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姓图腾(刀氏图腾)
刀姓是中华姓氏之一,读音作diāo(ㄉㄧㄠ),古音读作xìng(ㄒㄧㄥˋ),不可读作dāo(ㄉㄠ)。这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姓氏,主要源于古蜀人,苗族,傣族和朝鲜族。现今人口约六万,排在第五百零一位。
【得姓始祖】
(暂缺)
各支始祖
刀阿二:傣仂支系刀氏一世祖,远祖在元朝时期居大堵河(石屏五郎沟河),明末清初迁元江南满生五子。
【起源源流】
源流一
源于蜀人,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传说是古代时期避难改姓为刀氏,但始末详情有待进一步考证。
源流二
源于苗族,出自古渤海国女真族,属于王朝大臣赐改姓为氏。
据传,有一部分苗族、傣族的先民原先属于古渤海国女真族,在五代时期被契丹族大辽灭国之后,避难南迁,融合于西南地区的苗族。后在元、明两朝时期成为当地土司望族。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元~十三年年(公元1436~1448年),明朝官军与云南麓川(今云南瑞丽)宣慰使思任发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麓川之役”。
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农历11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起兵叛明,要割裂国土自称为王。他率叛军相继进攻占了孟定(勐定,今云南耿马)、湾甸(今云南昌宁湾甸)、南甸(今云南梁河)、金齿(今云南保山)等地。
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农历7月,思任发遣兵万余人占据了潞江安抚司(今云南腾冲),自称“法”(法为滇王号)。
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农历1月,明英宗诏命左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率军赴滇,协同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晟对思任发进行围剿。可笑的是,因沐晟、方政二人在抚、剿主张上相悖,致使方政孤军奋战,而沐晟坐观不动,结果方政所率明军全军覆没。思任发乘势进犯景东(今云南景东)、孟定,并攻占了孟赖、盂达等地。农历5月,明英宗改命沐昂为总兵官,右都督吴亮为副总兵,都督佥事马翔、张荣为左右参将,继续率军进讨。然而明军依旧各自为政,再次败绩。
明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农历7月,沐昂抓住了战机,派遣都指挥佥事方瑛、指挥柳英率明军两面合围,击败思任发于者章硬寨,斩首五百余级。
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农历1月,明英宗下令定西伯蒋贵为总兵官,都督同知李安、都督佥事刘聚为左右副总兵,都指挥使宫聚、都指挥佥事冉保为左右参将,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统率四川、贵州、南京、湖广等地兵十五万,再次大举征剿。师至金齿,兵分三路:冉保率军自细甸趋孟定,会木邦、车里之师(木邦宣慰司,今缅甸新维;车里宣慰司,今云南景洪);王骥、蒋贵由中路抵腾冲(今云南腾冲);刘聚等自下江、夹象石合攻,径攻上江。明军首败思任发于上江,斩首五万余级,再败之于罗卜思庄(今云南盈江)等地,歼敌十余万人,继而再败之于麓川,歼敌数万。思任发惨败之后,携家眷及残余逃往缅甸。
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农历8月,明英宗复命蒋贵、王骥等率军征讨思任发。
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农历2月,王骥等率大军至腾冲地区,兵分五营,分道并进,再次大败叛军,焚敌舟数百艘,淡思任发再次逃脱,复遁去。
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农历12月,缅甸宣慰使卜刺浪马哈省在明朝大军的威慑下,将思任发捆缚交给朝廷,明英宗下令将其斩首,但思任发之子思机发仍据孟养(今缅甸卡杜)继续为叛。
到了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农历3月,明英宗命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宫聚为总兵官,张轨、田礼为左右副总兵,方瑛、张锐为左右参将,率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土、汉官军十三万人讨伐思机发。农历10月,大军抵达金沙江一线,思机发则率叛军列栅于江西以拒,明军乘木筏及缅甸(今缅甸阿瓦)两宣慰司提供的二百余艘船强渡,突破其防线,大败之。之后大军一直追至孟养,再败之于鬼哭山等寨,斩获甚众,思机发不知所向。尔后,思任发的幼子思禄又再次拥众为叛,重新占据了孟养。
到了此时,明军主将王骥以明军久战疲乏,且叛军一时难平,遂与思禄订约,授思禄为土目,许以得部勒诸“夷”,以金沙江为界。至此,战争以和而终。
这场战争耗时旷久,明朝政府投入了极大的财力和物力,致使国力空惫,不但使缅甸望开始窥觑云南边地,也为不久之后的“土木堡之变”创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
兵部尚书王骥在率军平定了“麓川之乱”之后,为了安抚地方诸司,特赐当地傣族等夷人首领以刀氏、帕氏、剁氏三姓,遂成刀氏一族,后有部分刀氏族人改为刁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三
源于傣族,出自元朝云南傣族首领贡禄,属于帝王赐姓改姓为氏
傣族,在唐朝时期被汉史称作“金齿”、“银齿”、“黑齿”、“白衣”,宋朝以后称“百夷”、“白夷”,清朝以后称“摆夷”。族自称“傣”,不同地方自称为“傣端”、“傣尤”、“傣尤倮”、“傣倮”、“傣泐”、“傣雅”、“傣朗”、“傣亮”等。“傣端”(即白傣或水傣),主要聚居在金平县者米河、藤条江沿岸,与泰国的泰族、越南莱州的傣族一脉相承,有着密切的联系。
古代傣族人有名无姓,主要用“岩”和“玉”两个字来区分男性和女性。凡是叫岩拉、岩罕、岩……等都是指未婚男性,而叫玉拉、玉叫、玉……等则指未婚的姑娘,傣族一个人的名字有好几个,小时有乳名,男人进到佛寺当和尚有僧名,还俗后仍用俗名,结婚后有了小孩又称“某某之父”,如小孩叫岩温,则其父就叫波岩温(波,傣语“爹”);女子结婚前也叫乳名,如岩光、玉光;岩叫、玉叫;岩香、玉香;岩尖、玉尖等,最末出生的子女,通常用“腊”字命名,结婚生了孩子后要改称“咪某某”(咪,傣语“妈”),也就是“某某之母”的意思。
许多傣族人的名字大有着明显的降生顺序,如岩燕、岩刚、岩腊,“燕”为长,“刚”为次(中间)、“腊”为末;有些名字又明显地反映了父母的美好心愿,如在名字中加以恩(银)、罕(金)和皎、香(宝石)等字,将子女名字冠之以岩某罕、玉某罕;岩某香、玉某皎等。不过,这种以降生顺序和傣文字线排列次序命名的方法,极易造成重名,因此一个村寨内如果出现几个名字相同的人时,就以大、小、上、中、下等加以区别。如岩温龙(大岩温)、岩温囡(小岩温)、岩温讷(上岩温)、岩温代(下岩温)等。
若是称有官家职务、或社会职务的人名时,还要在职务后加称地名,如“会计曼景兰”(曼景兰村的会计),“镇长景洪”(景波镇的镇长)。所以,傣族人的姓名,是依其生活阶段的变化而随之变化的。
傣族的汉姓多为刀、白、李、陶、胡等姓氏,尤以刀氏居多。据考证,刀氏从“召”字而来。其实,“召”与“刀”都不是傣族原有的姓氏。在旧社会,傣族有贵族、贫民、官与百姓之分。贫民百姓往往称旧时的男性贵族和官员为召和岛,如称宣慰使为召片领、称土司为召勐、称头人为岛帕雅。召与岛均系对旧时的土司、贵族之称,并非傣族的姓氏。
“刀”和“召”的傣语含义是什么呢?傣族认为“刀”是“道”的演变,音相近,“道”和“召”的意思则是相同的。刀氏,傣族同胞解释是“召”字形的简化,是“主人、贵族、长官”的音译异字,原先并非专指姓氏,后在历史的演化中,“刀”、“岛”、“召”便逐渐成为了傣族贵族的主要姓氏。
传说“刀”是皇帝赐给的,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傣族首领不远万里到东汉皇朝洛阳朝贡,皇帝见他有名无姓,就赐给他一口宝刀,以“刀”作为他的姓氏,于是,建国前傣族大小头人取汉名时一般都姓“刀”。至今著姓“刀”的,一般都是过去有钱贵族或和当土司的后裔子孙。
以“刀”为人名之首,始见于车里宣慰司世系的第六代,称为刀补瓦。史籍《车里宣慰世系简史》记载说:“岛亨龙继承父位时,正是宋理宗皇帝在位时期。朝庭将景陇王的奏文中岛亨龙的‘岛’译为‘刀’,自此以后,景陇王的汉名都是‘刀’字起头……岛亨龙有二子,长子刀补瓦……”刀补瓦是车里宣慰使中第一个用刀字命名的人,后来又出现刀暹答、刀弓满、刀更勐、刀坝光、刀双勐等。
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傣历654年,公元1289年)设军民总管府,由当地傣族首领龚(贡)理、龚(贡)鑾、龚(贡)禄管理所属地区,龚氏家族原籍为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人,元朝元大德五年(傣历666年,公元1301年),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特赐龚(贡)禄一个姓氏为“刀”,该支刀氏得姓自此始,所以又称“刀龚氏”。
明朝永乐四年(傣历768年,公元1406年),孟连宣抚司第四任土司进京朝贡,明永乐大帝朱棣赐其为“刀”姓,此后,历代宣抚土司及其属官均姓刀。民国元年(傣历1274年,公元1912年),该支刀氏族人回复龚氏,至今正式称龚氏四代有余。
