住在离离开原部落驻地较远的地方，其婚姻一般都在新部落内部的胞族之间解决。从侗族民间所流传的“九十九公破姓开亲”的例子，也可推断出母系氏族社会胞族之间的互婚情况。当子胞族从母胞族分离出来之后，他们之间便由原来的禁婚变为可以通婚。它仍然符合氏族或胞族外婚制的规则。后代侗族社会的破姓开亲，所执行的则是“斗”外婚制，同姓而不同“斗”便可以通婚。母系氏族社会的“分族开亲”，执行的是氏族或胞族外婚制，同部落而不同氏族，便可通婚。由此可见，后世的“破姓开亲”，即源于上古时期的“分族开亲”。

  母系氏族的每个胞族，当由多个大家族组合而成。这种大家族，相当于现在侗族社会的“补腊”(房族)。“补腊”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一个“补腊”多包含三至七代的房族兄弟。所以，母系氏族社会的大家庭，大概也由三至七代的“奶腊”(母女)共同组成。如果“奔”作为分立大家庭的根基，那么，一个大家庭将包括曾祖母、祖母、母亲、女儿、孙女五代人。每代人如果按三的倍数递增，那么，一个大家庭的女性人数将达八十多人。如果再加上她们娶过来的丈夫，那就增加到一百六十来人。一个胞族，当含有近十个这样的大家庭，每个大家庭的家长由“萨”的姐妹们共同组成。而每个胞族的首领，也当由每个大家庭的家长共同组成。这就是侗族史学家冼光位所构拟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

  侗族社会的传统婚姻，主要是姑表婚，俗称“女还舅门”。这种婚俗主要是为了维持胞族之间的外婚制，即兄弟的儿子保持与姐妹的女儿为婚。就男女双方的亲属关系来说，与原始氏族社会的婚姻没有太多差别。所改变的是，只是男女双方的嫁娶倒换了一个位置。过去是姐妹坐家而兄弟出嫁。现在是姐妹出嫁而兄弟坐家，因此将姐妹的女儿称为“还门”。从而使原来的女性世系有一半被保持下来。如果把“萨茫”作为第一代出嫁的女子，那么，在父系家族中的女性世系则由始祖母、曾祖母、母亲、孙女、玄孙女等五代组成。她们实际上是以隔代的方式将母系氏族的权利维持下来。

  侗族社会之所以长久地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与这种女性世系传承有很大的关系。在当今的侗族家族里，不仅有父系的血缘纽带，同时也有母系的血缘纽带。这两种血缘纽带，实际上共源于一个始祖母，是一个始祖母属下的各辈份的表兄妹及其子女的共同体。侗族人民至今把“萨岁”祀奉为最高女神，这实际上就是血缘家族观念在宗教信仰上的反映。

  2.以“公补”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

  由于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子在这些生产部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母系氏族社会便逐步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

  侗族的父系氏族社会的结构，是以“公补”为中心，以“补腊”为基础而组成的胞族和部落。鼓楼首先作为父权的象征物而产生，其后才成为部落基层组织的代称。侗族村寨中的鼓楼，由于没有史料可稽，很难确定它产生的具体年代。但从鼓楼的称谓和功用来看，它最初当产生于父系氐族社会。

  如今的南部侗族地区，村寨中一般均建有两座公共建筑，一为鼓楼，一为“堂萨”。“堂萨”与鼓楼多相互对应，中间有一坪地隔开，“堂萨”是供奉萨神之所，有的地方称圣母祠或神母宫。它反映出侗族人民对女性的崇拜，是母权的象征。鼓楼则代表父权，楼内虽没有祖先牌位，但它却作为村寨或氏族的标志，为村寨或氏族祭祖、议事、断案、迎宾等活动之场所。鼓楼最初称为“堂瓦”，其含义就是公房。后来又称为“百”，其含义是用木头堆积而成的房屋，可能是指父系氏族族长的居所。再后来才称为鼓楼。明朝史籍《赤雅》一书中称之为“罗汉楼”。根据鼓楼的最初称谓、功用及其建筑样式，它当产生在较古老的年代。史籍《赤雅》中对“罗汉楼”作了较为详实的记述：“以大木一株埋地作为独脚偻，高百丈，烧色瓦覆之，望之若锦鳞矣，板。男子歌唱，饮取，夜缘宿其上。”其实，“罗汉楼”并非“以大木一株埋地”，而是直接在一株立地的巨大树木上搭楼。如今贵州省黎平县述洞村的五层独脚鼓楼，其前身就是在一株立地的大杉树上挖眼穿榫，搭起五屋高楼。这座鼓楼因为火灾或腐朽等原因，已先后重新修建四次，至今仍为独脚楼。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干栏式”建筑的最初形态，即是在一株或数株大树上直接搭棚，类似于鸟巢，所以古代称这种居住方式为巢居。

  鼓楼的名称及功用，大体沿着如下的图示发生演变：

  氏族社会——称“堂瓦”，为氏族成员公共居处，也是氏族祭祖之所;

  奴隶社会——亦称“百”，为氏族族长居住之所，也是众人祭祀和议事之所。

  款制(封建)社会——称楼或鼓楼，既是祭祖、议事、迎宾之所，也是款组织击鼓聚众和断案之地。

  近代社会——沿称鼓楼，是村寨或氏族祭祖、议事、迎宾、娱乐之所。

  鼓楼通常为男人活动的场所，女人只有在祭祖、集会、迎宾或对歌时才能进鼓楼。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侗族南部地区的好些村寨，仍保留有“穿裙人不入楼”的习俗。由此可推测，鼓楼的产生，当与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有关。当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氏族社会形式开始逐步解体。鼓楼作为父权的象征物也就逐渐隐退到历史的文化沉淀层中，并逐步演变为整个村寨或氏族的标志。如今各地保存下的较为古老的鼓楼，楼门的门坎一般高一米左右，这门坎就隐含有“女人不入楼”的意思。因为女人都穿裙子，跨过楼门很不雅观。每逢重大节日，各村寨在鼓楼坪举行对歌，女歌队所占的位置通常靠近堂萨方向，而男歌队则靠近鼓楼。由此也可以看出侗族社会中母权与父权的对立和共存。

  如果把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特点说成是“男子出嫁，女子坐家”，那么，父系氏族社会的婚姻特点就是“女子出嫁，男子坐家”。侗族社会的婚姻制度，则带有上述两种婚姻制度互相替换时期的深深印痕。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所有的女子均属于舅舅家中的成员，子女只知其母及其舅，而不知其父。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由于女子出嫁，为了保持住原来的血缘纽带，舅家即要求出嫁的女子的女儿反嫁回来，故称“女还舅门”。这种姑表婚制的长期实行，便产生了互相联姻的两大家族，其血缘关系较之原来的母系家族更为亲近。母权与父权通过联姻的纽带而合二为一，就像村寨中的萨堂与鼓楼那样，凝聚着牢不可破的传统的亲和力。在侗族历史上之所以出现破姓开亲，也与传统的血亲观念大有关系。

  由于长期实行姑表婚制，随着人口的逐步增多，原来联姻的两大族群不能不找新的出路，他们共同找到的出路就是“破姓开亲”。与破姓开亲相伴随的就是氏族鼓楼的建立。在历史上，侗族村寨多为一族一姓，就是现今的侗族村寨，也还保留有一族一姓的特点。破姓开亲之后，为表示和划分村寨内部的婚姻族群，氏族鼓楼也就建立起来了。一族一姓的大寨，如果划分为五个婚姻族群，那便要建立五个鼓楼。贵州省黎平县肇庆大寨中几乎全是陆姓，破姓开亲之后，他们以“仁、义、礼、智、信”五字分别作为五个婚姻族群的名称，并兴建五座鼓楼，以标明村内有五个可以互相通婚的群体，即“斗”。广西三江高定村的氏族鼓楼则直接以“斗”的名称作为鼓楼的名称。即楼吴大、楼吴通、楼吴苗、偻吴六雄等。

  女还舅门这一传统婚俗，也反映着母权对父权的抗争。“天上雷公大，地上舅爷大”。所谓舅权，就是母权。女还舅门，一方面表示母权在父系氏族社会中的残存，同时也表示这种婚俗在血缘上的历史联系。这种婚俗的传承，使以“女子出嫁”为特征的父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制度与以“女子坐家”为特征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制度合二而一。嫁出去的女子又以她们的女儿还回舅家，从而使受到削弱的母权又以新的方式而得到了偿。这种婚俗之所以至今仍有影响，当与母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的关系。萨神意识与舅权意识的相互结盟，乃是这种婚俗得以长久传承的思想基础。

  在南部侗族地区，如今仍然流传着的《出娘舅银款》(亦称《出钉耙银款》)，则对舅权意识作了充分的反映：“靠我们的母鸡孵大，靠我们的鹞鹰养大，靠我们的米饭喂大，靠我们的布匹遮大，你是我们的姑表血*，娶你完全是理所当然。娶你不能有半句怨言，娶你没有半文身价钱。我们剩下了你才能成为别人的妻子。表哥断脚断腿你也要嫁，表哥耳聋眼瞎你也要回舅舅家……近亲想丢你也丢不掉，远亲想拉你也拉不到。祖宗定下的姑表婚，我们就该认你为自家人。如果你逃得上天，我就用竹杆来戳;如果你躲得下地，我就用锄头来挖。如果我不娶你，你才可以出嫁，你出嫁时还要交四两四银赎身……”

  侗家的女子，一出娘胎就被认定为是舅家的人。她们本来已属于另外一个家庭，但由于母亲来自舅家，她便得按照祖宗订下的婚俗规定回到舅家门庭。舅权在这里所代表的角色，完全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使者”。只有作为母氏家族的成员，才能以这样的口吻来说话。父系氏族社会种残存的母权，是通过新的代表人物舅舅而得以继承，并以“女还舅门”作为具体的表现形式。回门的女子，不仅带回了源于这个家族的血缘因子，而且为这个家族下一代的联姻铺平了道路，使这个家族的女姓氏系得以世代沿续下来。父系氏族的男子，在女还舅门婚制的作用下，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母权制的俘虏。作为人之父的舅舅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糊里糊涂地把母权和父权一起压在了自己的肩上。

  当代侗族社会的“斗”与“补腊”，乃是父系氏族社会胞族群体内部的组织结构。“斗”，在侗语中的本义是窝，含有众多之意，亦可译为大家。侗族村寨中的“斗”，是由一个由父系氏族发展而成的社会组织，其中包含有数个“补腊”或几十个家庭。“斗”内严禁通婚。“斗”内有公共的田地、山林、墓地和鼓楼，还有代表本“斗”的芦笙队、歌队，讲款队等。

  “补腊”的本义是父子，引伸为包括具有近亲父系血缘关系的数个家庭。大的“补腊”相当于一个氏族，内有族长或受大家敬重的长者，由他们共同处理“补腊”内部的各种事务，如婚丧嫁娶、财产分配、接待宾客、参加诉讼等。“补腊”代表的是一种父子关系，所以不能通婚。从这个意义上讲，侗族社会的“斗”是古代胞族群体的遗存，而“补腊”则是古代家族或氏族的遗存。

  侗族父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大约有五种级别：

  ①家庭——侗语称“兰”或“言”，以男姓为中心，属最低级组织。

  ②氏族——侗语称“补腊”，处于大家庭与氏族之间的过度形态，属低级组织。

  ③胞族——侗语称“斗”，由数个“补腊”组成，属中级组织。

  ④部落——侗语称“团”，由数个或数十个胞族组成，高级组织。

  ⑤部落联盟——侗语称“款”，特大款由数个部落组成，由款首主持事务，属最高级组织。

  “补腊”在父系氏族社会初期和中期，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最小单位。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或封建社会初期，一夫一妻的家庭才具有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在此之前，“兰”或“言”只能作为“补腊”中的一个“成员”，他们没有独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把侗族的“补腊”称为“不成熟的氏族”，即处于父系大家庭向氏族过渡的中间形态。

  “补腊”具有如下社会功能和特征：

  ⑴承担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基本任务;

  ⑵参与政治、军事、文化、公共事业等各种社会活动;

  ⑶属于“斗”的一个成员，服从“斗”的指挥和分派;

  ⑷对本“补腊”的成员有互相保护的义务和职责;

  ⑸在本“补腊”内的男姓成员之间有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

  ⑹有按照父权制排列计算自己的世系的权利;

  ⑺对嫁出去的女子都有保护的义务;

  ⑻对其犯罪或违族规者有共同审判和处置的权力。

  ⑼有按辈份高低和年龄大小排列称呼、受人敬重的权利;

  ⑽有参加操办本“补腊”内各种婚丧事务的义务;

  ⑾有帮助本“补腊”各成员建造住房的义务;

  ⑿有共同接待外来宾客的权利和义务。

  “斗”虽然也具有氏族的一些特征，但“斗”更接近于胞族，因为它是由数十个“补腊”或数个小“斗”组合而成。它的组织结比氏族要大，是组成部落的基本单位。“斗”不是基本的经济组织，它虽然也有公共的土地、山林、财产和建筑物，那是由父氏族分化出子氏族时，为保证“斗”的活动而留下的公共财产。如广西三江境内的“吴通斗”，原住地在距县城十公里处的文村，明朝初年由于受官家所迫，不得不分散逃命，另找居住地。后来虽然分散在五个村寨，并发展成为五个小“斗”，但每个小斗仍保留“吴通”之名，每三年仍集中到原来的住地祭奉原来的祖先。原住地的坟墓，仍属大家共有，每个小“斗”都可以在那里安葬他们的亲属。而且小“斗”之间仍以兄弟关系相待，哪怕其现居地相离很远，仍然禁止通婚。

  “斗”具有如下社会功能和特征：

  ①源于共同一个祖先，有共同的宗教节日及仪式;

  ②有公共建筑物及代表全“斗”的芦笙队、歌队、讲款队等;

  ③有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头人或领导集团;

  ④经“斗”的会议批准，可以接纳少数外族人加入本“斗”的某个“补腊”;

  ⑤作为村寨的中层组织参与各种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活动;

  ⑥负责处理“斗”内的各种犯罪行为;

  ⑦有一处或数处公共坟山。

  3.以“款”为核心的部落联盟社会：

  侗语中的“款”和汉语的“款”，其含义基本相同，都有“互相盟誓，真诚结交”之意。宋巢学者周去非在其所著《岭外代答》中记载：“款者誓也，今人谓中心之事为款，狱事以情实为款。蛮夷效顺，以其中心情实，发其誓词，故曰款也。”

  “款”，作为一种组织形式，通过互相盟誓而交，是侗族社会所特有的。

  侗族的款社会，经历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大约从原始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开始，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才真正结束其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坎坷历程。款，最初可能是从父系氏族社会的互相联姻的胞族联盟中产生。也就是说，侗族的款组织，最早源于原始父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制度。那时候，从每个氏族来说，一般实行族外婚，但从每个部落而言，又都实行族内婚制，互相联姻的各个氏族，通过“互相盟誓”的形式而长久地结成一个相当大的血缘集团，这就是部落。而部落与部落之间，也通过相同的方式达到“真诚结交”的目的，这就是款组织。