刀氏先祖在明朝初期随明军征讨云南,因屡建战功加封为宣抚使,定居于云南南甸宣抚司。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甸宣抚司末代土司刀统政(龚统政)的全权代表龚安周曾在1950年10月下旬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梁河驻军营长卫永华、梁河军政代表团副团长和友贤、地方工作人员瞿富生等进行和平谈判。龚安周当时的身份是土司的属官,又是“反共救国军”第二路的总指挥。
当天谈判席一律从简,仅摆了一张黑漆大圆桌,桌上放了“团结牌”香烟和几盘茶叶糖果。谈判主要内容为:①关于南甸自治问题;②关于土司权益问题;③关于解放军驻扎问题;④关于保留土司自己武装问题;⑤关于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问题。
然而,龚统政不但不接受这五点意见,相反继续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扶持下武装窜扰各地。因谈判无效,人民解放军在1951年1月25日进军萝卜坝剿匪,将“反共救国军”一举歼灭,刀统政仅率亲信六十来人经陇川逃亡缅甸,从此梁河彻底解放,劳动人民推翻了长达六百五十年之久的封建土司制度。
南甸末代土司刀统政后来长久居于缅甸,直至1993年4月5日的清明节当天亡故,最终由自己结束了背叛祖国的流亡生涯。
“刀”这个姓氏在后来已被傣族人民认可,并成为傣族中首领、贵族所采用的姓氏,也成为今天傣族同胞首选的姓氏用字,为现今之傣族之中人数较多的大姓群体。
源流四
源于朝鲜族,出自古百济国大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唐朝魏徵寿在《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中记载:“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国。其国王有一侍婢,忽怀孕,王欲杀之,婢云:“有物状如鸡子,来感于我,故有娠也。”王舍之。后遂生一男,弃之厕溷,久而不死,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高丽王忌之,东明惧,逃至淹水,夫余人共奉之。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历十余代,代臣中国,前史载之详矣。开皇初,其王余昌遣使贡方物,拜昌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主涠荚其国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南接新罗,北拒高丽。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长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将德,服紫带;次施德,皁带;次固德,赤带;次李德,青带;次对德以下,皆黄带;次文督,次武督,次佐军,次振武,次克虞,皆用白带。其冠制并同,唯奈率以上饰以银花。长史三年一交代。畿内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倨焉。五方各有方领一人,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其衣服与高丽略同。妇人不加粉黛,女辫发垂后,已出嫁则分为两道,盘于头上。俗尚骑射,读书史,能吏事,亦知医药、蓍龟、占相之术。以两手据地为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筝、竽、箎、笛之乐,投壶、围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戏。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国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刀氏、解氏、贞氏、国氏、木氏、苗氏。婚娶之礼,略同于华。丧制如高丽。有五谷、牛、猪、鸡,多不火食。厥田下湿,人皆山居。有巨栗。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庙于国城,岁四祠之。国西南人岛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
这里的刀氏,即为百济国的大姓氏族,为百济八族之一。
隋、唐时期,百济国勾结倭奴国,并在大唐立朝之后对抗大唐王朝,频繁攻击与唐朝有往来的新罗国,新罗国求助于唐朝。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李治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水陆大军十万征讨百济。苏定方与新罗联合发动了对百济的攻击,首都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被攻陷,百济义慈王和儿子被俘,一批剩余的百济贵族则逃往倭奴国。唐朝在百济国故地建立了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纳入大唐王朝的直接管理范围。郞将刘仁以兵一万留鎭泗沘城,苏定方则将百济义慈王扶余惠(의자왕부여혜)、太子扶余孝、王子扶余隆,以及大臣、将领九十三人、百济八族的贵族和族人一万两千人等皆掳至唐朝陪都(今河南洛阳),后义慈王病死在洛阳,赐谥号为“绍”,葬于北邙山。
百济国灭亡后,原百济国家将军鬼室福信(扶余福信,부여복신)拥立在倭奴国为人质的原百济王子扶余丰(부여풍)为新王,并向倭奴国求助。倭奴国立马送给扶余丰五千军队,并积极备战准备对付唐朝。扶余丰从倭奴国回百济故地复国。
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百济/倭奴联军与唐朝/新罗联军与在海上开战,史称“白村江之战”。经过五次大规模的交战,百济/倭奴联军的千余战舰被唐军二百余战舰击败,扶余丰见势不妙,弃军只身逃往高句丽,百济最终灭国。
不过,本源马韩民族的新罗人有天生的白眼狼性,于不久的唐咸亨元年~上元三年(公元670~676年)期间,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乘唐朝与吐蕃争战之机,反口噬咬,与唐朝之间爆发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唐新战争”,新罗军队攻陷了唐朝的熊津都督府,吞并了百济故地,之后多次击败唐军大将薛仁贵,最后以大同江作为分界线,与唐朝划分了各自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
在此期间,百济八族的贵族和族人大多被苏定方强迁入唐朝内地的中原地区,其中即有刀氏族人,后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
【迁徙分布】
孟连傣族历史渊源
⑴唐南诏时期孟连傣族:
孟连地区傣族载入史籍,始于唐朝南诏时期。当时,孟连属永昌节度,称“茫天连”,孟连一带的傣族称“茫蛮”。唐朝学者樊绰所撰《蛮书·名类》中记载:“茫蛮部落,并是开南(今云南景东)种也……从永昌(今云南保山)城南,先过唐封(今云南凤庆),以至凤兰苴(今云南临沧),以次茫天连,以次茫吐薅……皆其类也。楼居,无城郭,或漆齿。皆衣青布胯……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方国瑜主编的《云南郡县两千年》中对南诏永昌节度重要城镇注释,“茫天连”即今孟连县城,“茫吐薅”即今孟连自治县勐阿。从史籍《蛮书》中记载唐朝南诏时期孟连傣族的族属、习俗,以及傣语地名的情况来看,说明当时孟连傣族已有一定知名度。
传说,后来孟连傣族聚居区发生瘟疫,人们死的死,逃的逃。浩劫过后,“孟连城灭亡了,变成了荒坝。”勐阿坝只有一个寨子幸免于难,后人因此称其为“芒岗”(傣语:剩下的寨子)。
⑵勐卯傣族南迁孟连:
据《孟连宣抚司历史情况》一书记载,“傣历六百年左右,勐卯地区(今云南德宏瑞丽)的土司死,弟兄因互争权位而造成内乱,当时皇朝统治者派兵前去镇压,于是造成勐卯傣族大规模的南迁。”其中“一支由王子率领其家臣、奴隶和百姓,沿怒江南下进入阿佤山区”,然后到达孟连地区。“那时……孟连这片山谷盆地被茂密的森林所掩盖……傣族劳动人民砍伐焚烧”,开辟了许多田地,“他们便把这些地方叫做‘孟连’——即找来的地方”。勐卯傣族“南迁时,原居住于阿佤山的傣族也不断来到孟连”。
南宋嘉熙二年(蒙古木亦坚汗九年,傣历600年,公元1238年)前后,勐卯傣族大规模南迁,其原因是孛儿只斤·窝阔台派遣孛儿只斤·忽必烈和兀良合·台率领蒙古大军自北南下,渡金沙江征服大理政权所引发的兵乱。南宋宝祐元年(蒙古蒙哥汗三年,傣历615年,公元1253年),孛儿只斤·蒙哥为实现南北夹击南宋的战略,命忽必烈和兀良合台各领一支大军经川西入云南,当年攻下大理城,大理国王投降蒙古,忽必烈率军北归,留下兀良合台一部继续征服大理国境内其他地方。元朝李京著《云南志略》中说:“甲寅(公元1254年),大将兀良合台专行征伐,金齿内附。”勐卯傣族就属金齿一部,蒙古大军压境,迫使一部分南迁,留下来的抵抗不住,只好屈服。因此,勐卯傣族南迁孟连,是在南宋宝祐二年(蒙古蒙哥汗四年,傣历616年,公元1254年)。
江应梁著《勐卯史话》中说:“根据《明史》和明朝文献《土官底簿》等记载,孟定、孟连、耿马……等地的土司,其先都是率部民从勐卯来,定居后世为土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民族调查资料,把孟连傣族和德宏傣族同归“傣纳”(傣那),就是因为孟连傣族的先民从勐卯来,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德宏傣族有着共同的特点。