  以上推论，可以从当代侗族社会仍然盛行的“为也”(有称为“为丁”或“也嫣”)活动中找到依据：“为也”如今仍是寨与寨或氏族与氏族之间的主要结交方式，而且事先要通过订立盟约确定下来;“为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款组织的规约及有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也”具有群体性的公开谈恋爱方式;“为也”时也常常进行比武活动或切磋武艺。整个“为也”活动，不仅具有联姻方面的内容，而且具有政治、军事联盟的影子。也就是说，款的原始形态，是村寨与村寨或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婚姻联结，后来逐步发展成村寨与村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于是侗族社会便开始进入到以款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结构。

  氏族制度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和人口极端稀少的产物。当氏族一旦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它就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发展到胞族联盟和部落联盟。部落是氏族制度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在每个部落内部，从“补腊”到“斗”再到部落的全部制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由血缘纽带紧紧地捆绑起来的，个人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同氏族制度交融在一起，不需要也不可能越出部落的界限。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促使氏族部落不断迁移和扩大相互之间的交往。由于在迁移和交往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必然引起各部落之间的分化和组合、争战和联盟。氏族之间也就会出现堤坝和裂痕，民族也就不可避免地从氏族社会堤坝的裂口中诞生出来。

  在侗族历史上，当佬、绞、坦三个部落连成一体之时，便是侗民族的诞生之日。侗族的联款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在唐末五代时已趋于稳固和完善。但其形成和发展，则可追溯到更遥远的年代。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在唐朝以前的汉文古籍中，尚未发现有关侗族社会款组织的直接记载。但是，从一些间接材料中不难发现，这种带有民间军事联盟性质的组织，于秦、汉时期已经存在于今日湘、黔、桂边界侗族地区。史籍《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为了得到南越地产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郡，一均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响，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百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百越人皆入薄丛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镡城，包括了今湖南靖州、通道及贵州黎平县东南地区，属沅江支脉渠水的源头;九疑山，在今湖南省江华县，属湘江支脉潇水的源头，番禺属今天的广州市;南野在今江西南康县南以及大余县一带地区，属赣江支脉章水的源头;余干在今江西鄱阳湖南面。当时秦朝的五路大军分别沿赣江、湘江、沅江向南进伐。沿赣江南下的大军进展比较顺利，控制和占据了这一线的百越人领地。所以，生活于这一地区的南百越人自秦朝就起已经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沿湘江和沅水南下的秦军，当他们进入今湘南一线时，由于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再加上当地西瓯、骆百越人的顽强抵抗，只好停止前进，布置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凝之塞，三年不解甲弛弩。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这支秦军为了继续深入百越人地区，则用兵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运河灵渠，以勾通湘江和漓江的水道，使长江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秦军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利用灵渠作为粮道，从而杀死了西瓯人的将领译吁宋。但是西瓯人和骆百越人并没有因此而降服。他们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并消灭敌人，于是改变了战略战术，纷纷躲入薄丛之中，“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使秦军主将被杀，“伏尸流血数十万”。直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才征服了漓江及南越其他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桂林、象郡及南海三郡。可是，沿沅水南下的西线秦军，却始终未能跨越镡城之岭，从而使这一地区的骆百越人得以长久地生存下来。这一地区就是今日侗族人民主要聚居之地。在这一地区居住的百越人，即是今日侗族人民的祖先。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当时那种“相置桀骏以为将”的民主军事联盟，很可能就是款的组织形式，而那些被“相置”(推举)为“将”的“桀骏”者，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款首(头领)。

  到了唐朝，尽管在汉文古籍中仍然未发现有关侗族款组织的直接记载，但是，从史书中所记叙的这一时期侗族地区的政治制度来看，实际上就是款的组织形式，即以血缘为基础，以地缘为纽带，通过互相盟誓而结成一体，由各地大姓首领(胞族头人或部落款首)充任头目，军、政、财权由其自主，不受中央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这实际就是款的政治组织制度。自秦汉至隋唐五代一千余年，中央封建王朝虽已在侗族部分地区设立郡县，但也多为“入版图者存虚名，充府库者亡(无)实利”。

  侗族大部分地区，一直处于“千人团哗，百人合款，纷纷籍籍不相兼统，徒以盟诅要约，终无法度相縻”的原始村社状况。由此可以推断，侗族社会的款组织，自秦、汉开始，到唐末五代，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已由氏族联盟逐步演变为部落联盟。这种由初起的以“互相盟誓”而达到“真情结交”的婚姻联结，便上升为政治和军事上的部落结盟，这就是款的政治组织形式。由于唐末五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方藩政相继割据，从而使侗族地区的款组织也大有用武之地，其中的一部分款首借此机会“称雄一方”。当时据叙州西南(今湖南靖州、通道，贵州黎平东部)的杨承磊，便号称“十洞头领”;其族人杨再思也在叙州南部的潭阳、郎溪(今湖南会同、靖州、绥宁一带)自称“诚州牧”。他们联合其他款组织，曾数次与楚王马殷抗衡，为侗民族的自立和发展，为款组织的巩固和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侗族人民才将杨再思祀奉为英雄神和祖先神。

  唐末五代时期的侗款，已具备了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⑴款的盟誓方式——宰牛歃血，盟誓立碑。

  ⑵款的自治形式——树碑立约，共同遵守。

  ⑶款的活动场所——款坪，以共同树立的无字款碑为标志。

  ⑷款的组织结构——以“斗”或村寨为基层组织;以一区域内的胞族集团为小款，或称“洞”，或称“坪”;以数个小款联合为大款，以大款与大款联盟为特大款，即部落联盟。

  ⑸款的领导体制——由“斗”产生头人;由各“斗”的头人推选小款首;由各小款首推选大款首;由大款首推选全民族的领袖人物，款的高级权力机关是各地大小款首的联席会议。款的最低权力机关是各“斗”的头人会议。

  ⑹款的主要活动方式——立款，即以歃血盟誓的方式订立、修改或宣讲款规款约;聚款，即按款规款约处理罪犯;起款，即组织队伍出征作战。

  ㈢.侗族的社会发展

  侗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到底始于何时?目前现在尚无定论。

  《侗族简史》一书根据宋朝汉文史籍中关于“仡伶”的记载，推断侗族“至迟于宋代就已经成为单一族称而载入史册，迄今已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但这一论断也仅说明族称“仡伶”载于史册的时间，而未能对侗族形成为单一民族的时代加以界定。如果我们将“仡伶”在史籍上的出现与史籍中关于侗款的记载及民间关于侗款的传说联系起来加以研究，那么，我们便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侗族至迟于唐朝已经形成为单一民族而自立于民族之林。

  根据史籍记载，唐末宋初，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已经普遍存在于今日黔、湘、桂边界的广大侗族地区。从《杨再思搭救飞山洞》的传说来看，当时在黔、湘、桂边界的侗族地区，已有“南十洞”、“老三洞”、“飞山洞”等组织名称。侗族形成为单一民族，很可能是从类似于款的部落联盟中发展形成的。侗族形成单一民族后，其主要居住区(或称中心区)，当为靖、沅等州，即今黔、湘、桂交界地区。史籍《宋史·西南溪诸蛮》中记载：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靖州有仡伶杨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吴自由。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仡伶”这一族称及其居住区域的最早记载。其他地方的“伶”或“僮”(侗)，只能在明朝的史籍中才能见到。而明朝的史籍《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也说：峒人在辰、沅者尤多。”

  如果以上推论接近事实的话，那么，关于侗族的族源问题，则大有讨论之余地。

  《侗族简史》一书认为：“侗族，属古‘骆越’的一支”。所列五方面的论据，只有两方面与‘骆越’有直接联系，而其他三方面只能说明侗族先民与整个古百越人有关。另外，《侗族简史》一书还把“侗族先民来自江西之说”断定为“宋元时期迁入侗族地区的汉人”和“明代的屯军”，这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侗族的族源、侗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所经历有几个重要历史阶段：

  1.楚越战争后的散居部落：

  在古代，古百越族群的整体分布，其地甚广。记载得比较具体的是班固《汉书·地理志》中记载颜师古的注解：“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近代学者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记载也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近年来，由于国内对越族史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由于地下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和研究，使人们对古代百越分布的地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陈国强等人在他们合著的《古百越族史》中记载指出：“大量考古出土资料表明，以几何印纹陶器为主要特征的物质文化遗存，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包括海南岛及香港)等省，均普遍发现。此外，在江苏南部，安徽的东部和东北部，湖南的东南部，广东的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台湾的部分地区也都有分布”。他们认为，这些地区即为古代越族活动的地域范围。另外，他们根据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以及青铜器文化，并结合有关的文献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古百越人在云贵高原上的分布地区为“今云南西部、西南部和北部的金沙江沿岸，今贵州乌江以南，云南文山、红河、曲靖地区的一部分及广西左右江地区”。同时，他们根据句吴人与百越人相同的文化特点，认为“句吴人应是越族的一部分”，因此，句吴人分布的江苏南部地区，也“应该划在越族分布区之内”。

  如果上述研究成果没有大的错误，那么，侗族自唐朝以来的住地——辰、沅、靖等夷溪之地，当属于古百越人分布的地区之一。侗族的主体部分，到底是唐朝以前就定居在这一地区，还是自唐朝开始才从外地迁徙于此地呢?这实在是一桩历史悬案。由于缺少确凿材料，要对此作出结论还为时过早。

  但也有迹象说明：楚越战争之后，今黔东南和湘西南一线已属楚巫黔中郡。此时此地是否仍有百越人居住?据秦朝史料记载，应当作出肯定的回答。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王朝派“尉屠睢将楼士南攻百越人”，“发卒五十万，分为五军”，其中一军进入湘西南“驻镡城之岭”(今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由此可以说明，秦朝及其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镡城及其以南地区为百越人居住区。侗族的主题为古百越人的后裔，如今大部分又正好居住在这一地区，这大概不会是一种巧合。

  从以上几方面的情况综合考虑，人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秦朝及其以前，在辰、沅、靖等州居住有侗族先民，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是越楚战争后迁徙而来的古越国的散居部落，很可能是“走南山”的百越人中的一部分。

  2.与夜郎国的渊源关系：

  夜郎国，汉初兴于豚水，即今贵州北盘江流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写道：“郁水，即夜郎豚水也。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水出，今竹王水是也。后唐蒙开□□，斩竹王首，夷僚咸怨，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祠，帝封三子为候，及死，配父庙，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关于竹王的传说，最早见于《华阳国志》。郦道元的记述，基本上与《华阳国志》的记叙相同。史籍《水经注》还记载：“豚水东北流经淡藁县东，经□□郡且兰县，谓之□□水。”“存水(豚水)，出楗为郡郁鄢县，东南至郁林定周县为周水(今红水河)”。

  后世关于竹王的传说及竹王庙的分布，多与“僚”的分布有关，如史籍《太平御览》引《广志》写道：“僚在□□、兴古、郁林、交趾、苍梧……”此外，蜀也有“僚”。史籍《通典》中记载：“蜀本无僚，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万余落，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

  史籍《广志》所说的“僚”族的分布地区，在汉朝以前均为百越人的分布地域(主要是骆越部分)。骆越分布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部和西南部、广东西南部、越南北部，云南、贵州、广西接边地区等。秦置象郡大抵包括了骆越分布的范围。这些地区，至东汉以后骆越各称才逐渐消失，而代之以“僚”或“俚”。而夜郎国地，在夜郎之前有“越王□□”之称。在典籍《管子·小匡》中记载：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由此可见，其时“越王□□”乃是南方的一各较大的古国。因此该地有百越人分布，故称“越王□□”。当代诸多学者，如尤中、潘世雄等，从语言学、历史学、地名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综合研究，对夜郎国的族属问题提出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古夜郎人与古百越人是有渊源关糸的，特别是与先前的骆百越人和后来的僚人关系更密切，百越人是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是夜郎国的缔造者。这些学者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史籍《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蜀贾人对汉番阳令唐蒙说：“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同书《南越列传》又说“赵佗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两相对照，即可知自夜郎至桐师一带，为西瓯骆的分布区。

  史籍《逸周书·王会解》有“路人大竹”的记载。清朝学者朱石曾在其所著《逸周书集解校注》中记载认为：“路”音“骆”，当是骆越。史籍《吕氏春秋·本味篇》亦有“骆越之菌”的记载。这里的“菌”是指竹笋。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初“兴于豚水”的竹王与骆越有渊源关系。

  综观百越的历史，战国中期以前，活动的重心在中国东南。他们在那里创造了色彩斑斓的几何印纹硬陶文化和青铜文化，建立了称霸一时的吴越强国。楚灭越后，东南部的百越人大部分往南迁移。所以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说：“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后五世为楚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其实，战国末期以降，百越人的活动重心已转到南部和西南部。秦汉时期在南方和西南地区，组成了势力大于东瓯、闽越的南越王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政权，如西瓯、夜郎、且兰、句甸等，并在这些地区创造了以铜鼓为代表的灿烂的青铜文化。

  夜郎国在当时的诸候国中不仅势力较强，而且疆域较广。史籍《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夜郎最大”。唐蒙上书武帝时，说它有“精兵十万”，能迫胁“旁二十二邑”。正因为如此，才受汉封予王位。

  今日侗族聚居区的古代居民，据史书记载，秦为“黔中蛮”，汉为“武陵蛮”，魏晋南北朝为“僚”。到了唐朝，除“僚”之外，还有“僚浒”或“乌浒”之称。自宋朝以后，此地居民的称谓更为复杂，其中有“仡伶”、“仡偻”、苗、瑶等等。到了明朝，才有“峒(硐、洞)人”或“洞蛮”之称。清朝则多称为“洞民”、“洞家”或泛称为苗。由此可知，这一地区自秦朝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僚”是侗族的先民;“仡伶”是侗族的自称;而“仡佬”、则是“绞”，“坦”的前称，他们都是侗族的不同支系;“峒人”或“侗家”则是汉族对侗族的称谓。

  史籍《柳州府志》中记载：“怀远县(今三江侗族自治县)本□□夜郎地”。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夜郎县”之称，史籍《晃州厅志》中记载“厅治东接龙标，西驰骆越”。晃州之西，即今玉屏、岑巩、镇远，其西南，则是三穗、天柱、锦屏等地，均为今日侗族人民的聚居之地，由此亦可知，这一地区古时是骆百越人的居地，也是夜郎国的边缘地带。

  从民俗学方面考察，今日侗族尚保留有“夜郎文化”的许多痕迹。竹王的传说在侗族地区广有流传;竹王三郎庙在侗族地区也广有分布。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如今尚保留有两座竹王三郎庙，河里南寨一座，八江三团村一座。该县老堡、良口等地也曾建有，只是后来被拆除了。在一些关于吴勉王的传说中，亦有与竹王传说相似的情节，如“竹中育兵”、“插筷为竹”、“击石出水”等，这不能不说是受竹王传说的影响。

  有学者还认为：“夜郎”之名，乃是汉字记的越语，译成汉语当为“蛙郎”。百越后裔许多民族都有崇蛙的习俗，侗族地区就有“竹生蛙，蛙变人”的说法。而今之壮语、侗语、毛南语均称蛙为“夜”。可见，“夜郎”实为“蛙郎”，夜郎国实为崇蛙之国。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铜鼓上，多有蛙的图案。在古老的侗族宗教仪式中，也有竖竹杆求子的仪式，这大概与“竹生人”的观念有关。因此，与其说侗族的一部分先民为古骆百越人的后裔，不如明说古郡夜郎国骆百越人中有侗族的祖先。当代学者朱俊明在《西瓯骆古今议》一文中说：“古且兰侯国东南与武陵郡西南、郁林郡极北交接地带的瓯骆，其后裔魏晋时为荆州极西南界的僚人，唐时称东谢蛮，宋时泛称‘峒夷僚’。侗族出于其间，明邝露《赤雅》明言‘侗亦僚类’。”这一观点，亦把侗族与古且兰侯国、郁林郡的瓯骆联系起来，并认为“侗族出于其间”。这大概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3.土居族群与外来族群的融合：

  如果把与古郡夜郎国及郁林郡的骆百越人有渊源关系的那部分侗族先民认定为土居族群，那么，即可把楚越战争后迁徙而来的古越国的散居部落称之为外来族群。这两个族群的融合，当为侗族先民中的主体部分，起码在秦汉以前是如此。除此之外，在秦始皇灭楚靠法岭南之时，也可能有部分楚人和岭南的百越人迁入到今之侗族地区。汉武帝灭东越、南越之时，主要将越族迁移到江淮之间，此时迁入侗族地区的百越人可能性很少。但西汉成帝时，夜郎地方政权被汉所灭，可能又有一部分夜郎国民(骆百越人)从夜郎国的中心区域往边缘地区迁徙，其中一部分可能加入到原来居住在侗族地区的骆越支族中来。

  到了唐朝时期，侗族地区的主体居民，已逐步从“僚”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组织，即款组织，或称为洞。此时，侗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族称也就开始在史籍中出现了。于此同时，侗族中的两大姓氏——杨姓和吴姓，也开始见于史籍。唐末五代之时，今侗族地区已有“三十六溪洞，七十二团寨”之说。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侗款，也已经趋于比较稳固和完善。所以说，唐朝在侗族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侗族的自称是否与族源有关?它的准确含义是什么?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

  ①认为是遮掩、荫蔽之意，作动词用，如围鱼窝、围园、拦路、编篱芭为垣墙等。侗族古代村寨，多有垣墙围绕，并有寨门，且四周栽有风水林。这就是遮掩、荫蔽之意。住在村子里的人即是被遮掩、荫蔽之人。今日部分侗族地区，古属黔中郡。“黔中”，也有“用树木围成园圈——处在这圈当中”之意。黔中乃是秦朝的一种行政区域，后来的“峒”或“洞”也是从“黔中”演化来的。所以有人认为，“黔”可能是侗族自称的音译，认为侗族源于黔中蛮。

  ②是应作形容词用，是“黑色”的意思。他们认为，侗族的祖先擅长烧陶，烧陶人的脸经常是黑色的，故被人称为黑脸人。贵州黑色也;黔首者，黑脸人也。此种意见也认为侗族先民源于黔中蛮，而黔中蛮当译为黑脸蛮。

  ③认为侗族的自称是“赣”的转音，江西简称赣，传说侗族先民来自江西。此种意见认为侗族先民源于赣人。

  以上三种意见，均有一定道理。但第二种说法不是自称而是他称，只有其他人才称制陶人为“黑脸人”，侗族祖先不可能自己称自己为“黑脸人”。“黔中”和“赣”，其含义在古代可以互通。“赣”与“干”音相通，江西赣江、赣州，很可能是因为干人曾居于此而得名。干人又可能源于干百越人。干人曾于“邗”这个地方建立过国家，即今江苏扬州。史籍《墨子·兼爱中》云：“(禹)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之外，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五湖即今之太湖。何光岳先生认为：“吴灭干后，便占其都城为吴都，自此吴也称干或吴干。”“从此干人一分为二，一支迁到江苏南部，融入吴人;一支南迁皖南及江西，与百越人结合成为干越，但仍有一些干人，为了逃避吴、越国的统治，迁居于鄱阳湖区和赣水流域，成为赣人……”“后来，越灭吴，干人又成为越国的臣民，干与越组合成新的人们共同体——干越”。

  “干”字的含义，古与寒通。干之音为汗，古寒切。干，如作寒解，即有用干栏建成栅格之意，与侗族自称含义相同;如果作盾解，也与侗族自称含义相近。而“黔中”，也由上两方面的含义，因此“黔中”与“赣”的古义相通。

  考察古代江西干百越人的生活习俗，也与今之侗族相似。如江苏丹阳香草河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挖出二百多根长两米的干栏木桩，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内也有许多这样的木桩。当代学者安志敏在《“干栏”式建筑的考古研究》一文中指出：这些木桩“当属‘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屋模型也是干栏式。这几处正是干百越人居住的地区。干栏原作干兰，兰，今越族后裔民族——壮、侗、布依、水、毛南、仫佬等民族均作房子解。因此，干栏，可译为干百越人居住的房子。用今之侗语来译，即为侗族人居住的房子。有些学者认为，干越，很可能因擅长于建筑干栏式房子或喜爱居住干栏式的房子而得其族名，或者是因擅长制盾和善于用盾而得其族名。这也有一定的道理。相传周成王时，“干越献舟”。他们“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侗族自古依山傍水而居，善于使用舟船。史籍《淮南子·原道训》中又有“干越生葛□”之说。赣东一带历来盛产葛藤，用以织细葛布。侗族地区如今亦有栽种葛藤之俗。野生的葛藤更到处可见。江西清江吴城商代文化遗址中，有丰富的几何印纹陶，其纹样、图案等，与今日侗族妇女服饰的图案极为相似。

  由此看来，侗族的自称当为遮掩、荫蔽之意，与黔中蛮及古代赣人均有族源关系。秦朝的黔中蛮，有古之骆百越人(土居族群)，以后又与从江西迁徙来的古越国散居部落(外来族群)融为一体。

  从语言学的角度考究，骆越的“骆”，也含有遮掩、荫蔽之意。关于骆越名称的来源，研究百越历史的学者们多认为因耕种“骆田”而得名。“骆田”即为鸟田，骆当为汉字记越音。在古百越族的后裔民族中，侗、壮、仫佬等民族如今仍称鸟为“骆”(nogc)。“骆”，本意为鸟，后来产生多种引申意义。其一，引申为用木条、树枝围起来关鸟之所，侗语称“骆”(logc)。其二，引申为连续不断之意(形容词)，侗语称“骆骆”(logclogc)，比喻像鸟一样成群结队来往不断。其三，引申为田边的坡地或山岭，也有遮掩之意，如有许多侗族地区用“骆”来作为山名、地名、村寨名等。从“骆”到“干”(赣)到“黔”再到侗族自称，其含义一脉相承，这当不是巧合，而是有其历史的渊源。崇拜鸟图腾并善于稻作的骆百越人与善于建筑干栏并善于制陶的干百越人相融合，为后来的侗族文化打下了根基。

  宋元时期，一些汉人迁入侗族地区;明朝屯军，在侗族地区定居，又使侗族融进了汉人的成份。明清两朝，也有许多汉人从湖南、福建、广东、四川等地流入侗族地区定居(主要是做生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同侗族通婚，往来密切，也变成了新的侗族。所以说，民族是一种历史范畴，没有不变的历史，也没有不变的民族，侗族也不例外。

  4.侗族的三大支系：

  如今侗族内部仍有“干佬”、“干绞”“干坦”三种支族称谓。特别是在南部方言地区，这种支族区分更为明显。有人认为：“干佬”是土居落，因而称为“佬”(即老);而“干绞”和“干坦”则为后来迁入的支族，是外来部落。“干坦”大概是从“胜坦”(即古潭中县)迁到今日侗族地区的。也就是《祖公上河》这首迁徙歌中所说的那部分侗族。“干绞”，之所以称为“绞”，大概也与地名有关，这部分侗族居住的区域，多有“盘绞”、“岑绞”、“弄绞”等地名，如三江、黎平交界地区，就多有带“绞”的地名。这些意见有一定道理，但也只是一种猜测，缺乏事实依据。

  根据史籍记载，侗族内部三个支族的称谓，在宋朝时期即已出现。史籍《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辰、沅、靖州蛮，有仡僚、有仡伶、有山瑶。俗仡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引文中的“仡僚”、“仡伶”、仡偻”，似可与“干绞”、“干坦”、“干佬”相对应。可能在此之前侗族内部就已经出现三个不同的部落称谓。史籍《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中记载也有关于“仡伶”的记载。如果我们将此称谓看作当时侗族的自称，那么“佬”(偻)或“绞”(僚)似与骆百越人的“骆”有渊源关系;而“坦”又似与干百越人的“干”或“赣”有渊源关系。用汉字记载少数民族的自称，因为没有读音相同的汉字，常用近音字或谐音字代替，正如今人把侗族的自称写成“更”、“干”、“金”一样。这种现象，今人有之，古人也当有之。所以，在汉文史籍中见到不同的记载，不一定就是不同的民族，加上方言土语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汉文史籍中所出现的民族自称就更加复杂了。有关侗族自称的记载也当如此。所以，“骆越”、“干越”、“僚”、“仡伶”、“仡僚”以及“佬”、“绞”、“坦”等，都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或不同支系侗族的自称。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如果上述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当今侗族内部的三大支系当和后来的僚人，而“坦”则源于古代的赣人和干百越人。其自称大多来源于他们所居住的地域名称。如“赣江”、“潭中”、“弄绞”等。

  侗族的三大支系，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风情习俗、共同的心理素质。其居住情况，常常是互相交错。但是他们又都各有所长。

  “佬”支系又称“花衣侗”，他们以善于织绣而著称。清朝黎平的张应诏作诗赞曰：“苎幅参文绣，花枝织朵匀。蛮乡椎髻女，亦有巧于人。”他们编织的手工艺品，如竹席、竹篮、斗笠、饭箩等结实轻巧，精细美观，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

  “坦”支系以善于制陶而著称。在今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五处，商周遗址十一处。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新厂斗篷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艺术品。靖州的陶土资源丰富，自古以来，陶器生产在侗族地区享有盛誉。今日的靖州，西汉属武陵郡镡成县地，一直延续到三国和西晋。镡成在历史上一直是侗族“坦”支系居住之地。所以，现今这一地区的侗族多自称为“干坦”。

  “绞”支系以善于建造干栏式建筑而著称。多居住在黎平、从江、三江、通道、龙胜等县。他们当中的能工巧匠特别多，以木匠和石匠最多。干栏式吊脚楼、鼓楼、风雨桥，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所以这一地区的建筑最具侗族特点。

  侗族的三个支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互相往来，不断迁徙，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他们互相学习，互相促，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侗族文化，共同推进了侗族社会的发展。

  5.侗族社会经历的历史阶段：

  1985年出版的《侗族简史》，对侗族社会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作了如下概述：“侗族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跨越了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直到清‘咸同年间’农民起义以后，才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解放前夕，地主经济在农村仍然居于绝对地位。封建完朝虽然侗族地区建立了政权，进行统治，但侗族社会的内部组织，即以地域为纽带，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合款’，直到清末民初，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对此，学术界大多表示赞同。

  但也有少数学者，以贵州从江、黎平及广西三江等地存在“补瓜”与“腊更”的依附关系为主要依据，提出侗族先民在迁入今之居住地区之前，当与壮族一样，同样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

  侗族史学家冼光位认为：就古百越族群的整体而言，在部分地区，历史上的确经历过奴隶社会。但也不能否认，由于古百越族群支系很多，其内部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直至秦朝，许多支系仍处于原始社会状况。许多学者认为，在秦统一岭南地区以前，骆越族群内部还处在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发展阶段，阶级分化还不明显。有些边远山区，其社会发展更为缓慢。干越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大部虽然先后被吴、越两国吞并，但其自身，不管是赣人还是干人，都没有建立过自己独立的国家政权。曾经称霸一时的越国，顶多也只达到奴隶社会的初期阶段就被楚给灭了。据史籍记载，越王句践在被吴国打败后，亲自耕种而食，其妻自织布而衣，十年不征收赋税，并实行奖励生育等政策，这在充分发达的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的。句践之所以能够提出这种措施，表明当时原始公社的一些生产关系依然存在，私有制还未能完全排除公有制。另外，越国的军队，也仍带有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度的特征，如勾践曾号令于三军：“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勾践之言，与唐末五代时期杨再思的号令很有相似之处。侗族先民，不管作为骆越的一支，还是作为越国的散居部落，均没有充分的根据，证实他们在成为单一的民族之前，就已渡过了奴隶社会阶段。就侗族本身的历史来看，直至唐末五代，以地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组织仍然在起着重要作用。当时侗族社会内部仍然处于“千人团哗，百人合款，纷纷籍籍不相兼统，徒以盟诅要约，终无法度相縻”的状况

  部分侗族地区存在的“补瓜”与“腊更”的依附关系，很难说是奴隶社会的遗迹。“补瓜”之“补”，义为父亲;“瓜”可能是“嘎”的音变，是指汉族人。所以说，“补瓜”可能是指当地汉族地主或财主”。而“腊更”，则是指为当地汉族地主或财主打工度日的侗族穷苦人，他们之间以土地为基础，通过立约或盟誓，建立长期的依附关系。但是，“腊更”有人身自由，他们既可与这家“补瓜”立约，也可以与那家“补瓜”立约。他们是一些没有田地，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农村无产者。“补瓜”与“腊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封建时代地主与长工的关系，与奴隶制的人身依附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不能以此证明侗族曾经历过奴隶社会。

  根据《侗族简史》提供的材料，学者们一般将侗族社会历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唐朝以前，中国社会为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唐朝至宋、元时期，为封建社会初期，明朝至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中期;清朝，为封建社会末期;而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侗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与侗族社会历史的实际情况大体相符。

  但是应当指出，由于侗族社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域之间社会发展的情况很不相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些边远的侗族村寨，部分原始农村公社的生产关系依然存在。

  ㈣.侗族地区的建置沿革

  长期以来，侗族就居住在今天的湘、黔、桂毗连地区，这里很早就受到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因此侗族地区的建置沿革与中央王朝的行政建置有密切关系。由于这一地区是一个有别于中原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在行政建置上又有自己的特点。

  1.唐朝以前的侗乡建置：

  根据汉文史籍记载，侗族地区的建置沿革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及其以前的时代。周及其以前，当时中国在国之下分为“方国”，是时，今侗族地区属荆州南境。自此以后设郡，郡之下设州或县。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巫黔中郡。秦朝分属黔中郡、象郡和桂林郡。两汉时期分属于□□、武陵、郁林三郡。三国时分别属于荆州武陵郡和交州郁林郡。这一建置到魏、晋、南北朝以至隋代基本上未曾改变，只是在今湘西南和黔东南设舞阳县，隶属于武陵郡(后改沅陵郡龙标县);在桂西北的三江、龙胜一带设义熙县隶始安郡。