从勐卯迁来的傣族逐步开发南垒河、南马河等河谷地带。他们使用牛耕,以种植水稻为主,生产发展了,人烟也稠密起来,“孟连”这块被寻找到的地方,渐为世人知晓。南宋后期,“孟连”、“俄麻甸”(今云南勐马)两地名已见于历史文献。
二节土司统治开始
⑴木连路军民府:
孟连有建置,自元朝开始,在史籍《元史·地理志四》中就有“木连路军民府”记载。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起,元朝廷在怒江两岸设柔远、茫施、镇西、镇康、平缅、麓川等路,委任当地民族首领为官就地治理,在云南西部地区推行土司制度。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设木连路军民府,委任傣族首领罕罢法为总管,孟连土司统治由此开始。
“木连”即孟连的同名异写,木连路的治所在孟连。木连路先属大理金齿宣慰司,元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木连路与银沙罗甸从大理金齿宣慰司中分出,另设银沙罗甸宣慰司,北为银沙罗甸,南为木连路。据《元混—方舆胜览》记载,木连路管辖范围,除治所在地孟连外,还包括蒙雷甸(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募乃)、蒙索甸(今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勐梭)、俄麻甸(今云南孟连勐马)等地区。
元设木连路,委任傣族头人罕罢法为官治理地方,成了孟连历史上第一位土司。孟连傣族沿袭勐卯对王的称谓,称土司为“召贺罕”。罕罢法就是孟连傣文史料中所说的率领勐卯部分傣族到孟连定居的那位王子。南迁途中,罕罢法娶马散(今云南西盟)头人之女为妻,通过联姻密切傣族和佤族的关系。罕罢法又把许多黄牛、水牛和男女衣服送给马散头人,向佤族讨得地盘,然后带着南迁的傣族到孟连定居。在《新纂云南通志》中记载:“坎把法(罕罢法)……开辟荒芜,招集夷民,守土传世,改名孟连。”元至元二十六年(傣历651年,公元1289年),罕罢法建孟连城,作为木连路的治所。从此,孟连城成为孟连历代土司统治的基地,孟连地区的政治中心。罕罢法去世,其子刀罕很承袭木连路军民府总管职。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木连路为麓川路并吞,木连路军民府时期结束。
⑵麓川平缅宣慰司统属:
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朝廷在勐卯地区建立麓川路。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麓川路头领思可法称雄一方,不服元朝管制。元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思可法向外扩张,侵夺路甸,元朝廷军事征讨、政治招降,均告失败,怒江两岸傣族地区逐渐被麓川思氏并吞。到了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元朝廷三易主帅,命“元帅搭失把都鲁讨之,不克,思可法益吞并诸路”,木连路和银沙罗甸也在其中。
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思可法派遣其子进京贡物归附,元朝设平缅宣慰司,委任思可法为宣慰使承认思可法所并路甸为其势力范围。在明朝学者李思聪所著的《百夷传》中记载,思可法“吞并诸路而有之,乃罢土官,以各甸赏有功者。”原木连路土司刀罕很是勐卯贵族后裔,当思可法势焰逼近时不战而降,虽失去朝廷命官的头衔,但保住了孟连头目的地位。刀罕很去世后,其子刀派送仍为平缅宣慰司属下孟连头目。
到了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统军征云南。翌年,明军荡平云南。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已故思可法之子思伦法遣头目献方物,并宋上元朝所授的(平缅)宣慰司印。明朝政府把元朝所建麓川、平缅两路地域合建为麓川平缅宣慰司,以思伦法为宣慰使。自此,思可法凭武力兼并之地,明朝承认其合法化。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麓川内部发生变乱,出现分裂局面,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思伦法逝世,原被麓川所兼并的傣族各部,相继脱离麓川而自立。
⑶隶属孟定御夷府:
为削弱麓川势力,明朝政府抓住怒江两岸傣族各部脱离麓川而自立的时机,分别建立土司政权。在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设孟定御夷府,下辖孟连。而孟定知府刀名杠,也是旧时麓川平缅宣慰司属下头目,地位与孟连头目刀派送同等,将孟连置于孟定府统属,刀派送不服。孟连和孟定,实力相当,孟定也驾驭不住孟连。结果,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延续了四年。
孟连长官司
⑴设立长官司
据史籍《明史·云南土司》记载:“孟连长官司,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农历4月设。时孟连头目刀派送遣子怀罕来言,孟连旧属麓川平缅宣慰司,后隶孟定府,而孟定知府刀名杠亦故平缅头目,素与等夷,乞改隶。遂设长官司,隶云南都司,命刀派送为长官,赐冠带印章。”在史籍《明史·职官五·土司》中记载:“长官司,长官一人,正六品。”明朝政府设孟连长官司,命刀派送为长官,刀派送从受控于地方政权的头目一变为受封于朝廷的官员,政治地位和声望大大提高了,由此,孟连土司历史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刀派送成为载入汉文史籍的孟连第一个人物,但他没等到正式执掌长官司的权力就去世了,孟连长官司长官一职便由其子刀派罕继承。
⑵长官司领地:
孟连长官司的管辖范围,比元朝木连路时期倍增。究其原因,据方国瑜《元朝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一书说:一是“明朝废银沙罗(甸)府,以其地初并孟定府,后分入孟连及耿马也。”孟连土司管地北抵小黑江和上下勐允一带,即从长官司时期开始。二是“木来府,元为车里地,明并入孟连,知木来即与木连路接界也”。孟连几种傣文史料都提到,孟连土司帮助过车里宣慰,又与车里联姻,车里宣慰把一些地方划给孟连,作为酬谢和陪嫁,大概源出于此。另外,南卡江以西、喳里江(萨尔温江)以东的“哈瓦”地区,明时也划归孟连长官司。从文献《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明朝云南政区图中可以看出,孟连长官司的四至为:东北隔澜沧江与威远州相望,东南与车里宣慰司接壤;南与孟艮府相连;西与喳里江与木邦宣慰司为界;北与孟定府和猛缅司毗邻。
⑶封建领主制度的产生:
孟连长官司领地广阔,为在全境进行有效统治,土司把全境划分为若干“勐”和“根”,给宗族成员、亲信头目以“召朗”、“召根”的职衔去治理,这就形成一个以土司为首的“官家”统治集团。在这个集团里,土司在政治上是最高统治者,掌握绝对权力;在经济上是土地所有者,山林田地都概属土司。土司把各勐和各根交给召朗、召根治理,他们可以把管辖范围内的土地分给百姓耕种,获取劳役地租作为俸禄,召朗、召根要服从土司的命令和调遣;土司把一部分土地直接分给百姓耕种,百姓要为土司服专项劳役。封建领主制度以领地的支配关系而产生,土司和召朗、召根构成封建领主集团,土司则是最大的封建领主。
以土司为首的封建领主集团,统治坝区和山区各民族百姓,各勐各根之下,又委派部落首领或氏族长为大小头人,管理几个或一个村寨。大小头人领有份地,从事劳动生产,但可免除对领主的无偿劳役。
⑷朝贡与赏赐:
明朝时期,孟连长官司对朝廷的经济负担有两种:一是“差发”,“岁征银贰百两”,上解省城;二是到京城朝贡,每次朝贡,朝廷皆有赏赐。在史籍《明实录》中,有关孟连的记事,属朝贡和赏赐的不少,这些史料,既反映孟连长官司与朝廷的往来,也记录了孟连土司的更迭。
例如,据史籍《明实录》记载: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七月丙申,孟定、湾甸、孟连等处土官遣头目、通事六十九人贡方物,赐钞币有差。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三月辛丑,云南广西府土官知府阿觉、镇康州土官知州曩光、孟连长官司刀怀罕……各遣使贡马及方物,赐钞及文绮表里有差。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七月己未,云南镇康府及孟连、大侯……诸长官司各遣人贡马,悉赐钞币遣还。”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六月辛丑……遣内官洪仔生、徐亮等人赍敕往孟连及八百大甸、木邦等处,赐土官刀怀罕等金织文绮有差。时刀怀罕等各遣人来朝,贡马、象、方物,故答之。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冬十月辛亥……木邦、麓川平缅、缅甸三宣慰司……干崖、茶山、瓦甸、孟连四长官司土官各贡象、马、方物,遣内官云仙等赍敕往抚之,赐苎丝、纱罗、绒锦有差。”