  2.唐朝时期的侗乡建置：

  唐朝初年，封建中央政府将历代沿用下来的郡或改为州，州下设郡;或是州郡并称。在州这一级行政建置中又分为同等的两类：一类是“经制”州，它由吏部直接委派官员来进行统治和管理;一类是“羁縻”州，它是由都督府指派当地大姓首领充任刺使，子孙世袭，“奉正朔”，“贡方物”，军政财权则由其自主。根据《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当时唐王朝在今侗族地区设置的“经制”州郡有：思州宁夷郡、邵州邵阳郡、叙州潭阳郡、奖州龙溪郡(以上四州属江南道)、象州象郡、融州融水郡(以上二州隶岭南道)等。其建置时间及具体所辖的地区是：思州宁夷郡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定名，领三县，其中所辖的思王、思邛两县包括今岑巩、玉屏、三穗和镇远东部、锦屏北部与天柱西部等地区。邵州邵阳郡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分潭州邵阳县置梁州，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始改此名，领邵阳、武冈二县，其中武冈县包括今绥宁和通道县东部地区。叙州潭阳郡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以辰州之龙标县置，领龙标、郎溪、潭阳三县，包括今芷江、黔阳、会同、靖州、锦屏、天柱、黎平的东部和东南部以及通道的西北部等地区。奖州龙溪郡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县置，原名舞州、业州，在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更名为奖州龙溪郡，领峨山、渭溪、芷江三县，即今镇远东北至新晃、芷江一带。象州象郡即原来的桂林郡，唐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阳寿、桂林县置，今龙胜县包括在内。融州融水郡于武德四年分始安郡的义熙县置，领融水、武阳二县，包括今融水、罗城、三江和龙胜的一部分地区。

  除“经制”州外，唐朝还在江南道辖区内设置了五十一个“羁縻蛮州”，其中的“羁縻晃州”和“羁縻充州”以及虽未属“羁縻州”而实为“羁縻州”的诚州、徽州、溪峒州等也辖有部分侗族地区。“羁縻晃州”辖有今新晃、玉屏、岑巩和三穗等县地。“羁縻充州”辖有今芷江、玉屏、岑巩和三穗县地。诚州、徽州、溪峒州的领域大致包括今靖州、会同、通道、绥宁、锦屏、黎平等地。

  3.宋朝时期的侗乡建置：

  北宋王朝在公元960年建立后，将地方建置改为路、州、县三级。据《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中记载，当时在侗族地区设置的州郡，属荆湖北路的有诚州、徽州，晃州、思州;属广南西路的有融州以及与之毗邻的八舟、潭溪、洪州泊里、福禄永从和容江巴黄五个“军民长官司”等。诚州、徽州包括今靖洲、会同、绥宁、通道、黎平、锦屏以及天柱、镇远等部分地区。宋王朝为了加强对侗族地区的统治，又在州、县之下建砦置堡，或升砦为县。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以沅州贯保砦(今靖州北)置渠阳县，招抚上江、多星、铜鼓、羊镇、潭溪、上后、上诚、天村、大田诸团，设罗蒙砦，隶属诚州。同年改徽州为莳竹县，隶邵州。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改莳竹为绥宁县，隶武冈军。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改诚州为渠阳军，因受当地民众反抗，王朝政府派兵镇压，事平，废渠阳军，仍置诚州。崇宁初，改诚州为靖州，并于北部置三江县(后改为会同县);改南部的罗蒙砦为通道县，均隶靖州。

  思州辖区包括今玉屏、三穗及岑巩、天柱西部、锦屏北部、镇远东部等侗族地区。融州属地甚广，期间辖地多有变化，州内所属县、堡、砦等撤并频繁，但仍可见其辖地大致为侗族聚居的黎平、三江、从江、融水、榕江等县。

  八舟、洪州泊里、福禄永从、容江巴黄等五个“军民长官司”辖有今黎平、从江、锦屏等县的部分地区。

  4.元朝时期的侗乡建置：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定制，于京师置中书省，治大都(今北京)，统辖冀、并、鲁诸地，称腹里。于全国置十一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长官为平章政事，是中国省区的源起。行省之下的行政区划为路。一般边远地方的路因时地不同而异称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路的下面，腹地以府领州，以州领县;其他地方则有总管府、军民府、府、军为一级，各领州、县、长官司为一级。也有州领县及长官司的。州、县、长官司各领等处、寨;洞、坪、蛮、村、团、部，均为最低一级。此外，府与州又有不隶路而直隶省者。总之，领属分合不明确固定，混淆颇多。就正常情况说，应为省、路、府、州、县五级。

  元朝所置路、州，在今湖南境者除非直隶州未计外，共有十七个。其中与侗族有关的有沅州路、辰州路、靖州路等。沅州路治卢阳，今芷江县地。宋朝时期的沅州潭阳郡，于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置沅州安抚司，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沅州路总管府，领卢阳、黔阳、麻阳三县。卢阳即今芷江、新晃、怀化县地;黔阳即今黔阳、怀化县地。辰州路治沅陵，即今沅陵县。宋辰州卢溪郡，领有沅陵、辰溪、卢溪、溆浦。辰溪县即今辰溪、怀化县地。靖州路辖永平(今靖州)、会同、通道三县。绥宁隶武冈路。

  元朝时期广西侗族地区属柳州路融水、怀远等县。龙胜属义宁县地。

  元朝时期时贵州侗族地区属思州宣慰司领思州宣抚司、镇远府、黎平府。思州宣抚司领县一，长官司二十二，其中辖有今岑巩、石阡、万山等县、特区。镇远府辖镇远、三穗等县。黎平府辖有今黎平、锦屏、从江、剑河、榕江等县。具体经过是：元兵进入贵州，思州田景贤纳土归附，命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后改为宣慰司。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讨平九溪十八洞”，召集各“溪峒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同时“以靖州西南之半立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五开洞属之”，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元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又以新附洞蛮吴勋鳌为潭溪洞军民官，佩金符”。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废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置上黎平长官司，以其余地为属思州都云、定云，新添三个安抚司。并在今黎平、锦屏、剑河境内设置福禄永从、潭溪、洪州泊里、铜鼓、湖耳、亮寨、欧阳、新化、赤溪南洞、中林验洞、龙里、八舟、曹滴、古州八万洞及诚州富盈等十五处长官司(其中名为“蛮夷军民长官司”十一个;“军民长官司”、“长官司”四个)。

  终元朝之世，贵州侗族地区多为各大小土司管辖。

  5.明朝时期的侗乡建置：

  明朝，全国大行政区有十三个，叫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称省，即有十三个省。布政司下辖有府和直隶州。府又分军民府和府。府和直隶州辖有州和县。州县下在边疆省分有安抚司、长官司、巡检司、蛮夷司、司、乡等。

  明朝时期，在今湖南境内有府、州、司十(非直隶州未计算在内)，辖有今侗族地区的有辰州府、沅州、靖州。辰州府治沅陵，即今沅陵县，元朝时期为辰州路，明太祖甲辰年(公元1364年)为府，领四县一州(州领二县)，即沅陵、卢溪、辰溪(今辰溪、怀化县地)、溆浦。沅州治今芷江。元朝时期为沅州路，明太祖甲辰年为府，洪武九年降为州，以州治卢阳县(今芷江、新晃、怀化县地)省入，领县二：黔阳，元故县，今黔阳、怀化县地;麻阳，元故县，今县地。靖州治今靖州，元朝为靖州路，太祖乙巳年(公元1365年)为靖州军民安抚司，洪武元年降为州，三年为府，旋复降为州，以州治永平县(今靖州地)省入，直隶布政使司，领县四：其中的天柱县在今贵州;属地在今湖南境的有会同、通道、绥宁三县。

  明朝在今贵州境内有十二个府级政区，还有属湖广、广西属地的府级政区。与侗族有关的有镇远府、黎平府、思州府、湖广布政司所领县、卫。

  镇远府治镇远县(今镇远)，元置。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降为镇远州，属思南宣慰司。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农历6月改隶湖广行省，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413年)农历2月，分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地置镇远府，与州同治，隶贵州布政司。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农历5月，省州入府，领县二、长官司三。其地辖有今镇远及其毗连县地。

  黎平府本思州宣慰司辖地，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正月置五开卫，隶湖广都司。旋废。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农历11月复置。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农历2月，以其地置黎平府于卫城，隶贵州布政司。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省新化府来入。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徙府治于卫南。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改铸府篆为军民府，兼治卫事，而受辰沅黎靖道节制。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农历11月，府改隶湖广。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农历4月，还隶贵州，领县一：永从县，即今从江县;长官十三：潭溪蛮夷长官司、洪州泊里蛮夷长官司、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新化蛮夷长官司、欧阳蛮夷长官司、亮寨蛮夷长官司、八舟蛮夷长官司、赤溪南洞蛮夷长官司、中林验洞蛮夷长官司、龙里蛮夷长官司、曹滴洞蛮夷长官司、古州蛮夷官司。

  思州府即今岑巩，领长官司四，辖有今玉屏侗族自治县地。

  湖广布政司、都指挥使司所领县为天柱县、镇远卫(今镇远西南)、清浪卫(今岑巩青溪)、平溪卫(今玉屏)、铜鼓卫(今锦屏)、五开卫(今黎平)等。

  广西侗族地区在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军进入怀远县后，废县改设三江巡检司。旋又裁司设县。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立县治于老堡，仍名怀远。融县、罗城同属柳州府。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以桂林府义宁县属之桑江置巡检司(即今之龙胜县地)。

  6.清朝时期的侗乡建置：

  清朝建置有府、州(直隶州)、厅(直隶厅)、县、卫等。湖南侗族地区有辰州府、沅州府、靖州府等。辰州府领有沅陵、泸溪、辰溪(今怀化县地)、溆浦四县。沅州府领有芷江、黔阳、麻阳三县。靖州府领有绥宁、通道、会同三县。晃州厅即今新晃县地。

  广西侗族地区分属柳州府和桂林府。怀远、融县、罗城属柳州府。义宁县西北部桑江地区设“龙胜理苗分府(龙胜厅)”，直属桂林府，下设龙胜司和广南司，属“理苗通判”(知县级)。

  贵州侗族居住地有镇远府、黎平府、思州府等。

  镇远府治镇远县治(今镇远靠西)，领黄平一州(今黄平);又领镇远、施秉、天柱(今天柱靠西)三县;又领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二厅。

  黎平府治开泰县治(今黎平靠北)，领开泰县(今黎平)、锦屏乡县承(今锦屏)、洪州吏目、永从县(今黎平西南)、丙妹县承(今从江);又领古州厅同知(今榕江)、朗洞县承、下江厅通判(今榕江东)。

  思州府治思州城(今岑巩)，领青溪(在今岑巩南)、玉屏二县。

  湖北侗族是清朝乾隆初年从湖南新晃、芷江、通道及贵州玉屏、铜仁、天柱等地陆续迁到湖北西部地区的。鄂西地区在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改施州卫置恩施县，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土归流后，设施南府，辖恩施、宣恩、咸丰、来凤、利川、建始六县。

  7.民国时期的侗乡建置及其沿革：

  民国时期，政局多变，行政建置累有变迁。

  ⑴.湖南省：

  湖南省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废除了府、厅、州，而保留道。民国五年又有变化。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撤道，仅存省与县两级。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设立湘西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将全省划为十个行政督察区，下辖县。侗族居住地主要属第九行政督察区和第十行政督察区。

  第九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沅陵，辖有八县：沅陵县、溆浦县、辰溪县、凤凰县、乾城县、永绥县、泸溪县、麻阳县。

  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洪江，辖有八县：会同县、芷江县、绥宁县、黔阳县、晃县、靖县、通道县、怀化县。

  沅陵县：汉高祖刘邦五年(公元前202年)置，治所在今治西南。南北朝陈徙今治，沅陵郡亦治此。唐、宋为辰州治。元为辰州路治，明、清为辰州府治。

  溆浦县：西汉时为义陵县，并为武陵郡治。东汉废县，为辰阳县地。唐置溆浦县。

  辰溪县：汉为辰阳县。晋废，先后为镡成、舞阳县地。南朝宋、齐时复置辰阳县。迄今没有变化。

  会同县：汉朝为镡城县地。唐为朗溪县地。宋熙宁中期(公元1068～1077年)，置三江县，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改会同县，治所在今治所。历元、明、清直至民国，县名、治所均同。

  芷江县：西汉时为无阳县。东汉废县为辰阳县地。三国吴复置舞阳县。东晋义熙中省镡城县并入。梁至隋为龙标县地。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置潭阳县。五代时为懿州(后改洽州)治。宋改卢阳县，并为沅州治。元为沅州路治。明省卢阳县入沅州，为洽州，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设偏沅巡府，亦治此。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置芷江县，并为沅州府治。

  绥宁县：汉朝为零陵郡都梁、武陵郡镡城二县地。唐为武冈县地。五代楚置武阳砦，后改徽州。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以徽州为莳竹县，宋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改绥宁县。

  黔阳县：汉为镡成县。东晋并入舞阳县。南北朝梁改曰龙标县。隋为辰州治。唐为巫州(后改沅州、叙州)治。宋绥宁七年(公元1074年)置黔江城，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升为黔阳县。元、明、清、民国均无变更。

  晃 县：西汉时为无阳县地。南北朝梁至隋为龙标县地。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置夜郎县，唐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析置渭溪县。宋、元时为卢阳地。明置晃州驿。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置晃州直隶厅。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厅，改为晃县。

  靖 县：唐朝为朗溪县地。五代时置诚州。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置渠阳县。宋元佑年间废县为渠阳军、砦，旋复置诚州，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改为靖州，并置永平县。元为靖州路治。明省永平县入靖州，为州治。清同。民国二年(公元1931年)废州，改为靖县。

  通道县：两汉时为镡成县地。唐为朗溪县地。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置罗蒙县，后更名为通道。

  怀化县：宋置怀化铺、驿。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改设巡司，兼管驿务。1942年从黔阳、辰溪、芷江三县各分出一部分地设置县制。

  ⑵.贵州省：

  贵州省在民国期间的建置变化较多，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贵州省政府在第182次会议通过，于该年6月撤销直辖区督导室、贵阳市及贵筑、惠水、龙里、贵定、修文、息烽、开阳、清镇、平坝、安顺、长顺十一县直属于省政府，其余各县编为六个行政督察区，其中第一、第二和第六行政督察区有侗族分布。

  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镇远，辖镇远、黄平、施秉、岑巩、三穗、天柱、锦屏、炉山、余庆、台江、剑河十一个县及雷山设治局。

  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独山，辖独山、都匀、平塘、罗甸、荔波、三都、黎平、从江、榕江、丹寨、平越、麻江十二个县。

  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铜仁，辖铜仁、松桃、江口、玉屏、印江、德江、思南、石阡九个县。

  镇远县：元为镇远府、金容金达等处，属思州军民安抚司，镇远之名始于此。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置镇远溪洞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属思南宣慰司;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降镇远府为州，属思南宣慰司;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置镇远卫，隶湖广都司;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置清浪卫，隶湖广都司;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置镇远府，以,,镇远州及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来属;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省镇远州置镇远府;明弘治十一年改镇远溪洞金容金达长官司为镇远县，附郭。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镇远卫改隶贵州，同年省镇远卫入镇远县，清雍正五年清浪卫改隶贵州，同年改为青溪县，属思州府;清乾隆三十五年青溪县改隶镇远府;清乾隆三十六年还隶思州府。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将镇远县并入镇远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镇远府为镇远县，镇远为黔东道治，青溪县属黔东道;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直属贵州省;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第八行政督察区驻镇远;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改第七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改为第一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裁清溪县并入镇远、天柱二县。

  岑巩县：元初思州安抚司由龙泉坪迁清江，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回龙泉坪旧治，又置都坪，台蓬若洞注溪等处长官司，隶思州安抚司。明洪武六年改台蓬若洞溪等处蛮夷长官司为都坪峨异溪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置思州府，属贵州布政司;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以都坪峨异溪蛮夷长官司来属，又置都素长官司。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52年)废思州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思州府为思县，属黔东道;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直属于贵州省;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改思县为岑巩县;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第八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属第七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以后属第一行政督察区。