“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九月乙巳……占城国王遣使臣、暹罗国王遣通事、云南孟连长官司遣头目招刚等各来朝贡,奉表贡马及象牙、犀角等方物,赐宴并赐织金文绮等物有差。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十二月,敕颁赐隈琏长官司故土官刀派罕男派乐及其妻采币,俱命来使赍与之。正统十一年(公元141446年)十一月辛未,云南孟连长官司遣人并四川马湖府土僧妙容来朝,贡马及银器等物,赐宴及采币表里有差。正统十二年二月癸丑,敕……孟连长官司故土官刀派罕男刀派乐、孟楞地方头目陶孟曩揲……颁赐各官并其妻采币等物,俱命来使赍与之。”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冬十月丙寅……云南孟连长官司长官刀派栾遣头目板台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赐衣服、采缎等物有差。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秋八月庚子,云南孟连长官司土官舍人刀派虐遣人来朝,贡马及银器,赐衣服采缎等物有差。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六月壬子……云南孟连长官司遣头目麻朗等来朝,贡马,赐采缎、钞锭有差。”
“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十二月癸酉……云南孟艮府署府事舍人招帕雅、孟连长官司护印舍人刀派沾,各遣头目猛笼等来朝,贡方物,赐采缎、衣服等物有差。”
“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二月辛卯,云南孟连长官司土官(祖)母招曩猛并土舍刀派兰差头目康浩等来朝,贡马匹、银器,赐宴,赏采缎、衣物,并给赐土官(祖)母、土舍苎丝、罗各有差。”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三月癸卯,兵部题:‘……孟连长官司原系属夷,颁有印信,岁输差发。后因莽酋(指缅甸洞吾王朝国王莽应龙、莽应里父子)猖獗,遂尔外附,今护印土舍刀派真悔过归顺,进象乞降称贡。乞将所贡象二只,差官代进,土舍刀派真加以厚赏,查立应袭之人,以坚外藩,仍将副总兵邓子龙加厚赏记录。上从之,赏刀派真、邓子龙银有差’。”
据明朝学者诸葛元声所著《滇史》记载(约在万历十六七年):“舍目刀派汉……贿结车里兵,已为内应,杀派真而夺印自立。”后在清道光年间的《云南志钞·土司志上》中补叙:“派汉既夺官,率车里入贡,十九年又劝缅甸入贡,朝廷贳其夺官之罪。”“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六月丙申,礼部议:缅(莽)应里……进贡方物及金叶表文,止托孟连土司代进。”
⑸战乱:
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明朝政府置孟定御夷府,将孟连纳入其管辖范围,孟连地方头领刀派送不服。到了明永乐初年,刀派送遣子刀派罕进京申述,请求改变隶属关系。于是,明永乐皇帝朱棣在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农历4月,设孟连长官司,隶属云南都指挥使司,并将先前划给孟定府的原银沙罗甸土地分出一部分划给孟连长官司。孟连和孟定因此结怨,从而导致长期忿争仇杀。
据史籍《明实录》记载:“宣德六年(公元1431)八月丙辰……兵部奏:‘云南……孟定府土官知府罕颜法与孟连长官司刀怀(派)罕互侵土地,杀人掠财’……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冬十月辛亥……孟连长官司复奏孟定府侵占其地。”朝廷命总兵官沐晟与云南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会商,派员调解,令双方归还互侵土地、所掠财物,安分守职。这种调解措施,只收一时之效,孟连与孟定之争,仍然时断时续。在史籍《明实录》中还记载:“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十月戊辰……上曰:‘云南缅甸、木邦、陇川、孟密、孟连、孟定等处土夷,因忿争仇杀,土民受害,致劳官司抚处、征调数十余年,不得宁贴’……”。其实,这种长期忿争仇杀的局面,是明朝廷“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造成的。
在元朝后期,麓川思可法向外扩张,侵夺路甸,孟连地区(时为木连路)被其并吞。到了明朝初期,朝廷为削弱麓川势力,分其地设土司政权,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设孟连长官司后,在思可法之孙思任法为麓川宣慰使时,“每大言复祖父遗业”,又向外扩张。据史籍《明实录》记载:“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二月己巳……云南巡案等官奏:‘反贼思任法遣人犯景东卫,剽孟定地方,杀大侯州知州刀奉汉等千余人,破孟赖诸寨及孟连长官司诸处,皆降之。’”孟连又陷于麓川。思任法肆意扩张,危及明朝廷在云南的统治,沐晟征讨失败,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再征麓川。据《明实录》记载:“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正月乙丑,总督云南军务、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王骥,总兵官定西伯蒋贵奏:‘……元江府同知杜凯等亦报,率车里、大侯夷兵五万招降孟连长官司、亦保等寨’”。孟连才又摆脱麓川控制。
据江应梁所著《傣族史》记载: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后,缅甸洞吾王朝向外扩张,莽应龙死于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其时怒江西岸傣族各部已被其侵占,莽应里继为洞吾国主,便转而向怒江东岸进犯。
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孟连土司刀派真在莽酋威逼下外附洞吾,并被裹胁参与战乱。于是,明朝政府撤销了孟连长官司建制。到了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明朝政府以刘綎为游击将军、邓子龙为永昌参将,率大军在滇西反击洞吾入侵军,并招抚孟养、木邦、孟密、陇川各土司。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刘綎、邓子龙移师包围孟连,生擒叛首,献俘于朝。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明朝政府复设孟连长官司,称“猛脸”。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孟连土司刀派真贡象悔过,朝廷给予厚赏。
据明朝学者诸葛元声所著《滇史》、清道光年间《云南志钞·土司志上》的记载,刀派真有叔父刀派汉,与车里联姻,于明嘉靖十六、七年之际(公元1588~1589年),勾结车里兵杀害了刀派真,夺印自立。刀派汉因随车里入贡,又劝缅甸入贡,朝廷赦免其夺官之罪。然而,刀派汉却在暗中投靠缅甸洞吾王朝,在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91年)与孟艮合攻上猛允,将所掠金银、珠宝、大象、马匹输送到莽应里所居地景迈(今泰国北部)。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农历8月,刀派汉再次勾结威远,阴谋杀害刀派真之子刀们猛和弟刀派金,但未得逞;同年农历9月,刀派汉杀害了猛戛头目,引起众怨。这一段历史,是孟连长官司最不光彩的时期,于是,刀派金联络众头目,共同处死了刀派汉。之后,众头目推举刀派金为代理土司,等待刀们猛成长。事情呈报到省府,云南都司批准,并颁给刀派金冠带。
⑹佛教传入:
到了明弘治六年~正德九年(公元1493~1514年),刀派沾(又称刀派忠)在任期间,孟连地方强盛,过往客商很多。传闻缅甸盛行佛教,刀派沾乃派四个大头人带领随从数十人,携骏马四匹,及金银器皿、采缎等礼物去勐安瓦(即“阿瓦”,位于曼德勒西南,缅甸宣慰司首府,上座部佛教圣地),送给当地土司。缅甸土司回赠大象四头,经书三本(经、律、论三藏),菩萨四尊,还有法器、仪仗等,佛教由此传入孟连。此后,佛教逐开始渐在孟连地区傣族中流行,以至最后成为普遍信仰,对傣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⑺清初的孟连长官司
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进入云南地区进行军事占领。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云南局势已定。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设永顺镇,孟连刀派钦归附,清朝依明朝建制,仍设长官司,但改隶永昌府。清康熙年间的《云南通志》中记载永昌府田赋:“孟连长官司(差发)银贰百两,归永昌府项下。”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2年)后,削减孟连长官司差发银,清康熙年间的《永昌府志·田赋》中记载:“原额孟连长官司银贰百两内除荒,实征银四十八两。”清初孟连长官司管辖范围,大抵与明朝时期相同,清乾隆年间的《云南通志》记载永昌府疆域:“永昌府在省西……府东南一千五百六十里为孟连长官司,东至车里界,西至旧木邦界,南至孟艮界,北至威远界。”
孟连宣抚司
⑴擢升宣抚司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孟连刀派钦归附清朝,清朝依明朝建制,仍设长官司。刀派钦去世,子刀派鼎承袭。清道光年间的《云南志钞》中记载:“传至派鼎,国朝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贡象投诚,授宣抚司世职。”从长官司到宣抚司,连升了两级,是有原因的。据文献《孟连历史》的记载,是刀派鼎的父亲生前奉调从征有功,刀派鼎袭职时将父亲的功劳报上去,皇帝便给宣抚司的官衔。宣抚司,宣抚使一人,从四品,孟连土司声誉由此大振。
孟连宣抚司,仍隶属于永昌府,管辖范围与长官司时期同,时征差发银四十八两不变。在刀派鼎任宣抚使时,内地汉族移民和宣抚司境内各民族群众到募乃采矿炼银的很多,募乃银厂鼎盛空前,刀派鼎获利丰盛,因此上疏:“愿自雍正七年始,每年纳厂课银六百两以充兵饷”。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农历9月,朝廷就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章批复:“其孟连土司厂课每年六百两,为数太多,著减半收纳,以昭柔怀之意。”募乃银厂课银于是减为三百两。募乃银厂采矿炼银业的迅猛发展,促使周围部分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据说,募乃银厂兴旺时期,从孟连、上允、勐遮向募乃运粮的牛马帮,终年络绎不绝。商品交换和矿区各民族劳动者获得银两报酬,促进了货币的流通。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内外交往的增多,孟连宣抚司加强了司署统治机构,土司之下,由萨迪龙总揽军政外事大权,召帕萨管理内务和上城(宣抚司住地),法干宝经理财务和粮库收支,法朗勐统领士兵,召卡任秘书长兼礼宾。此外,设汉族秘书一人,负责与上司的文书往来和接待汉族官员。孟连宣抚司时期,开始出现以交纳粮食为主要形式的实物地租,与劳役地租并存;宣抚司还规定,每户每年须交一次“门户钱”,用以“买路走、买地住、买水吃、买柴烧”。
⑵闰五月事变
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明朝末期随南明永历帝流亡到缅甸的贵族后裔宫里雁,因与缅甸木梳头目素有仇隙,战败后欲奔孟艮,经孟连土司地木戛(今云南澜沧)时,孟连宣抚使刀派春带兵前往招降,宫里雁犹豫未决,适逢石牛厂(今云南耿马)周彦青相招,先令其妻曩占(南章)、头目撒拉朵并部属千余人归附孟连土司,自带妾婢和随从数人赴石牛厂。刀派春将宫里雁部属缴械后带至孟连分散于各寨,而将曩占及二女安置在城里。不久,刀派春向曩占索取牲畜器物,曩占给予;又先后索娶二女,曩占应允。刀派春恣意妄为,还想霸占曩占,曩占愤极,暗中联络了撒拉朵,于当年农历闰5月14日夜闯入刀派春家,手刃刀派春及其家人二十六口,然后火烧孟连宣抚司署。分散于各寨的宫里雁部属见城中起火,遂聚集起来跟随曩占、撒拉朵奔赴孟养,之后到达孟艮。
孟连闰五月事变,远在石牛厂的宫里雁实不知情,但云贵总督认为宫里雁不除,恐滋事端,即派永顺镇督促耿马、猛猛两土司将宫里雁及其妾婢、随从捉拿押解至省城。事报京城,军机大臣等议复,将“宫里雁照酋人聚众劫杀例”斩首。宫里雁在木邦经营波龙厂,素与木邦土司相依,对付缅甸木梳王朝侵袭。宫里雁战败既死,木邦势单力薄,遂降缅甸。继而,孟艮统治集团内讧,又为缅甸控制,缅甸于是经木邦、孟艮等地连续侵扰孟连等傣族地区。
⑶外敌入侵:
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缅甸木梳王朝派人到孟连征索货币,到耿马勒索贡礼,往车里征粮米。据清朝《高宗实录》中记载,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木梳莽已觉领兵到木邦猛店地方驻扎,向耿马索取旧规,不给,即渡江来袭……又据顺宁守禀报:‘莽子窜入孟连地方,并及圈空,有人七百,马七匹。’”据清光绪年间《续修顺宁府志》武备·戎事《孙士毅绥缅记事》说,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农历3月,缅兵自木邦入孟连境,孟连土司兵和佤族不能抵御,缅兵占据孟连,继而烧掠募乃银厂,又沿上勐允、猛猛入耿马、孟定,到处焚劫……缅宁居民震恐。缅兵总共盘踞了二十多天,才渡滚弄江而去。这与《孟连土司历史》(傣历1129年,公元1767年)中的记载基本一致。
对于缅甸木梳王朝的入侵,清朝政府也进行了军事反击,于是发生了在清乾隆三十二~三十五年(公元1767~1770年)两次征缅事件,虽无所获,但也暂时压住了木梳王朝入侵的凶焰。据清光绪年间的《续修顺宁府志》中记载的“派春死,子派先袭,乾隆年间两次奉调土练征缅,换颁清(满)汉篆文孟连宣抚司铜印一颗”,就是发生在这一段时间。在文献《孟连历史》中记载的刀派先事迹,也提到曾两次奉调入缅作战,清乾隆大帝发给铜印的事。
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暹罗(今泰国)戛于腊与缅甸景栋头目争斗,景栋头目要求孟连土司出兵援助,土司刀派功贪图得利,私自携带印信及士兵三百人出境。时戛于腊与孟养相互勾结,刀派功率部行经孟养住宿时遭到突然袭击,刀派功被杀,印信遗失。在文献《孟连土司历史》中记载:“这时孟连没有土司,暹罗(泰国)兵又上来占了孟连,烧杀得不成样子。”孟连土司印信遗失,云贵总督照会缅甸、暹罗代为寻找,在次年农历3月,暹罗戛于腊头目将孟连土司印信交回。
据文献《孟连傣族土司历史》记载,清道光四年(傣历1186年,公元1824年),满冷(原南卡江以西、萨尔温江以东哈瓦地区)佤王带兵潜入孟连土司境内,已到贺信纳戛(今西盟勐梭上边),想去霸占银矿(新厂),孟连土司刀派民出兵将其驱逐出境。不久,满冷兵又从班散渡江入境,被孟连勐阿头人将其打退。但满冷兵仍驻扎在班散,伺机进犯孟连地区。刀派民派召帕萨统领孟连、勐阿两地武装渡江作战,满冷兵败,逃离班散地区。
据文献《孟连阿哈拉勐》记载,清光绪八年(傣历1244年,公元1882年),缅甸孟艮头目纠集孟养、孟垒武装进犯孟连,孟连土司刀派华出兵在南部边境一线绪截。这次战争时断时续,有时成拉锯形势,直至清光绪十年(傣历1246年,公元1884年),孟艮兵败退出境,战争结束。
据清朝学者张成瑜所著《潞江下游以东至九龙江行记》一书记载,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农历10月16日,一支由英国官兵组成的探险队从缅甸瓦城(曼德勒)出发,前往孟连、车里傣族土司地区进行阴谋活动。出发前,英军收买了满冷土司,并向其提拱枪支弹药,在南卡江下游孟连土司管地勐阿一带进行武装挑衅,遭到了孟连傣族人民的坚决反击。农历12月17日,英军抵达班养驻扎。12月20日,满冷土司去会英军军官,对“洋官送去洋枪洋毯各礼物甚丰富”表示十分高兴,同时又“求洋人帮与孟连讲和”,于是英国人写信给孟连,叫孟连收兵,不然,当帮助满冷与孟连作战。12月26日,英军到达南泥物河边。当晚,有满冷头目带领兵丁数名,直入英军官阿也拜账内,说“二十三日与孟连打仗,战败孟连得数人之头,因闻尊官在此,特来求赏。”12月28日,英军到达南邦,有满冷头目来会,英军官员问近日军事情况,云“昨日已退完矣,但各守疆界耳。又问孟连之兵现在何处,云在隔江们阿(勐阿)寨屯扎。”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农历1月3日,英军从班散渡江至勐阿。“初四日,阿也拜与两家讲和,亦各遵令收兵。”1月6日,英军至勐马,1月8日至孟连城,孟连土司于城外迎接。1月10日,“洋官去会孟连土司,请其印绶看……印文曰‘孟连宣抚司印’,外一行字曰‘乾隆XX年制造’,又一行字曰‘乾字四百二十九号’。洋人说与土司,华英二家两相结纳,我英人亦有在北京做官,甚得皇上之宠,若两家不睦,何能如此尔,只管放心也。”英军驻扎孟连时,不断刺探镇边厅驻军数量及布防情况。当从几名在孟连闲游的兵丁中探听到镇边厅参将尉迟东晓几日内“要来与土司说话……又闻有重兵相随,遂不肯多留”。1月12日离开孟连,向九龙江(景洪)进发。农历2月3日,英军方至九龙江。2月6日由九龙江折回,2月11日经打洛入缅甸境,又从孟马、孟养等地进入孟连境内的腊福,2月19日从腊福到勐马,2月21日经芒海、芒朗,从班弄过南卡江至满冷地。农历3月30日,回到驻扎地腊戍。
英国侵略者收买满冷土司和孟连打仗,英军到过孟连的事迹,在文献《孟连阿哈拉勐》中清光绪十六年(傣历1252年,公元1890年)的记事中有简明记录。
⑷各民族反对领主统治的斗争:
孟连宣抚司中后期,由于封建领主阶级剥削压迫加剧,各民族反对领主统治斗争不断掀起,土司统治开始走向衰落。
孟连统治家族成员、《孟连土司历史》撰述者、上允头人刀派韩讲述完从罕罢法至刀派昌历任土司历史后说:“嘉庆接位,拉祜就造反了”,究其原因,是“有些人当上官,欺压人民。”
据清朝时期的《仁宗实录》中记载,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孟连境内拉祜族“因孟连土司不善抚绥,兼多派累,众心离弃,所有应交山水钱粮,不肯交纳,亦不服差派。”他们拥护铜金和尚张辅国,以南兴为中心,据地“三勐五圈”,与孟连宣抚司对抗(“三勐五圈”指哪些地方,史籍无注释。根据有关线索推测,“三勐”当指勐允勒、勐允岛、勐戛;“五圈”即千控、谦六、谦迈、谦莫、谦哲)孟连土司刀派功无力应付,请求上司代为剿办。云南巡抚派员调处,一面告诫刀派功不得苛派,一面令张辅国还俗,委以土目称号,隶属孟连宣抚司,约束三勐五圈之民,代收山水钱粮,转交孟连,局势暂趋缓和。
据文献《孟连历史》记载,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孟连、勐滨、勐朗等地局势混乱,清政府恐募乃银厂矿工造反,遂封闭银厂,课银从此停止上缴。募乃银厂封闭,孟连土司失去了一大经济来源,也影响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由张辅国带领的拉祜族又在孟连、猛猛土司境内掀起反对封建领主统治的斗争,一时间所向披靡。云贵总督连忙派兵配合孟连、猛猛、耿马三土司分路进剿。由于众寡悬殊,次年(公元1813年)农历4月,反抗失败,张辅国也被俘,惨遭杀害。
据文献《孟连傣族历史》记载,清道光十二年(傣历1194年,公元1832年),爆发了由芒掌一个和尚组织领导的反土司斗争。这个和尚在昂朗山结庐建寺传播佛教,因为他是住在山上的和尚,人们称他“帕坝”(野和尚)。傣文史料记载:“人们说他是天神,有佛……景栋、孟养的拉祜族上来当兵,勐赫、谦六、勐朗、东主、募乃等地的拉祜族都来归他……勐阿、勐马的傣族也都来归附他。他收集了所有的兵。”显然,帕坝是借宗教组织武装来进行反抗土司统治的。孟连土司十分恐慌,请求安瓦缅王、景栋、车里出兵帮助镇压。结果,反抗失败,帕坝被俘,缅兵把他带到安瓦杀害。史料首次披露了孟连傣族起来反对本民族统治者的斗争。孟连坝子西边的芒养,也有关于“帕坝”的传说。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拉祜族“三佛祖”李阿三率众进占西盟,委派部属和当地头目管理村寨和宗教事务,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西盟地区由此逐渐脱离孟连土司的统辖。