  三穗县：元为晓爱泸洞赤溪等处、卑带洞大小田等处;德明洞、秃罗等蛮夷长官司地，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置邛水、得民、晓益、陂带、团罗五长官司;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并为邛水一十五洞蛮夷长官司，属思南宣慰司;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以邛水一十五洞蛮夷长官司隶镇远府。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添设镇远县丞,,一员分驻邛水司地。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以邛水县丞地置邛水县，属黔东道;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改灵山县;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易名三穗县。

  天柱县：元为湖广行省武冈路绥宁县及靖州路会同边地。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置天柱千户所，属湖广靖州卫;明万历二十五没(公元1597年)置天柱县，析会同、绥宁二县地益之，属湖广布政司靖州;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迁治龙塘，改龙塘县，不久回治天柱，仍复天柱县名。清雍正五年天柱县改隶贵州，属黎平府;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639年)改隶镇远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天柱属黔东道;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直属于贵州省;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第十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改属第七行政督察区。

  锦屏县：元置亮寨、湖耳、新化、欧阳寨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改置湖耳、亮寨、欧阳、新化四蛮夷长官司，属湖广靖州卫;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置中林验洞蛮夷长官司;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废以上五司;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置铜鼓、新化、亮寨二千户所，属五开卫;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改铜鼓千户所为卫，隶湖广都司;明永乐元年复置以上五司，属思州宣慰司;明十一年(公元1413年)以五司属新化府;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改隶黎平府。清雍正五年改隶贵州，并撤销铜鼓卫，改设锦屏县，属黎平府;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撤消锦屏县，改由开泰县锦屏乡县丞分驻。民国二年移开泰县治于锦屏，改为锦屏县，属黔东道;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直属于省;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第十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属第七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以后属第一行政督察区。

  剑河县：元为楠木洞，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明永乐五年(公元1372年)置亦溪南洞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明永乐六年(公元1373年)置赤溪两江巡检司;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379年)，属新化府;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改隶黎平府。清康熙二十二年废亦溪南洞长官司;清雍正七年置清江厅，以远府同知分驻;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置清江镇;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移清江同知驻台拱，改由镇远府通判分驻，并以原天柱县柳霁县丞改属镇远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清江厅为剑河县，属黔东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以柳霁县丞地置柳霁分县，属剑河县;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直属于省;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第十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属第七行政督察区，同年撤销柳霁分县，并入剑河县;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以后属第一行政督察区。

  黎平县：元置上里坪、曹滴洞、洪州泊里、新化、龙里、八舟、容江巴黄等长官司，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更置潭溪、曹滴洞、洪州泊里、八舟四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置五开卫;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置中潮、黎平二千户所，属五开卫;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置黎平府;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以原思州宣慰司所领潭溪、曹滴洞、洪州泊里、八舟、古州、西山阳洞、福禄永从七长官司来属;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并新化府入黎平府。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以五开卫属贵州，改为开泰县，隶黎平府，附郭。并加潭溪司、八舟司、洪州泊里司吏目州同职衔。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黎平府为黎平县，改开泰县为锦屏县，属黔东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以洪州吏目地置洪州分县，属黎平县;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为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驻地;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属第八行政督察区;同年撤消洪州分县，并入黎平县;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以后属第二行政督察区。

  从江县：元为福禄永从、西山大洞等处，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置福禄永从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置西山阳洞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增设二长官司吏目;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以福禄永从、西山阳洞二司隶属黎平府，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改福禄永从、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为永从县，属黎平府。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93年)废西山阳洞长官司;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添设永从县承一员，分驻丙妹，又移黎平府潭溪司吏司驻下江;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以贵阳府通判驻下江，改为黎平府下江通判，置下江厅。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下江厅为下江县，与永从县均属黔东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以丙妹县承地置丙妹分县，属从江县，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下江县属第十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五年改属第八行政督察区;同年撤丙妹分县，并入永从县;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以后，永从、下江两县属第二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并永从、下江二县为从江县，从江之名始此。

  榕江县：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360年)置古州八万洞总管府，后改军民府，属思州安抚司。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置古州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置古州卫，寻废;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设古州司流官吏目;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以古州蛮夷长官司属黎平府。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设开泰县承分驻古州;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古州镇，置古州厅，以黎平府同知驻其地;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置古州兵备道;清乾隆二年(公元1738年)移开泰县承分驻朗洞。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古州厅为榕江县，以县境有榕江得名，属黔东道;民国十二年直属于省;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第十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属第八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以后属第二行政督察区。

  玉屏县：元为平溪等处蛮夷长官司。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置平溪卫，属湖广都司;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还隶湖广。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平溪卫改隶贵州;同年改平溪卫为玉屏县，属思州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属黔东道;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直属于贵州省;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第九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属第六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属第一行政督察区1年)将省溪县部分并入;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属第六行政督察区。

  ⑶.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的行政区划，民国初年全省分为六个道，后废道直辖县。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全省划为八个行政督察区。其中，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龙胜厅为龙胜县，通判改为县知事。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怀远县改称三江县，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移治古宜。融县属柳州督察区，罗城属庆远行政督察区。

  ⑷.湖北省：

  湖北省侗族杂居的西部地区，民国初废施州府，各县直隶于省。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改为施西行政区，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为第十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改为第七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日寇侵占武汉，恩施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省省会和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侗族杂居的宣恩、恩施、咸丰等县没有大的变动。

  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侗乡行政区划：

  新中国成立后，史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全国行政区划作了如下规定：①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②治州、县、自治县、市;③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侗族主要分布在湘、黔、桂毗连地区及鄂西地区。

  ⑴.湖南省：

  湖南省的侗族主要分布在黔阳(今怀化)专区的芷江、会同、怀化、新晃、靖县、通道和邵阳专区的绥宁、城步等县。黔阳专区1983年改为怀化专区。

  芷江县：解放初会同专员公署曾治此(公元1953年迁安江)。1987年9月24日成立芷江侗族自治县。

  新晃县：原名晃县，1956年设新晃侗族自治县。

  通道县：1954年5月划入绥宁县、靖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贵州省黎平县各一部分地，成立通道侗族自治县。

  靖 县：1949年10月5日解放，10月20日成立县人民政府。1987年9月27日建立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会同县：1949年10月解放，隶于会同专区，今隶于怀化地区。

  绥宁县：1949年11月1日解放，1958年从黔阳(今怀化)专区划归邵阳专区管辖。

  城步县：1949年11月解放，12月成立人民政府，属邵阳专区。1956年11月30日成立城步苗族自治县。

  ⑵.贵州省：

  贵州省的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天柱、黎平、从江、榕江、锦屏、三穗、镇远、岑巩、剑河和铜仁地区的铜仁、玉屏、石阡等县、市、自治县。

  天柱县：1950年属镇远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撤销天柱县并入锦屏县，1961恢复天柱县至今。

  黎平县：1950年属独山专区，1952年属都匀专区，1956年划归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1950年属独山专区，1952年属都匀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撤销，并入榕江县1961年恢复从江县。

  榕江县：1950年属独山专区，1952年属都匀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将从江县将从江县分出。

  锦屏县：1950年属镇远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将天柱县并入锦屏县，1961年将天柱县分出。

  三穗县：1950年属镇远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撤销三穗县，并入镇远县，1962恢复三穗县。

  镇远县：1950年镇远专员公署驻镇远县，1956年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1958年自治州首府迁凯里，同年将岑巩、三穗两县并入镇远县，1961年分出岑巩县，1962年分出三穗县。

  岑巩县：1950年属镇远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撤销岑巩县并入镇远县，1962年恢复岑巩县。

  剑河县：1950年属镇远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将台江县并入，1962年将台江县分出。

  玉屏县：1950年属铜仁专区，1958年撤销玉屏县，并入铜仁县，1961年恢复玉屏县，1983年改设玉屏侗族自治县。

  万山特区：1966年划玉屏、铜仁的一部分建万山特区，1968年撤销万山特区，1970年恢复万山特区。

  铜仁县：1949年11月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属铜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87年改县为市。

  石阡县：明属石阡厅，民国年间为石阡县。1949年11月解放，建立县人民政府，属铜仁专区。

  ⑶.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侗族主要分布在柳州专区的三江、融水、融安、罗城和桂林专区的龙胜县。

  三江县：1949年11月18日解放，12月18日成立县人民政府，属柳州专区，1952年12月建立县级自治区，1955年依新宪法改为三江侗族自治县。

  龙胜县：1949年12月21日解放，1951年8月19日成立龙胜各族自治区(县级)，1955年依新宪法改为龙胜县。

  融水县：1949年11月21日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1952年11月26日成立大苗山苗族自治区(县级)，1955年改为大山苗族自治县，1956年改为融水苗族自治县。

  融安县：融安原为融县(历史沿革同融水)，1952年11月划为融安县和大苗山苗族自治区，后者改为融水苗族自治县。

  罗城县：1949年11月解放，1950年1月1日成立县人民政府，1952年8月1日罗城、天河两县合并为罗城县，1983年8月30日成立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新中国建立初期，鄂西即建立恩施行政公署，辖有侗族杂居的恩施、宣恩、利川、咸丰等8县。1983年12月1日成立鄂西土家苗族自治州，辖恩施、宣恩两市和咸丰、来凤、利川、巴东、建始、鹤峰六县。1985年成立宣恩市的会口、晓关、张官、八台、猫山、桐子营和恩施市的黄泥塘七个侗族乡(镇)。

  ㈤.侗族的语言与文化

  1.侗族的语言：

  侗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傣语族·侗水语支，是由古越语发展而来的。侗语以贵州锦屏南部侗、苗、汉等民族杂居地带为界，分成南北两个方言区，北部方言受汉语影响较多，吸收汉语语词和语法形式较多，南部方言则基本保持了古侗语原貌。南、北方言又主要以语音差异为依据，各分三个土语。两种方言虽有差异，但同源词平均超过70%以上，语法规则基本一致，不同方言的人接触一段时间就能通话。1949年前，侗族没有文字，民间流行汉字记录侗语。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侗族文字的创制工作，经语言工作者辛勤努力，1958年，在贵阳召开的有侗族代表参加的侗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上，通过了《侗文方案(草案)》，从此，侗族人民有了自己的文字，是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

  侗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南、北两个方言。南、北两个方言又各分三个土语区。侗语以侗文的标准音贵州榕江话为代表，声母有三十二个，韵母有五十六个，声调舒声九个，促声六个。由于声调多，词汇丰富，所以侗语是一种“富于音乐性的语言”。

  过去，侗家人没有与自己语言相适应的文字。1958年根据自愿的原则，国家帮助侗族创造了文字。侗文采取了拉丁字母的形式，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侗文的产生，标志着侗族文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侗文的推行，对促进侗族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虽然，侗文从创制推行以来，其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是实践证明，侗文对保存、继承、发扬侗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学习汉语文，吸收先进民族的科学文化，都起着事半功倍的作用。

  侗族聚居的湘、黔、桂比邻地区处于云贵高原东端，长江和珠江的分水岭地带。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在五百～一千米之间。北部属武陵山脉和苗岭山脉支系，渠水、潕阳河与清水江流经其间，汇合成潕江入洞庭湖流注长江。南部属苗岭山脉主干及其支干，都柳江与寻江流经其间，汇合成融江，注入柳江。境内大山连小山，小河流大河，青山抱绿水，绿水绕青山，既有激流险滩，又有清溪幽谷;既有高山峻岭，又有低丘平坝。属中亚热带湿润山地气候。年降雨量在一千二百毫米上下，雨水充沛。年平均温度在10℃左右，气候适宜，为发展农林牧副渔提供了优越条件。当地野生资源和矿藏也很丰富。

  2.侗族的宗教：

  侗族社会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奉多种神灵，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是其宗教信仰的思想基础，主要有自然崇拜、灵魂与祖先崇拜、萨子(女性神)崇拜等。二十世纪初，个别地区虽有天主教和新教传入，但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仍然流行。侗族的宗教祭祀活动一般由鬼师主持，鬼师也称巫师。大凡病痛、灾祸、家宅不宁及发生自然灾害时，人们认为是不同的鬼怪精灵在作祟。因此，就要请鬼师驱鬼。鬼师察看巫书或以占卜法，判断何方何鬼作祟，应用何物禳祓。重病久病者，被认为是鬼怪将其魂魄偷走，要请鬼师撵鬼追魂。如果村寨发生流行病或火灾，也要由鬼师主祭扫寨。鬼师有的世袭，有的由寨老兼任。鬼师赶鬼收受供品作为酬报。

  侗族相信万物有灵，认为自然界各种物类和自然现象都有神灵主宰，并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而崇拜众多的神灵，即自然神崇拜：

  土地神：分为桥头土地、寨头土地和山坳土地等几种。每个村寨大都设神龛供奉，只有牌位，无神像;有的供一块石头，也有悬挂猪下颏骨的。人们以为土地神执掌人畜兴旺，地方安宁，并镇慑猛兽。逢年过节或遇自然灾害，必须用猪、羊、鸡等献祭，祈求丰收和平安。出猎前，狩猎的引头人须到溪沟里捞取三尾小鱼作为供品，烧香化纸敬祭土地神，然后领队上山。猎获后，要向土地神谢恩。

  水神：岁首要敬祭水神。这天，妇女到河里或水井汲水，须先在河边或井旁点香烧纸，然后才能取水回家。榕江县车寨的妇女，还合办酒菜到井边祭祀，围在井边，歌颂水井，祝愿井水终年长满，四季清甜。

  牛神：农历四月初八或六月初六祭牛神，称为牛辰节或洗牛身。祭日要让牛休息，并用鸡、鸭等祭品在牛栏旁边设案祭祀。有的还用特制的黑糯米饭喂牛，对牛为人耕作表示谢意。

  祖先崇拜：除本族共同的女祖先、男祖先和英雄人物外，每个家族和家庭还各自奉祀自己的先人，而妇女又单独供奉郎家神和外家神。

  萨丙：侗族共同供奉的女祖先，被认为是本民族的最高护佑神。黎平、从江、榕江、通道和三江等县的侗族村寨都有名为萨殿、堂萨或然萨的神坛。有的在庙内，有的设于露天。庙内的神坛为直径约1米的白石堆，上插一把半开半闭的黑纸伞，上披挂网形剪纸;石堆周围还垒有12或24个小白石堆，或立12或24根小木桩，网状剪纸环绕神坛，作为萨丙的卫士。露天神坛，是用石头围砌的圆形土堆，直径约3米多，高1米许，周围植以芭蕉或荆棘。土堆上放两口上下盖合的大铁锅，锅内置有衣服、银器及其他用具，也有置一檀木雕刻的女人头像的。土堆上栽黄杨树，象征萨丙万古千秋。安置神坛及供献丰盛祭品，由鬼师主持祭祀。管理萨丙神坛事务的名为登萨，一般由老年妇女担任。农历每月初一、十五，要烧香化纸和供茶。农历正月初三或初七，二月初七(春种前)和八月初七(秋收前)，为隆重祭祀日。有些地方每次都要升寨旗，连祭3天。其间还要举行名为耶萨的集体娱神活动。青年男女尽情歌舞，对唱祭祖歌和侗族创世纪等歌。盛祭之年，有些地方还要由登萨装扮萨丙女神巡乡游寨。

  三容神：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黄柏一带侗族供奉的男祖先。每逢子年和午年的农历八月十五要举行一次淹牛仪式(须用外地买来的公牛)，祈求人口繁衍，村寨兴旺。届时由鬼师念祭牛词，然后将公牛赶入深潭淹死，割下外生殖器供于三容神前。接着开刀割肉，称为沉牛祭神，砍肉祭天。同时利用这一天集体议事。仪式结束后，由寨老将牛肉分送各家。

  3.侗族的史诗：

  侗族人民有悠久的文化，其英雄史诗《萨岁之歌》远源流长。在侗族发展历史上出现过一位名叫婢奔的女英雄，人们尊称她为"萨岁"或"萨玛"。《萨岁之歌》即是对这位功绩显赫的女英雄的诗化记述。作品主要以韵体念词或踩堂歌的形式流传在贵州都柳江和清水江沿岸的侗族村寨。侗家每至农历正月或二月初一都要在寨中专门祭祀萨岁的"堂萨"举行"祭萨礼仪"，届时男女青年跳起"多耶"舞，唱起颂扬萨岁的踩堂歌：

  “很久很久以前，耐河口上的平瑞寨有一位孤苦伶仃的侗族姑娘，名叫仰香。她刚满八岁，就给伯父放羊养鸭名叫贯公的善良老人，见仰香可怜，就指引她到六甲寨去寻找自己的舅舅九库。仰香来到六甲寨上，殊不知舅舅被迫害已逃走。举目无亲的仰香投亲无着，被当的汉族官家财主李从庆收为家奴。李家有位长工，名叫堵囊，他与无依无靠的仰香同病相怜，年长日久，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李从庆见仰香人才出众，品貌双全，遂起歹意，想纳仰香为妾。堵囊得知，救出仰香，俩人一道逃出虎口，来到螺蛳寨上，被好心的天巴奶奶收留。堵囊和仰香在此男耕女织，生活美满，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婢奔。

  仰香、堵囊和众乡亲到九龙山挖鱼塘，挖到一块闪闪发光的神铁。堵囊拿回来请人打了一把大刀，称九龙宝刀。李从庆得知此事，借口说挖鱼塘毁了他家的地气龙脉，于是趁众人不备之际，派家丁打手到螺蛳寨强占鱼塘，打死仰香。李从庆并未就此罢休，还想杀死堵囊，夺取宝刀。李家的另一位侗族帮工石道得知李从庆的阴谋，连夜赶路跑来给堵囊报信。堵囊激愤已极，忍无可忍，决意趁敌家不备，邀集螺蛳寨众乡亲，以攻为守，星夜攻打六甲寨。贯公得知此事，也连夜赶来献计献策，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把神扇送给婢奔。堵囊父女为报妻仇雪母恨，一举攻下六甲寨，杀死了仇人。婢奔见石道忠厚能干，勤劳能干，武艺高强，便与他结为夫妻，后来生下索佩和索美两个女儿。

  李从庆的管家王树骗取了人们的信任，设计害死石道。婢奔查明真相后，杀死王树。李从庆的儿子李点郎在朝廷当观，得知父亲被杀、田地被侗人瓜分，遂启奏皇上派八万官兵前来讨伐。李点郎为了夺取宝刀，派人伪装成远乡的青年小伙，到六甲寨行歌坐月，骗取了九龙宝刀。堵囊失去宝刀后，抵敌不利，身死战场。婢奔寡不敌众，率众乡亲退守到九层岩上。李点郎手持金印，追到九层岩。婢奔的神扇也失去了神力，只得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交战失利。最后她和两个女儿一起悲壮地跳下悬岩，殉难于弄塘凯。

  婢奔死后，化作神女，继续率领着侗乡人民与敌人战斗，终于杀死了李点郎，击败了官兵，迎来了胜利。从此，婢奔就成了侗乡的护佑女神，人们尊称她为‘萨岁’(先祖母)。”

  《萨岁之歌》歌颂了以婢奔父女为代表的侗族人民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民族气节，歌颂了侗家为反抗封建统治者掠夺侗乡土地，捍卫民族尊严而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史诗结构严谨，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融合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古代侗族女性英雄的光辉形象。千百年来，这部对侗族社会文化一直发生着巨大影响的《萨岁之歌》，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另外，侗族人民的迁徙史诗《祖公之歌》也尽人皆知。《祖公之歌》主要流传在侗语南部方言区，即贵州的黎平、榕江、从江等限;湖南的通道、绥宁等和龙胜等县。其形成年代大约在唐至明代，前后历时七、八百年。作品传承的形式多样，或以念词形式表述，或以叙事大歌、琵琶各和踩堂歌等形式演唱。作品一般分为《祖公上河》与《祖公落寨》两大部分，有的文本则将这两个部分有机地连缀为一体，构成了一幅侗族祖先的迁徙图：

  “最初，侗族的祖先住在福建的九宝之地。这里气候温和，风调雨顺，物产富庶，人民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还出了两朝天子。后来由于世道动乱，良师猛和(一说孟获)杀死了天神，因此招来了天灾人祸，侗族祖先几万人逃离福建，来到江西吉安府开荒种地。

  这个地方山不高，地也广，大家有吃有穿，青年男女的歌声不断。没过多久，朝廷有旨，命各地百姓练武比武。有一天，侗族祖先们射箭比武，看谁能射下正在飞翔的天鹅。一个名叫劳宜的青年，力大无比，一箭朝天射去，射到了皇帝的宫殿，射

  断了宫殿的中柱;满朝文武，惊慌失措。皇帝得知，立即派人拿着断柱上的那只箭杆到处搜查射箭人，很快就查到江西吉安府来。为避横祸，侗族祖先只得从吉安府逃到梧州。而后才沿着珠江水系溯流而上，最后来到黔、湘、桂边界安家落户。”

  《祖公之歌》有不同的文本，其相异之处主要在于所叙述的迁徙原因有所不同，或归于自然灾害，或归于战争动乱，但各种文本反映的侗族先民的迁徙路线大体一致。史诗以简练的语言，反映了侗族先民患难与共、奋发创业、勇于开拓的群体精神，不仅有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有其珍贵的史学价值。

  4.侗族的文学与音乐：

  包括侗语民歌、汉语民歌、神话、传说、故事、侗戏等民间文学以及晚清歌师文学和当代作家文学。

  侗乡是“歌的海洋”，侗歌种类和名称繁多。侗族大歌，侗语意为大型之歌，也含有古老之意，内容极其丰富，有抒情、叙事、说理等内容。侗族民间音乐最有名的是古楼大歌，它是一种无伴奏的多声部合唱。从音乐表现形式上看，它在集体性的歌唱中采用了多声部表现手法，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民间最完善的合唱形式，与一般以上声部为主旋律的合唱规律相反，大歌的主旋律在低声部。现在，侗家大歌不仅蜚声国内，而且名扬国外。

  1986年秋，贵州侗族合唱团在号称“世界艺术中心”的巴黎夏乐宫国家剧院举行了演出，在巴黎引起了轰动。音乐界惊叹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从此扭转了国际上关于中国没有复调音乐(复调音乐：即若干旋律同时进行而组成有机整体的一种音乐形式)的说法。侗族民间音乐的形态，按传统习惯可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区。

  北部方言区民歌以单声部山歌为主，有一般山歌、玩山歌、白话、酒歌、伴嫁歌及其他礼俗歌曲。除上述歌种外，北部侗歌中还有孝歌、上祭歌、龙灯歌、桃源歌以及宗教歌曲--佛歌等。南部方言区民歌可分为小歌、大歌、习俗歌与仪式歌三类。

  ⑴.侗戏：

  相传在一百多年前，由侗族歌师吴文彩创制而成，他在侗族长篇说唱叙事歌的基础上，以汉族传书《二度梅》为蓝本，编出了第一部侗戏《梅良玉》。侗戏是受汉族戏曲的启发而产生的，并在其发展过程中接受了一些如桂戏、祁阳戏、贵州花灯戏等地方戏的影响。唱腔主要有平板、哭调、仙腔、侗戏大歌等，过场音乐有起板、大过门、小过门等。伴奏以二胡为主。传统剧目约有五十种以上，如《梅良玉》、《毛洪玉英》、《刘知远》、《江女万良》、《珠郎娘妹》等。近年来，又改编了一些民歌曲调为唱腔，使之日臻完善。

  ⑵.侗族神话：

  内容丰富，形式古朴。广泛流传于侗族民间，在侗族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比较著名的神话作品有《嘎茫莽道时嘉(远祖歌)》、《洪水滔天》、《丈良丈美》、《侗族祖先落寨歌》等。这些神话形象地反映了侗族先民对天地开辟、人类起源、万物生成的认识，部分神话作品讲述了侗民族的形成和历史以及迁徙等。民间传说中，歌颂农民起事领袖的吴勉的传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由于流传时间的久远，这一传说已和原历史人物的原型相脱离，情节神奇化并和侗族地方风物紧紧联系起来。此类传说还有《姜映芳》、《姜梓林》、《李元华》、《陆大汉》、《抗刘官》等。民间故事题材广泛，构成侗族民间文学的主要部分。反映妇女命运的侗家三梅：《娘梅》、《刘梅》和《述梅》;机智人物故事《卜宽》、《陆本松》、《天神哥》等以及众多的动物故事，表现了侗族人民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美好感情。

  ⑶.山歌：

  侗语称阿高井，意为高坡歌，是北部侗歌的主要歌种。常在山坡上劳动和行路途中唱，曲调高亢嘹亮，音域宽广，内容有古歌、放排歌、拉木歌、苦情歌、反抗歌等，多为见景生情，即兴编唱。

  ⑷.玩山歌：

  玩山是侗族青年男女的社交活动，每逢节假日，男女相约上山唱歌游玩，故称玩山歌。玩山歌有一套歌曲，按一定的程式唱。如初次见面唱初相会歌;初恋时唱深情歌、成双歌;失恋时唱伤心歌等。玩山歌曲调优美抒情，唱时常运用一种独特的装饰性颤音，使歌曲独具风韵。流行于天柱、锦屏、清水江流域一带的河边歌(侗语称阿惹)，也属于玩山歌类。曲调简单朴素，每句尾音延长，然后以装饰音六度下行，很有特点。

  ⑸.白话：

  侗语称垒、晓宋巴、阿板宋等，是唱玩山歌中插入的一段朗诵性歌调，音域较窄，基本是一字一音，速度较快。

  ⑹.酒歌：

  亦称好事歌，侗语称阿煞，在喜庆筵席时唱，曲调丰富，内容广泛，除有历史题材的古歌外，还有赞颂、感谢主人的歌，相互问答斗智的盘歌等。有的曲调流畅优美，含蓄深情，有的音域宽广，开朗热情。以真假声结合的唱法，采用一领众和的形式，气氛热烈。酒歌还常因衬词的不同而冠以阿哦哩、阿诺、阿哩等名称。

  ⑺.伴嫁歌：

  出嫁前夕由新娘及伴嫁姑娘们唱，曲调委婉，多倾吐包办婚姻的痛苦及离别亲人之情。

  ⑻.小歌：

  侗语称嘎腊，是南部侗歌中单声部民歌的统称。大多在青年男女社交的行歌坐月时由一人独唱或两人对唱。用小嗓轻声慢唱，内容多为情歌，曲调短小，委婉缠绵。

  ⑼.大歌：

  侗语称嘎劳，是由集体演唱的结构比较长大的民间复调歌曲，流行在贵州的黎平、从江、榕江和广西三江县部分侗族村寨。大歌的演唱形式比较隆重，由男女歌队坐在鼓楼里唱。歌队按性别、年龄和一定亲缘关系组成，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由一人担任领唱。每个侗寨都有自己的歌师，歌师由经验丰富的长者担任。侗族少年一般由六岁开始随歌师学歌参加歌队活动。传统大歌多为领唱与合唱，以同声合唱为主，近年来有了男女声参加的混声合唱。侗族大歌有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四类。

  ⑽.习俗歌与仪式歌：

  有踩堂歌、拦路歌、酒歌、赖油歌等。踩堂歌为古老的祭祀歌。侗族敬奉萨玛神，每年春节要举行祭祀活动。全寨老少在供神的社堂前围成圆圈，手牵手边歌边舞，因而称踩堂歌;拦路歌用于婚嫁、节日相互请客吃酒;酒歌，包括酒令歌，在请客吃酒时唱。歌词与北部地区酒歌相同，音乐具有南部侗歌特点;赖油歌因广西三江地区盛产茶油，每年收油季节，外寨女青年常常结队到侗乡讨油，每讨一次油，唱一、两支歌，故称为赖油歌。内容为歌颂茶油丰收，感谢主人盛情等，曲调欢快流畅，是当地一种独特的风俗歌。

  ⑾.器乐：

  有侗族琵琶、牛腿琴、侗笛、芦笙等。

  ①格以琴：因形似牛腿，又名牛腿琴，是侗族古老的弓弦乐器，音色、演奏方式与小提琴相近，主要用来为情歌伴奏。

  ②琵琶：形状与三弦相似，用牛角拨片演奏，主要为说唱长篇叙事歌伴奏，有大、中、小三种类型。

  ③侗笛：用竹管做成，形似洞箫，音色清秀、悠扬，主要用来伴奏情歌。

  ④芦笙：侗族芦笙以竹为管，以木为筒，与苗族芦笙在音域、形状、吹奏方法上都不大相同，主要用于隆重场合下的礼仪性乐舞。

  侗族的芦笙舞在湖南省也叫踩笙堂，它是歌、舞、乐三者相结合的形式。男子吹芦笙为前导，女子们每人手持折扇和侗帕随后，且歌且舞。中秋节举行的芦笙比赛，是一种男子集体竞技性的舞蹈，参加比赛的芦笙队以村寨为单位，从三、五个到数十个舞队不等。比赛时动作激烈、情绪高昂。

  5.侗族民间手工艺：

  侗族的民间手工艺制品有刺绣、编织、彩绘、雕刻、剪纸和刻纸等，大都实用美观，富有鲜明特色。刺绣是侗族妇女擅长的工艺，她们在服饰上刺绣出各种图案花纹，形象生动，色彩绚丽。

  侗锦是侗族人民的手工工艺品。一般侗家都有称作陡机的织锦工具。洞锦图案的线条都呈直线，常见的有人字形、十字形、口字形、之字形、米字形、万字形等。经过织锦姑娘的精心规划，将这些图案组成一幅幅简练明快的画面。画面的内容大多取材于山区人民常见的事物。如描摹动物、植物、器皿等，少数大型侗锦也有取材于古代神话故事的。现在侗锦的品种也由过去一般的花边、袖口、腰带和头巾发展到几垫、台布、提包等家具或日用品的装饰上。

  6.侗族的娱乐：

  ⑴.花炮会期：

  是一年一度的群众性的娱乐形式，不分地区，不分民族，到了会期那天，本乡各寨、各团体、各行业都可参加抢炮，外乡外县甚至外省可以参加抢炮，但有一个惯例，就是既抢得了花炮，到第二年的会期，必须来还炮，如果不还，就取消它抢炮的资格。在会期中，有许多传统的娱乐活动。主要有：