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孟连、猛猛两土司地拉祜族起来反抗土司统治,两个土司穷于应付,云贵总督岑毓英派兵镇压。事后,清政府鉴于孟连土司日益孱弱,无力控制全境,遂割小黑江以南孟连土司地设镇边直隶厅,派流官治理;同时设镇边营,委内地将领统领驻军。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农历2月,当英军从九龙江折返缅甸又进入孟连境内时,孟连坝子以北的拉祜族聚集景冒、景信一带山头警戒,预防土司与洋人勾结进入拉祜山寨。孟连土司疑为拉祜族要来攻城,曾一度惊惶不安。
在孟连傣文史料中,没有提到孟连境内佤族反抗土司统治的事。然而,在以拉祜族为主的各民族反抗土司统治的斗争中,佤族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清光绪年间的《续修顺宁府志·武备志一》在记述民团、边防时说:“盖孟连、猛猛自嘉庆以后不能自立,所辖土地多为倮黑、佧佤两种类所据,塘汛基址久已坍毁。”佤族是孟连宣抚司境内土著和主要民族之一,由于历史上与傣族结盟的原因,可能没有出现与孟连土司的武装对抗,但其据地自立,拒交山水钱粮,不服劳役差派,无疑起到了支援各民族反抗斗争、削弱傣族封建领主统治的作用。
⑸管辖范围的变迁:
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设孟连宣抚司时,孟连土司管辖范围,沿袭明朝孟连长官司时期四至界线。清乾隆中期以后,孟连土司西部南卡江以外喳里江以东的南部阿佤山区(哈瓦地区)脱离孟连土司管辖,形成后来“倔强自雄,既不属华,也不属缅,介居两国边境”的莽冷(满冷)地方。这样,孟连土司西部便以南卡江(含上游南锡河)与莽冷为分界线了,孟连土司领地大减。清道光年间的《云南通志·秩官志》中记载的孟连土司“东至南朗河一百八十里与猛遮交界,南至丙海山(昂朗山)八十里与猛养交界,西至南化河(南卡江)一百二十里与卡瓦野夷(莽冷)交界,北至辣蒜江(小黑江)四百二十里与猛猛交界”,是指清乾隆中期以后孟连宣抚司管辖范围。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拉祜族首领李阿三率部进入西盟,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西盟地区逐渐脱离孟连土司。
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清政府鉴于孟连土司日益孱弱,无力控制全境,遂割小黑江以南孟连土司地设镇边直隶厅(治所在谦六),另外委派土都司、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等分治各地。孟连土司管辖范围又大为缩小,只剩下“北到景信、景冒,东至芒红、芒景(今澜沧糯福区所属村寨),西至公信、勐阿,南至海东、芒信”一小片地方和上允一块飞地了。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农历11月,清政府根据云贵总督建议,将孟连宣抚司从顺宁府划出,归镇边直隶厅就近管辖,颁给“云南省镇边直隶厅世袭孟连宣抚司印”,上允脱离孟连土司领属。清宣统年间(公元1909~1911年),镇边厅依方位将辖区划为东、西、南、北、中五区,孟连宣抚司管地属南区。
至此,孟连宣抚使不过是偏居一隅、名声大而实力小的土官罢了。
⑹宣抚司时期文化成就:
在孟连宣抚司时期,产生了一些流传并影响后世的文化成就,一是地方傣文史料,二是是规模较大的建筑。
清嘉庆十一~十二年(公元1806~1807年)时,孟连土司宗族成员、上勐允头人刀派韩撰述《孟连土司历史》,记述第一世土司罕罢法至第十九任土司刀派昌的名字及各个时期发生的大事,记事时间从明永乐二年~至清嘉庆十年(公元1404~1805年)。记述完毕后,刀派韩说:“我们孟连的历史必须写下来,如果不记下来,我们这一代死了,下一代就不晓得了。”接着他又说:“这本书是法勐允刀派韩写出,讲地方历史的。”这是最早形成文字(傣文)的孟连地方史料。
八十多年后,又出现一份《孟连历史》,因系上允下城刀正记保存的,故译为《上允下城刀正记保存的孟连历史》,记事从元至元二十六年(傣历651年,公元1289年)第一世土司罕罢法建孟连城开始,到清光绪十五年(傣历1251年,公元1889年)刀派华在任时,共列了二十三个土司,撰述者不详。这两份傣文手抄本保留了一些不见于汉文史籍的资料,这是极其可贵之处。但由于都是后人对前人流传事迹的追述,各自依据的资料不尽相同,所记史实互有出入,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讹误。研究时要与汉文史籍对照、互相参酌。
从清同治三年(傣历1226年,公元1864年)起,孟连上城佛寺长老桑哈拉扎(僧衔)记录地方大事,一般一年记一条,最多记上三条(傣历1242、1252年),一直记到去世那年即民国二年(傣历1275年,公元1913年),五十年间共记了六十三条地方大事,内容涉及土司和高层官员的重大活动,军事和外事活动,重大建筑(塔、佛寺、官署)兴建,村寨和集市开辟,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等,保存了一些难得的自然和社会历史资料。桑哈拉扎去世,后人接着并保持他的风络继续记孟连地方大事,一直记到公元1976年(傣历1338年),汉文译为《孟连阿哈拉勐》(地方大事记)。
据史籍《孟连阿哈拉勐》(地方大事记)记载,清同治四年(傣历1227年,公元1865年),建“塔汉勐”,“塔汉勐”意思是坝子尾巴的塔,因其位于孟连坝子尾巴,故得此名。该塔在距孟连旧城三公里半、南垒河西岸的一座小山包上,与宣抚司大门互相遥望,是为纪念第一任宣抚使刀派鼎的女儿南贺菲而建的。“塔汉勐”后毁于地震,现存周长约五十米、高约十米的三级四边形砖砌塔基。一直到1957年(傣历1319年)以前,傣族人民每逢傣历的7月15日,要在塔前举行祭祀,并在河东一块大草坪上赶摆,傣语称“摆汉勐”。
清同治八~十一年(傣历1231~1234年,公元1869~1872年)建上城佛寺(含大殿、僧房、厨房等)。上城佛寺主要建筑大殿建筑面积五百八十八平方米,通高十二米,挂瓦屋面,歇山顶三重檐外廊式土木结构,为孟连佛寺建筑之最。
清光绪四年(傣历1240年,公元1878年),刀派全在任时建宣抚司议事厅。议事厅是孟连土司和上层官员商讨要事的地方,建筑面积三百七十四平方米,通高十米二五,挂瓦屋面,歇山顶三重檐一楼一底干栏式结构,楼上议事,楼下为活动场所。民国元~八年(傣历1274~1281年,公元1912~1919年),刀派永继先辈完成土司住房、东西厢房(用于办公),牌楼式大门等建筑,孟连宣抚司署建筑群告成。1965年,孟连宣抚司署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宣统二年(傣历1272年,公元1910年),建中城佛寺大殿,建筑面积四百零六平方米,挂瓦屋面,歇山顶三重檐外廊式土木结构。孟连傣族佛寺、孟连宣抚司署建筑,都具有傣汉民族形式结合的特点,是边疆和内地文化交融的结晶。
民国时期土司状况
⑴封建领主统治的延续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实行共和政体。然而,云南省边缘地区,仍依清朝旧习,保留土司名位,照例以世袭,管理所属村寨,享有原来特权,只是分隶县府统辖而已。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以前,以刀派永为代表的封建领主阶级,依旧统治着清末(清光绪二十年以后)孟连土司辖境的各族人民,孟连宣抚司署仍然是土司行使统治权力的衙门。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云南省议会选举,孟连土司刀派永当选为省议会第一届旅缅滇侨各区土司特派员。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镇边直隶厅改称镇边县,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更名澜沧县,沿袭清宣统时期东、西、南、北、中五区行政区划,孟连土司管地为南区。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澜沧全县按各土司管地划为孟连、东宾、西贤、圈六、西盟等十区,刀派永为孟连区行政长官,由其女婿刀秉忠(官名“萨迪龙”)总揽行政事务,各属官分管各个地方。
由于土司制度源远流长,孟连境内的傣族对宣抚(召贺罕)有其民族的、宗教的传统心理的信仰,宣抚及其属官在佤族中也有一定影响。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刀派永年老告退,由其子刀派洪接替宣抚使职。
⑵土司制度的削弱与消亡:
土司当权,沿用旧的方式治理,政令难以顺利推行。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国民政府发出逐渐除土司制度通令,云南省政府采取渐进办法,逐步分划土司地区,加设行政官吏进行管理。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澜沧县依山川形势划为八个区,以序数为名。原孟连土司统属地被划为第二区,下设九乡一镇,云南省民政厅委任刀秉忠(老土司刀派永之女婿)为第二区区长,乡镇长则由澜沧县政府委任。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澜沧县废区建制,扩大乡镇,全县划为十三乡二镇。原孟连土司统属地被划为孟连镇(镇长刀派洪,傣族土司)、勐达乡(乡长刘绍鸿,广东籍汉人)和勐海乡(乡长李崇仁,拉祜族头人)。成立第二区时,区长由土司亲属成员刀秉忠担任,掌握各乡镇实情的乡镇长,虽多为原孟连宣抚司属官,但受委和听命于澜沧县府,已不是土司可以支配的了,头人各自为政的局面开始形成,土司和头人之间,只是保留传统的上下关系而已。废区扩大乡镇,原孟连土司属地方分为孟连镇、勐达乡(公元1948年改称南卡乡)和勐海乡(公元1948年改称镇边乡)三个乡镇,孟连镇镇长虽由土司刀派洪担任(公元1947年由其岳父刀秉乾接替),但管辖范围已缩减三分之二。唯一不变者,孟连土司仍在清末所统属范围内每年向各族人民收取一次门户钱。