  ①游炮：会期当天上午九时，各寨的还炮队伍要来。铁炮组走在前头。他们由芦笙小组领队，抬着红猪，纸花镜屏。继之几十个青少年，各执一根长杆子，杆上都挂着四、五千发的小鞭炮边走边放，吹吹打打，游行过街，宛如一条长龙。送炮队，几十个青年，青衣白裤，大头巾包头，腋下背着绣花荷包和盛火药的葫芦，配成银颈圈，用青布包好的粉枪管子，杠在肩上，他们列好队用火点燃火嘴，一排排礼炮响彻云霄。

  ②斗鸟：另一帮人，乖着赶会期的机会，带自己豢养的画眉鸟来斗鸟。斗鸟的场所在附近一个小坡上。坡上树林里挂满了鸟笼。主人们谈鸟的羽毛、谈斗鸟的故事，谈得投机时就把鸟拿着斗，人们都围上去看热闹。侗族人十分喜好养鸟、斗鸟。有的好鸟(即常胜鸟)你就是给一头大水牛也不一定肯同你换。

  ③抢炮：下午二时开始放花炮了。花炮是一个碗口粗一尺多长的大红炮，炮上端放着一个用红布裹好的打得紧紧扎扎的藤环子，按着炮的次第鸣放，首先把第一个炮竖立在小洞的沙滩上，几百个雄纠纠的抢炮能手，环绕炮的周围，欢呼不息。轰的一声巨响，藤环子抛上云天，能手们一齐奔向炮圈降落的地方，炮圈落处立刻人群成堆，挤做一团。炮圈到手后须靠本队的能手们保护，悄悄地传给另一个人，才能突破重围。特别是抢第一个炮，最后拿着炮圈进入协定的门口去登记，才算胜利。按此顺序接连放第二炮、第三炮。

  ⑵.月也(侗语)：

  “月也”是侗语，是侗族民间规模最大的社交活动。月也有哼八月、芦笙月也、哼年月也三种。第一种哼八月以双歌为主，不带芦笙。双歌乃是侗歌的一种，多为二声部男女对唱，女唱男答，有时也用侗笛伴奏。第二种芦笙月也是农闲夜间寨与寨之间的芦笙对赛。曲目有过寨曲、通报曲、告别曲、约伴曲、出寨曲等等。第三种哼年月也则是自由选择村寨对赛。一般在春节前练好芦笙和耶歌、双歌，正月出访别村。到别寨以后，主寨姑娘会设纺车、鸡笼、木柴路障，唱拦路歌。客寨的后生要唱开路歌进寨后，跳芦笙踩堂舞。他们会在一个寨子里停留三天，进行集体联谊活动。

  ⑶.多高贝：

  “多高贝”是侗语，汉语意为打柴头，当地汉族称之为论撂棒。多高贝在每年农历九月进行，每晚或隔一晚进行一次，为时一个月。那时五谷丰登，猪羊肥壮，糯米酒飘香。人们怀着丰收的喜悦，在河边点起篝火多高贝，要把那柴火头甩尽抛光，以求来年丰盛吉祥。多高贝以寨子为单位，一个寨子烧一堆火，两寨子隔河对峙，将燃烧的柴火头，朝对岸互相掷投。燃烧的柴火头象条条火龙，在夜空中织起火网。开战后，得胜的一方会越过河界，乘盛追击，直到与对方相遇，拥抱，互道：岁醒，赖之多(再来，好好打)。多高贝主要是投掷，而且必须要投准、投远。多高贝有非常严格的戒律：所烧的柴火必须是干茶油树;投掷时只准投燃着的柴头。

  7.侗族的服饰：

  侗族服饰朴素，色调以青、蓝、白、紫为主，大都穿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男子多穿对襟短衣，或右衽无领短衣，包大头巾。女子一般上穿大襟无领无扣上衣，下穿百褶裙或长裤，束腰带、裹腿，包头帕或戴银冠及各种银饰等。装束各地互有差别，有着管裤、衣镶托肩、钉银珠大扣、结辫盘头者;有衣长齐膝、襟边袖口裤脚有滚边或花边、挽盘发者;有着大襟衣、大裤管、束腰带、包头帕、挽头髻者;有着对襟衣、衬胸布、围褶裙、系围腰、着脚套或裹绑腿、髻插银椎者;有宽袖大襟、衣滚绣有龙凤花卉、长裙过膝，梳盘发者;也有着汉装者。一般都喜欢戴银饰。

  侗家人的服饰衣料多用自种的棉花，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喜着青蓝紫、白等颜色的衣服。男子穿对襟短衣和长裤，也有穿右衽无领短衣和包大头巾。女子的装束有明显的地区差别，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类型。

  南部地区保持侗族传统服饰特点较多，形式较古老，妇女多穿裙子，有的虽已改装，但节日或婚嫁等盛大场合仍按传统穿戴。男子多从汉服，喜包头帕，有些地方还穿古老的盛装。

  北部地区已见不到南部地区那种传统服饰，男女均穿衣裤，大多数与当地汉装相同或相近。

  侗族服饰所用作装饰用的花边、腰带和头巾，多由侗锦织成。这些是侗家姑娘的手工艺品，常用黑白两色棉线或用棉纱和彩色丝绒交织;也有全部用丝绒织的。花纹有鸟兽、几何图案等。现在已发展到用侗锦制台布、提包等日用品。

  侗族姑娘佩戴银饰以多为美、以重为贵，有的重达一二十斤。银饰的种类繁多，工艺精致。

  南部地区的男子着盛装时，有戴银项圈、插银片、羽毛等饰物。妇女在节日或出嫁时的银饰盛装，有多层次的项圈、项链、手镯、耳环、盘龙舞凤的银冠，更是银光闪闪，光彩夺目。

  8.侗族的饮食：

  侗族的主食为大米，辅之以小米、玉米、小麦、高粱等。南部地区人喜食糯米，糯米食物有糯米饭、糯米糍粑、糯米粽子、糯米粥等。吃油茶是侗族的一种特有饮食习惯，油茶中有糯米、花生、芝麻、黄豆、茶水等，人们的早餐即是油茶。吃油茶还有一个习俗，即只用一只筷子，吃完一碗将筷子还给主人表示吃饱了，如不还筷子则表示没吃饱，主人会再给你一碗油茶。

  侗族人还喜欢吃腌制食品，有虾酱、糟辣、腌鱼、腌肉等。侗族还喜食酸味，有荤酸、素酸、煮酸、腌酸等，有侗不离酸的俗语。油茶是侗族人民的普遍嗜好，也是待客佳品，做法是用谷雨茶同糯米炒成糊状后再冲水，拌以茶油炸好的米花、黄豆、花生等，其味鲜美，清香可口。

  ⑴.侗族烧鱼：

  侗族的烧鱼，历来以其味道鲜，嫩，香，美著称，而且吃法新颖别致，饶有风味。在贵州柳江两岸的侗乡素有养鱼的习惯。他们在稻田里将小鱼养成巴掌宽的红尾大鲤鱼。到了秋天，侗寨家家包着糯米饭，带上食盐、辣椒，上坡去折禾。吃饭的时候，就在田边燃起一堆堆篝火，再从田里提来一笼笼活鱼，剖洗去鳞后用折来的树枝条，穿到鱼嘴里，在火炭上翻来复去地烤烙。直到，鱼烤炙得滋滋作响，转色变黄，香味扑鼻，就可以蘸着盐面、辣椒大吃一顿了。

  ⑵.打油茶：

  打油茶是侗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饮食方式。一天之中，不分早中晚，随时可以制作。它也是亲戚、朋友，特别是远方来客的一种最好的礼节性招待。其主要原料是：茶叶、米花、酥黄豆或炒花生，猪下水、水园或糯米饭、葱花等。制作方法：先将糯米蒸熟晒干备用，用时将其油爆成花。再将一把占米用锅炒，放入茶叶再炒，后加水适量(视人数多少而定)，煮滚后将茶叶滤出，待喝时再取用。这时主人就把米花、炒花生(或炒黄豆)、猪肝、粉肠等放入碗中，再把滤好的茶斟入，这就是我们讲的打油菜了。喝油茶有一个规矩，就是你无论到哪一家，凡是请你喝油茶，你就无须讲什么客气，因为请你喝油茶，就是对你最大的尊敬，把你当成贵宾一样来招待。如果你讲客气或不喝，就是对主人的不恭。喝茶时，主人只发每人一根筷子，当你喝完了，就把这根筷子架到你的碗上，不用说什么，主人一看就知道不想再喝了，也就不会再给你斟下一碗。如果你不懂这奥秘，那么主人就会陪你一直喝下去。

  9.侗族的禁忌：

  主要有：春耕必须选择属“土”的日子;雷劈过的树不能用来盖房;出殡时，路途中棺材不能触地，要小心抬到墓地;殉葬品忌用铜器和铁器;为祭女性神“萨”，修建“萨坛期间，全寨吃斋，禁止生人进寨等。

  10.侗族的丧葬：

  侗族认为只有阴间的祖先亡灵安宁，阳世子孙才能得到保护，因此注重丧葬礼仪。凡老人死后，要请鬼师择吉日吉时入棺、出殡、埋葬。男须剃发，无论男女均须汲水沐尸，而后装束打扮，含口银，忌铜铁附身。丧期孝子忌荤吃素，但可吃鱼虾。行土葬。由鬼师念送祖词开道引路，指引亡灵与历代祖宗在雁鹅村头相会，然后去龙宫定居。老人正常死亡的，葬于家族公共墓地，以速葬为上吉，多为朝逝暮葬。但也有待村寨内同庚老人都已谢世后，择吉日同时安葬的。即在同一村寨内，同一行辈的人们中，先死者不立即埋葬，而将其尸体放入棺材中，置之村头岩洞中或树杈上，待同一行辈的人全部死后，方同时入葬。从埋葬日起，须在家设灵牌奉祀三年。期满引灵入香火堂，与祖先并列。清明节，各家族先到公墓集体祭祀共同的祖先，然后各家分别到自己先人坟上献祭。最后集合同宴。属非正常死亡的，多采取入土浅葬，三年后再作二次葬，或先火化后土葬，但均不得葬于公墓。

  侗族实行土葬，非正常死亡的人要用火葬，婴儿夭折用悬葬或水葬。

  人一去世，首先要通知舅家。黎、榕、从一带习俗，死者的一切后事均由舅家亲戚办理，自己家族不能插手，甚至回避。丧葬仪式各地略有差异。

  对遗体的处理，都要经过沐浴净身。三江等地要带纸钱去河边“买水”来洗。认为买水洗尸，灵魂才能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去。

  净身后穿上寿衣。寿衣要成单数，一般上衣三五件，裤子二至四条。男的需剃去少许头发，女的则梳髻。若死者是成年人，要置些碎银于口中，称含口银，入棺时取出，个别地方也可入殓。有的人家在死者手中放一团糯米饭和几张纸钱。通道一带要用侗布裹严尸体，连头部也裹住，并用专备的寿带系捆，然后停尸于堂屋或火塘边。在头部和脚边各点一盏油灯，台给死者指路。湖北宣恩侗族在老人垂死时，将其抬到火铺上，由长子扶着背半躺着，其他亲属围在周围，聆听老人遗言。落气后，全家举哀，化纸钱，并为亡人象征性净身。

  入殓前都要守灵。守灵之夜唱丧歌，以抒发对亡人的哀思。

  停尸三五日或一两天后入殓。棺木均以榫槽扣合，忌用铁钉。又以用同一根杉木合成的为佳。杉木要求枝条均匀，以寓子孙各房富贵均等，无参差不齐之别。

  出殡时，要给亡灵开路，以免亡灵迷失方向，变成游魂野鬼。设灵牌的人家，由长子捧着放置香烛灵牌的米升走在前面，其他亲属秉烛随后。房族和亲戚也随之送葬，妇女只哭送至村外，不去墓地。灵柩要用白布牵引，称拖棺布，大多由女儿奉献。抬棺路上，不能让灵柩接触地面，否则灵魂就会在该地停留，变成厉鬼作崇。每过一桥，都要在桥头插三柱香。有些地方，灵柩出门后，家里要留一至亲坐守火塘，称为“守家业”。入殓和安葬都要请巫师(sanhgxeip)选择吉日良时。有的地方入土时还要进行鸡卜和踩棺仪式。

  下葬的当晚，丧家以酒肉招待宾客和帮忙之人。设灵牌之家，待亲戚走后，留一至亲在火塘边砌一小灶，将置在米升上的灵牌一起供在灶中。一个月后，由一位亲戚摘取三根芭茅草于半夜人静后去坟边“喊魂”，并将草带回放置灵牌上，表示亡魂已带回家中，并请巫师来祭祝一番。然后拆掉灵牌，将升里的米煮熟，合家同食。至此，丧事就告结束。

  非正常死亡者(如自缢、溺水、难产而死的，也包括生前患有麻风等顽疾的)要先火化，或直接火焚，或入殓后连棺火焚。然后将骨灰装入棺内再实行土葬。未满月婴儿死亡后，或放在撮箕中，盖上布，悬挂在树枝上;可投入河中，任其随水冲去。

  侗族古有停棺待葬之俗。今黎平、从江、新晃、通道等地的不少村寨还保留此遗俗。

  各房族都有自己的祖茔坟山，成年有后的都可葬入祖茔。亡者不满十八岁或未满三十六岁无子女者和非正常死亡者不能葬在祖茔，只能另择地埋葬。

  随时代的发展侗族丧事从简，其中的一些封建迷信也日逐消亡，使丧葬更符合时代要求。

  11.侗族的风俗：

  ⑴.打标：

  侗语称为多标。是一种有约束力的习俗，方式为随便拔几棵芒冬草或其他植物打上结，放在某物或某处表示某种含意。有恋爱标、路标、狩猎标、水标、田标、山标、林标、桥头标、赛标、约标、鱼标以及特标等。如路标表示前面道路危险;狩猎标表示此处已设下陷阱、猎套;桥头标表示桥已不安全等，其中，特标是一种惩罚性的特殊标志。

  ⑵.浪桥和接龙：

  农历2月2日龙抬头。贵州报京侗家有浪桥、接龙的风俗。所谓浪桥，就是一家人邀些亲友、带些肉、蛋、鱼、米粑，米酒等到桥边野餐一顿，以盼丰年。相传古时桥头供有主管农事的土地神，农历2月2日这天，大家与土地神同席共饮，惟愿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谓接龙，就是接牛。在报京侗家的心目中，牛，象征犀牛，也象征龙。农历2月2日这天，全寨人从一个丰收寨方向，由芦笙队簇着一条小牯牛接进寨来，然后把那条小牯牛杀掉，将牛肉平均分给全寨各户农家当下酒菜，名曰：吃龙肉。此间全寨各家互相请喝龙肉酒，席间呼王龙归位拳，唱王龙归位的酒歌。最后把剩下的那对牛角埋到案中心地犀牛塘地下，表示犀牛回家，接龙归位了，预兆着主寨侗家当年免灾增福，人畜两旺，风调雨顺，事事安好。

  ㈨.侗族的婚恋

  侗族家庭大多是以男子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小家庭，两代或三代同堂大家庭也较普遍，儿子长大结婚有子女后分家独过，父母一般与小儿子住在一起。家庭财产通常只有儿子有继承权。