据整理出来的孟连宣抚司户口册上记录,1936年向山区民族每户摊派两元(银币、滇银元、鹰洋)零八个铜板,坝区傣族摊派多少不详,但必然要多一些;1943年的摊派,坝区傣族每户七个半开(银币三元五角),山区民族每户五个半开(二元五角)。这种“将其统属人民归入区乡公所”,而仍使其“享有向有门户之收入”的特权,是国民政府政策所所规定的。
第二十四代土司刀樾春因反对民国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被云南省民政厅逮到省城关押了两年有余,直到抗战前方被省主席龙云释放出来。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赴缅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九十三师之一部撤退到孟连,以刘绍鸿,罗庚(刚)为首的两广籍军人势力形成。刘绍鸿任勐达乡(辖今勐马,公信)乡长和孟连自卫中队(孟连,勐达,勐海三乡镇武装组成)队长,凭据政治、军事实力,在孟连地区(包括三乡镇)贩卖鸦片,摆赌抽头,横征暴敛,任所欲为。戴着宣抚使头衔,有着省政府咨议名分,身为孟连镇镇长的刀派洪及其他傣族上层人士,面对外来势力的扩张已无可奈何。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秋,刘绍鸿借口请假到泰国治病,未准即席卷财物离职迁居缅甸景栋,行前擅自将勐达乡乡长一职让给罗庚。当时,觊觎这一职务已久的澜沧豪绅石炳麟贿赂县长,在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2月的选举活动中,当选南卡乡(原勐达乡)乡长。于是,罗庚和石炳麟霸占和夺取南卡乡乡长的争斗在孟连地区开场,而且越演越烈。同年初冬,石炳麟的武装开到芒洪、贺戛,罗庚的武装据守下城佛寺一带,双方隔南垒河对峙,准备作最后较量。
在这紧急关头,孟连土司刀派洪(时任澜沧县参议员)立与城子大头人刀焕贞(民国三十二年即1943年任勐海乡乡长,时任澜沧县参议员)、刀秉乾(时任孟连镇镇长、刀派洪岳父)等磋商,认为石罗两方在孟连打仗,不论谁胜谁负,受害的首先是孟连人民,孟连百姓正面临洗劫之灾。于是,决定请求双方罢兵。经三人昼夜来回奔走,终于达成协议,由刀派洪等筹措六千银元给石炳麟,作为(贿赂买官)损失补偿;石炳麟把南卡乡乡长职务让给罗庚。
石炳麟与罗庚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澜沧、孟连的代理人,他们之间虽有矛盾冲突,但其阶级本质是一致的。以刀派洪、刀焕贞、刀秉乾等为代表的孟连傣族上层人物,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代理人的凶恶面目,在澜沧全境(含孟连)面临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毅然决定派人到谦六找爱国民主人士傅晓楼(时任中共思普地下组织领导下的景澜六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表示同意“闹民主”(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
新中国时期
1949年1月下旬,民国政府在澜沧的代理人石炳麟势力被人民解放军击垮,石炳麟带领残部仓皇逃到境外,以罗庚为首的孟连两广籍“在乡军人”也随之逃到境外,澜沧、孟连获得解放。同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澜沧临时专员公署成立,宣布废除土司制度,委任刀派洪为孟连县临时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刀焕贞为副县长,刀秉乾为政府委员。刀派洪交出了世袭的孟连宣抚司印,接受了人民政权任命。
至此,经历元、明、清、民国四个历史时期,历时六百六十年(公元1289~1949年)的孟连土司统治宣告结束。
由于刀樾春曾被民国政府关押过,因此他始终心有余悸,以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刀樾春在应邀赴北京时,“犹如赴刑场,战战兢兢,洒泪别乡亲”。直到五个月后结束了全国参观访问团的旅行后,刀樾春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兴高采烈地回大到梁河出任县长时,方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表示衷心拥护中央人民政府。
南甸土司的汉化
土司制度是明、清两朝最高统治者将中央的统一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一种统治手段。土司制度在多民族的云南省,尤其是在三江之外的傣族土司地区得到了完好的保存与发展。土司制度持续了六百余年之久,既是统治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手段之一,也是民族交往与融合的一种媒介。在这种交往中,两种文化相撞、相融,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阶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汉化倾向。位于今天德宏州梁河县大盈江畔的南甸土司刀氏(龚氏),是明朝著名的“三宣六慰”之一。因明清统治者的高度集权及南甸土司特殊的地理位置,当时大量汉族人口的涌入及带来的汉文化使得其汉化程度在滇西南众土司中尤为突出。是文以之为例,对明清时期南甸土司的汉化问题作一简略考察。
⑴土司制度与南甸土司:
土司制度起源于两汉的羁縻制度,确切地说,土司制度是始于元朝、备于明朝、盛于清朝的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制度。据史籍《明史·土司传·总序》记载:“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据此,明朝建立土司制度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少数民族的集权统治,即驱调民众、征收赋役。事实上,明、清封建王朝在云南建立土司制度,是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目的的。当地土司则借重统治王朝的封号,在法理上确立了名分,并以之镇摄当地民众,巩固其地方统治的权威。统治王朝则以皇权限制了土司集团,并利用土司在当地的传统势力,巩固并完善朝廷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中央政权与地方土司之间的相互借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地方与中央关系较为密切,在人口流动上表现为在明朝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随之而来的即为汉文化的涌入,冲击了本土文化,使得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趋向更为明显,其中,南甸土司尤具代表性。
在史籍《明史·土司传》中记载的南甸土司之言,说:“南甸宣抚司,旧名南宋,在腾越半个山下,其山巅北多霜雪,南则炎瘴如蒸。元置南甸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又据文献《南甸司刀氏(龚氏)世系宗谱》第一卷记载:“元遣薛超兀儿……率师伐金齿诸部,贡禄自请随师效命,隶哈达部下。师至金齿,思汉法惧,纳款贡象……元朝给思汉发札符一道,赏贡禄银一百两,禄乃招集流亡,重整旧部,元朝赐公姓刀……”其辖境大致以今天云南省梁河县为中心,历代有所伸缩,据《南甸司刀氏(龚氏)世系宗谱》第三卷附录其极盛时:“司属辖境,明以前不得其详。至正统中,据傣文谱载:由司治东到蒲窝一百二十里与潞江司为界;南至杉木笼一百二十里与陇川司为界;西至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四百五十里与勐养为界,北至半个山八十里与腾冲为界。”
如其所述,则在明朝中期,南甸土司领地最广。东部与北部皆伸入腾冲县之南,西北则越过今盈江县之北而直抵伊洛瓦底江边。其地之广,其势之强,是继麓川思氏覆亡之后滇西南又一家大土司。在史籍《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评论南甸境域“东至芒市界,南至陇川界,西至孟养界,幅员之广为三宣冠。”而南甸土司在德宏众土司中也向有“十司领袖”之称。
与思氏对抗中央王朝不同,从总体上,讲刀氏(龚氏)对中央王朝比较驯服,并逐步汉化进而以汉人自居。但应该明确一点,这样作的目的是要借重封建王朝的支持,提高自身地位,镇摄人民,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归根到底还是要维护自身的领主统治。
⑵南甸土司汉化的表现:
南甸土司汉化首先表现在普遍使用汉姓,并自称汉人。
就傣族而言,在古代是有名无姓的,这大概是因为傣族长期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制度下,一切财产都属于酋长头人,普通百姓子女无法从父亲处继承财产,姓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说:“夷俗有名无姓”在《百夷传》中也说“百夷有名无姓”。现今西双版纳和德宏瑞丽的一部分傣族仍是有名无姓。