  侗族青年男女婚姻自主，少有包办。交往方式、名称和活动各地不太一样，一般北部地区男女社交活动在白天进行，称玩山、玩山凉月或玩山赶坳;南部地区男女社交活动在晚上进行，称行歌坐月或行歌坐夜。在活动中，男女青年唱歌谈心，寻找恋人。活动一般在节日、农闲时节或劳动之余进行。结婚必须经父母同意，要经过说合、订婚、迎娶等过程。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即结婚后，女方要到怀孕后才能住到丈夫家。同姓可以通婚，但必须是不同族，同一房族或不同辈份及姨表不婚。有姑表舅婚习俗，今已淡化。结婚时，新娘手持雨伞步行至男家。通常以3～5个妇女和小孩迎送，也有的由合族姑娘伴嫁，男家合族青年与之唱歌作乐，并送新娘同返娘家。

  花园会友是侗族青年男女选择情侣的一种方法。流行于侗乡北部地区，一般为白天举行。因青年男女聚会的地方大都选择在浓荫如盖的大树脚下，或绿草如茵的缓坡上，也有在翠竹拂水的溪边。这些地方环境，空气新鲜，景色宜人。因此名花园。到花园寻友择伴称作攀花，互相称呼对方为同良。当地习惯，青年男女十四五岁以后便进入攀花活动阶段。赶场天或节假日，他们总是三四成群，五六一伙地结伴同行。若男青年在路上遇到了合适的女青年，可以随便以歌相邀。只要对方唱歌作答，便是有意接触。于是便结队而行，来到花园。花园对歌有一定的程序。开始对歌时，男女双方都以一位最善于唱歌者起头，一般总是男方先启口。这一段开头的歌唱罢，互相让坐。男青年摘来一把一把树叶递给姑娘们，又说(白话)又唱，互相谦让一番之后，女方终于坐下。双方相隔一定的距离对歌，互相赞美对方的人才、歌才、村寨的美丽、家庭的富有等。从对歌中了解对方，选择适合自己可作进一步交往的对象。这种集体性的交往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成双成对的情人便渐渐明朗起来。他们便进入到私人恋爱阶段，双方定下单独约会的时间地点，进一步谈心唱歌，表达自己的爱恋。玩山赶坳一般都经过初会、请坐、约日子、借把凭(即讨信物)、分离、再会、盟誓、成双等过程。不同的阶段要唱与之适应的玩山歌。随着歌的内容变换，感情由浅入深。

  行歌坐月是侗族青年男女选择情侣的一种方式。盛行于侗乡南部地区。通常在晚上进行。对男方而言称走寨，对女方而言称坐夜，或统称坐歌堂。习惯上称行歌坐月或行歌坐夜。每当夜幕来临，小伙子三五成群，哼着歌，弹着琵琶或牛腿琴，串巷走寨去找姑娘行歌坐月。姑娘们则聚集在某一姑娘堂屋里(称为月堂)纺纱绣花，等候着小伙子们的来到。在月堂中，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用歌声来互诉衷情，选择情侣。甜言密意流向心头，轻歌低琴使人陶醉。直到鸡叫三遍，东方发白，小伙子们才依依离去。榕江七十二寨以及从江云洞等地的行歌坐月方式又别具一格，姑娘待在木楼里，小伙子在姑娘闺房的窗前架起木梯，爬在梯子上隔窗夜话和情歌对答。

  1.婚制：

  侗族青年男女可以在月堂上或花园里寻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大多数也可以结为夫妇。但都必须经双方父母的同意。如果父母反对就往往难以如愿。

  侗族曾盛行姑舅表婚。早在宋代就有记载。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渠阳蛮俗》中谈到当时靖州一带侗族的姑舅表婚说：“靖州之地”，“姑表之昏(婚)。他人娶之，必贿男(舅)有，否则争，甚则仇杀。”明清的史籍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侗族民间称这种婚姻为“还娘头”或“换扁提”。舅家娶姑家之女有绝对的优先权。

  姑舅表婚陋习迄今在大部分地方已经消失或松弛，但是它的遗俗仍在某些地方的结婚礼仪中出现。

  过去，侗族社会也有等级婚和地域集团婚姻的存在。等级婚姻指的是不同政治阶层等级之间的婚姻关系。居住在原贵州九洞、六洞、千七、千三(贵州省黎榕从比邻一带)等地的侗族历史上有“腊更”(lagxgaeml)和“腊卡”(lagxgax)两个等级的人。腊卡多是本地人或先来此定居者，腊更多是外乡人或后来定居的人。腊更社会地位低下，依附于腊卡。这两个不同的阶层之间过去是不能联姻的。直到现在，这种等级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未完全消除，即使很富有的腊更后裔家，腊卡后裔家仍忌与他们通婚。

  地域集团婚就是人们把婚姻对象以地域为界划分若干个集团，规定某一集团只能与某一集团联姻。这种范围一经定下，各个婚姻集团就只能在自己的婚姻区域内相互择偶婚配，不能跨越到其他婚姻集团。如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乡的罗武村与琵琶村，相距仅二三华里，但罗武村属于芙蓉婚姻区，琵琶村属于双江婚姻区。他们之间不但不通婚，连男女青年之间的社交活动也不能进行。不同婚姻集团的男女青年就像兄弟姐妹关系一样，至今他们仍然保留着这种集团婚姻的遗俗。这种婚俗在贵州省天柱县的高酿一带也存在过。

  侗族同姓可以通婚，但必须是不同房族的。同房族的和姨表关系的都是兄弟姐妹，不能通婚，也不能在一起行歌坐月。同姓可以通婚是侗族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婚姻改革，称为破姓开亲。在这之前，主要实行姑舅表婚，同姓之间严禁通婚。

  2.婚礼：

  侗族有不落夫家之习俗。举行婚礼期间，新郎和新娘大多不入洞房，有的同房数夜之后新娘即返回娘家。每至农忙、逢年过节，或夫家有事，男方再着人把新娘接回来，夫妻才同房。次日或数日后复返娘家。如此来来往往，直到女方身怀六甲，才落夫家。不落夫家的期限没有规定，短的半年一年，长则三～五年不等。

  侗族的婚姻一般都经过说合、订婚、迎娶等过程。北部地区有些地方由于受汉族礼教的影响，程序比较繁多，有纳采、问名、纳吉、择期、迎亲等手续。

  3.离婚：

  夫妻感情破裂提出离婚时，通常由提出来的一方赔付结婚时的费用、财物，原物还在退还原物，否则议价赔偿。所生子女，由双方协商抚养，一般留给男方。黎平、从江等地的一些村寨过去婚姻关系比较松弛，离合容易。女方提出离婚，只要挑一挑水到夫家，对其母亲说“我今后不能服待你老人家了”之类的话就算离了婚。男方要求离婚时，则砍一挑柴禾到女家说句“望妹另找好人家”等话，夫妻关系便解除了。也可以托亲友通知对方及其父母，即告离异。有些村寨只要请原来的媒人用男家的破饭篓装些饭和鱼给女人吃后，将饭篓扔掉，就表示各自东西，不再来往。

  现在一些旧婚姻制度已经或正在被废除。

  ㈩.侗族的节日

  侗族有一些节日与汉族一样，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还有一些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节日，如侗年、吃新节、祭牛神节等。

  侗族的节日很多，全年不下二十多个，且因地而异，较具普遍性而又有特色的有：

  1.春节：

  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但各地的过节方式不一样。在北部侗乡的新晃、芷江、玉屏、锦屏一带侗族过春节与当地汉族差不多。南部地区凡建有萨坛的村寨，新年初一或初二，先要到萨坛祭祀祖母神。通道侗族除夕之夜守岁进，全家围在火塘边吃粥，叫年羹饭。等到鸡叫头遍，男人放十二个大炮竹，以求一年顺当大吉。妇女们则去挑新年水，用以煮年茶。他们不兴拜年，初一初二不串门，初三请客吃油茶，初四请吃饭。宣恩侗族一天过两次年，称过重年，从年农历1月1～15日敲年锣，敲得越响亮越好。

  2.侗年：

  根据侗历来确定的新年。一般为农历10月底或11月初。现大部分侗族均不过此年。仅有部分地方仍过侗年。这些地方每年过两种年。称侗年为小年。春节为大年。榕江七十二寨一带的侗寨于农历11月初过侗年。农历10月将屋前屋后打扫干净，杀猪宰牛，舂糍粑，准备过年。从农历11月1～5日举行大规模的踩歌堂、跳芦笙和斗牛活动。有的地方把姓氏节也称为过侗年，各个姓氏节日期不一。但一般为农历11月。

  3.吃新节：

  侗族古老的传统节日，盛行于广大侗族地区。但各地吃新的时间和仪式不相同。有的在农历6～8月的某一天。一般在早稻成熟时择日进行。家家到田中摘回禾穗，去壳成米，或取将抽穗禾苞，掺杂入米煮稀，并与鱼、鸡、鸭等一同供奉祖先，祭完开席。并唱侗歌、侗戏，举行斗牛活动。吃新节实际是祭祖节，每到这一节日侗族群众摘下新米煮熟以祭祖。

  4.林王节：

  纪念侗族农民起义军领袖林宽的节日。时间是每年农历六月的第一个辰日。过年的特别食品是巨大的粽粑。每个粽粑粗如海碗，长约两市尺，几十张粽叶才能包一个，三五人方可吃完。相传林宽常率军转战南北，其母亲怕儿子吃不饱，总给他包大粽子。后人为纪念王宽也沿袭了其母亲包大粽子的习俗。每到那一天侗族群众用酒、肉、大粽粑祭奠林王。祭祀仪式上，大人小孩都要唱《林王古歌》，唱罢古歌，老人还要向后代讲述林王故事，使英雄事迹代代相传。

  5.大雾梁歌节：

  也称大戊梁歌会。每年立夏前十八天，湘黔桂三省(区)边境的侗族，还有苗族瑶族等青年云集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大雾梁上，举行一年一度的歌会，参加人数少则数千，多者上万人。这个歌会是由纪念一对饮恨惨死的恋人而兴起的。

  6.赶歌坪：

  又称二十坪歌会，盛行于贵州天柱、锦屏等县的高坝、平岑、兰田、渡马、圣德山、大林山、莲花坪等地。尤以锦屏、天柱、剑河交界处的高坝、平岑一带最为热闹。每年农历7月20日，侗族男女青年成群结队奔向歌坪。赶会的群众多达万人。姑娘小伙三五成群，相互对歌，互诉衷情。各寨歌队也纷纷前来赛歌。相传该歌会是为纪念，一位忠于爱情的歌手而形成的。

  7.为也：

  “为也”是侗语音译，为做客之意。但这种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是特指村寨之间互相访问的集体客人。当地汉话称为“吃乡食”。一般在春间或秋后进行，是侗乡规模最大的社交和娱乐活动。规模不等，少则二十～三十人，多则一百余人。男女老少均可参加。都要带上本寨的歌队、戏班、芦笙队、诵款人等。事先由客寨到主寨下贴，主寨认可接受贴子，双方约定日子。主寨各家各户作好接待准备，客寨组织好队伍，作好行前准备。

  贵州黎平、榕江、从江一带的“为也”队伍多以歌队或戏班为主。当客人来到主寨时，主寨的姑娘们用稻草人、布匹或板凳、织布机、水桶等物品拦住寨门，唱起了拦路歌。双方对答后，放炮迎客，杀猪宰牛，盛情接待。“为也”期间，整个村寨成了文娱大舞台，开展对歌、唱戏、斗牛等活动。客人走时，每个姑娘拿出几条自织手帕挂在竹竿上作为赠送给客人的礼物。还要包上装鱼肉的糯米饭包给客人路上作午餐。

  广西三江的“为也”队伍多带上芦笙队。芦笙队员身穿羽毛花衣，头插鸡尾。路过其他村寨时，奏《过路曲》，不进寨。快到主寨时，奏《进寨曲》。主寨芦笙队奏《迎客曲》出迎。进寨后，主客两队进鼓楼坪赛芦笙。赛完后，芦笙队和其他客人都集中在鼓楼坪上，待主寨寨老一声令下，主人们便争相涌入坪中“抢客”。他们抢去客人头上的鸡尾，客人便随之到家，宴饮作乐。次日再比赛芦笙。有的地方还要举行踩歌堂、对歌、比武等活动。欢度3—5日方散。别离前要举办一次全寨性大宴，侗语称janlsigx，在鼓楼或风雨桥上举行。席间主客各出一人，讲诵款词和赞颂歌。

  8.中秋节：

  侗族过农历8月15日中秋节，除吃月饼、赏月亮等与汉族相同外，还有一些特殊内容。北部侗乡有以青年男女社交为主的“八月十五哥送饼”的活动。这天早饮后，后生们背上月饼，到预先约定的地方与姑娘们相会。见面后，按花园会友的传统程序坐定。后生取出月饼排成双数摆开，用歌声劝姑娘们吃月饼。姑娘以歌答谢。双方一边吃月饼，一边用歌和白话互诉衷情。直到夕阳西下才告别。分手时，小伙装剩下的月饼包好送给姑娘。新晃有“八月十五偷月亮菜”的习俗。相传中秋之夜偷食别人家的瓜果蔬菜会带来健康、幸福。月亮下“偷”来的菜只能在野外食用，不能带回家中。

  9.姑娘节：

  在湘黔桂边境的少数民族，要过农历4月8日的姑娘节。相传这个习俗来自侗族杨姓。每年这一天，出嫁了的姑娘，必须要回到娘家来，与自己家的亲姊妹和姑嫂们欢度佳节。届时，姊妹们唱歌说笑，共同制作一种节日食品--乌饭糍粑。在她们回婆家去的时候，还要带着许多乌饭糍粑，分赠给亲友吃，也好补偿姑娘节这一天小伙子们的寂寞。乌饭是用一种带黑色浆汁的叶子渍水，把侗区特产的糯禾米染黑，蒸煮而成的。

  10.斗牛节：

  侗家人喜欢斗牛为乐，村村寨寨都饲养着善斗的水牛王。每年农历2月或8月逢亥那天为斗牛节。在这之前，邀约敌手。亥日清晨，牛王在阵阵的锣鼓声和芦笙音乐中，被前呼后拥地牵住打牛塘。午时许踩塘开始。在锣鼓伴随的芦笙进行曲中，一支支斗牛队伍赶往打牛塘。三声炮响后队伍驰进打牛塘，绕场三圈。呼声、芦笙、锣鼓响成一片，震耳欲聋，这时，踩塘完毕，斗牛开始。打牛塘内，烟尘滚滚，两头牛王打成一团。拉拉队在一旁鸣锣呐喊助威。久斗不分胜负时，罗汉们会取来棕绳拴住两头牛王的脚往后拉，犹如拔河之状。以解脱双方的搏斗，算平局。若是一方输了，那么胜利者就乘胜追击。失败者的彩旗就被对方的姑娘们全部夺去。接着又是得胜的牛王在鞭炮声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入场示威。

  分布

  标氏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姓氏群体，主要分布在柳州地区侗族同胞中以及与侗族关系密切的苗族、水族、瑶族中，标姓在中国大陆排在一千七百二十六位，在台湾位于第三百三十三位。

  标氏族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地区、贵州省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山西省的汾阳地区、湖南省的怀化地区、台湾省的台南地区等地。

【郡望堂号】

  (暂缺)

【楹联典故】

(暂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