但在德宏州的大部分傣族是有姓氏的。仅就其中土司姓氏而言,如芒市土司姓方,遮放土司、陇川土司姓多,瑞丽土司姓侃,莲山土司姓思,盈江(干崖)土司姓刀(郗),梁河(南甸)土司姓刀(龚),盏西土司姓孟,怒江土司姓线。这些姓氏可分为三类:首先是来自傣语,傣族本身不著姓氏,但其内部为了区分贵族与平民,往往在贵族名字前缀一个字如“刁、陶、召、贡”等等。在以上土司姓氏中,思(傣语:老虎),侃(傣语:金子),线(傣语:宝石);而刀氏则可能是元朝统治者按“刁、召、陶”等字,音转后赐给傣族土司的。
在文献《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中说:“元遣薛超兀儿……率师伐金齿诸部,贡禄自请随师效命,隶哈达部下。师至金齿,思汉法惧,纳款贡象……元朝给思汉发札符一道,赏贡禄银一百两,禄乃招集流亡,重整旧部,元朝赐公姓刀……”
由刀氏被赐给南甸土司一事来看,元朝时期南甸土司先祖贡禄即充任南甸军民府土官,并被赐姓刀,而在明朝的诸多史料如在史籍《土官底簿·南甸州知州》中说:“刀贡蛮,百夷人,有祖父刀贡孟(猛),先蒙宣慰思伦发委充南甸召鲁。洪武三十二年选充百夫长。三十四年给赐冠带。”在史籍《明史·土司传》中亦提到“南甸宣抚司旧名南宋……元置南甸路军民总管府……”
此外,在文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金腾两指挥使司志》、《正德云南志·金齿腾冲两司所属土司志》、天启《滇志·永昌府所属土司》等史料中记载,都说明南甸土司是当地傣族土著。龚氏一说一般散见于清朝,如清道光年间的《云南志钞》等云南志书中。“本姓龚,江南上元人……”而在1960年由龚月清等人整理出版的《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中,有“先祖世居蛮林”的记载。
龚、方、郗三姓都称自己为随明军入云南的汉人。但一般来说,如果随明军入云南则不会世居蛮林。由此可见明朝南甸土司只有元朝赐姓刀氏,并世居于河西蛮林,即今梁河县河西乡蛮林村,而其后山老官城,尚存有刀贡猛前刀氏(龚氏)祖坟十余座。按时间推算,其中大部分应该是元朝墓葬。如果随明军入云南,断不会带着十余位祖先的骸骨千里迢迢来滇。而从地理位置看,蛮林偏在南甸西北,远离交通要道,此地作为土司老家和暂时办公之处尚情有可原,若是随明军入云南,绝不会选此为驻地。
由此可见,刀氏(龚氏)的汉姓与汉籍应是明朝后期才出现的。而第二十四代土司龚绶(刀樾春)在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奉云南文史馆之命上呈的文史资料中记到:“先祖于至元二十六年领南甸三甸……功(贡、龚)猛随明军入云南”。这段材料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政治元至元二十六年即领三甸,又怎么会随明军入云南?功猛应就是贡猛,功、贡、龚同音。即有了龚氏。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第二十四代土司龚绶上呈《呈请改复龚氏条陈》给民国政府,率全族人改复龚氏,因而放弃刀氏,自称为汉人,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刀氏(龚氏)的汉化。
除姓氏族籍外,刀氏(龚氏)在生活习惯上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居住,南甸土司驻地曾多次移动。最初是蛮林即今梁河县河西乡与腾冲县交界处,据文献《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第一卷说:“南甸,旧名南宋(今曩宋关,亦名南宋,译音近,因有南宋河而得名),傣名猛底(今大盈江,傣名南底河),刀氏(龚氏)先世居蛮林(今河西乡,距县城二十余里,后有山名老官城,刀氏(龚氏)祖墓所在地)”。又据史籍《明史·土司传》记载:“南甸宣抚司,旧名南宋,在腾越半个山下,其山巅北多霜雪,南则炎瘴如蒸。元置南甸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乐十一年改为州”。可见,南甸土司驻地即在半个山之下的蛮林。而据《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刀贡猛传叙》所述“时公在竹楼与诸弟会饮……”等记载,可知当时土司是居住竹楼的。虽然今天梁河县境内的傣族已不再居住竹楼,但从史籍《百夷传》、《西南夷风土记》和一些傣族老人说古来看,在明朝以前,梁河傣族居住竹楼的说法还是真实的。
明朝正统年间“三征麓川”时,南甸土司的统治范围扩大,土司驻地乃迁于南甸坝中的蛮干(今九保乡)。据文献《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第一卷说:“正统九年,(刀乐硬)奉到号纸印牌,开衙视事……随于十二月十六日迁司署于团山建立城镇衙门”。团山在今九保乡西北。在《明史·土司传》中记载:“司东十五里,宣抚世居之。”盖蛮干在旧司治蛮林东十五里,今九保村西部的太平寺,即原南甸土司衙门所在。原寺己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因失火被毁,后由乡绅捐资重建,虽非原址但从重建后的式样来看,是汉式的房屋,而且颇具规模。元朝时期的刀氏(龚氏)曾为麓川思氏手下的一个土酋头目,而明正统年间的刀氏(龚氏),不但受封于明王朝,而且因麓川功而受封赏,并赐给原麓川土司之地的一部分,其势力东到海坝江与干崖盏达交界(今盈江西北),南到暮蛮江,又名槟榔江,即干崖海坝江下流与缅地交界处,西至大金沙江(今伊洛瓦底江),北至渚八江又名小盏西江(今恩梅开江)与麻里交界,其据有今梁河县全境、陇川护国等地、盈江一部分,并越过陇川土司之地与干崖土司地,占有瑞丽的一部分即其所谓飞地。权势的扩大,使土司开始大力汉化,并建筑汉族官吏的衙门,开衙视事,并从迁蛮干后即自称南甸。
清乾隆年间,南甸土司驻地又从南甸(蛮干)迁往永和的永安城。在文献《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第二卷中说:“时腾越镇左营驻防陇川章凤,因暑瘴,士卒多死,抚宪议移南甸,是时营规废驰,将骄兵横,夺取民财,调戏妇女,歧视土人,致司署不能举火者数日,乃共议迁司署于永安为新城(拉滦坡下)思氏祖太率民众撤旧司署正堂三间移建永安,其南甸太平城所有衙署住屋由腾越知州吴楷圈定仍归土司所有”。由此可见,其永安城署,乃是迁建太平城旧署一部分所建,自然也是汉式的官衙。永安城在今九保村与县城遮岛镇东面小山背后,属今遮岛镇长寨村。
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南甸土司又由永安城迁于罗卜丝庄(芒东乡丝光坪),旋又迁于遮岛(今梁河县城,傣语:下城,即在永安之下)。在《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第二卷中说:“咸丰年间,河东蛮丙等五撮出妖人,能呼风唤雨,飞行等魔术,愚民从之甚众,遂率众围攻永安,司署被毁,刀鸿绪乃暂移司署于罗卜丝庄芒东,妖人随至,昼夜围攻不能破,各处援兵大集,旋被击破,围解。追至河东,擒获为首妖人五名正法地方随安,刀鸿绪乃率司署全体回至田心草创衙署以居,号曰遮岛(傣语:下城)”。刀鸿绪时的司署今已不存,但从太平城、永安城的建筑来看,其应是汉式建筑,而且其后第二十四代土司龚绶在其地所建司署仍是汉式建筑。此即现存于今梁河县遮岛镇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南甸宣抚司署。虽然许多房屋都因历史原因而遭损坏。但这座兴建于清末民初的土司衙门其主体却幸运的保存了下来,现有建筑面积七千余平方米,有三进大厅,并房屋一百余间,其建筑风格是典型的汉式官衙,正门立有双石狮,木梁雕花斗拱方形圆洞朱漆描金大门,然后是三进大厅,皆是青砖筒瓦,雕梁画栋,青龙屋顶,方石铺地。值得一提的是第三进院落,其正厅用栗木,两侧厢房分别用椿木与楸木,起“正立春秋”之意。后花园中有方型雕花石栏,并在地上镶有太极图一幅为土司练习太极拳之处。
这座由汉族工匠设计并参与兴建的土司衙署,已经完全是汉式的衙门。从元时的竹楼到明.清官衙取汉式到民国的遮岛司衙,方圆相和的门楼,屋顶的龙饰,“正立春秋”的寓意,和阴阳相和的太极图都说明了南甸刀氏(龚氏)从一方土酋逐渐汉化为封建王朝的守土疆臣。
南甸土司的汉化除体现了姓氏、族籍、居住等特征之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习汉文化。优越的自然条件与丰富的物产和宗教陶冶,造就了傣族在称霸三江之外的同时,也有温文尔雅的一面,历来有许多饱学之士。自明朝以来,几乎每代南甸土司都会到腾冲学习汉文。如土司龚绶幼年就师从腾冲拔贡吴家禄及蓝友三门下学习四书五经,并表字印章,他的族弟龚月清等人则在清朝木越清氏《南甸司刀氏(龚氏)世系宗谱》的基础上编纂出新的《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末代土司龚统政在民国时期曾就读于昆明南菁中学。
其二,衣着的汉化倾向。明朝时期的《西南夷风土记》中,记载有“三宣官目蓄发加冠,六宣土官亦为秃头戴六舍五彩尖头夷帽,其余部夷,男髡头长衣长裙,女堆髻短衣桶裙,男女无贵贱皆穿耳徒跣,以草染齿成黑色。”这显然与清朝、民国的装束是有巨大差别的。从土司衙门内现保存的一些服饰看,清朝南甸土司办工或出席正式场所,都身着清朝官服,平时一般是马褂长衫。从王伯麟《南甸土司龚绶小传》和余树洪《关于争取龚绶,龚统政情况回忆》中的一些描写看,南甸土司是长年着汉服的。土司衙门内尚存有龚绶着清朝从三品官服、中山装,并龚统政着西装照片,还展出了多件女式旗袍和许多生活用具,都至少表明土司在清朝末期过着犹如汉人贵族的生活。
其三,宗教信仰的汉化倾向。众所周知,傣族是全民信仰小乘佛教的民族。但南甸土司在信仰小乘佛教的同时,不但不排斥大乘佛教,而且龚绶自己晚年还笃信佛法,常诵《金刚经》。今梁河县观音寺、香盈寺、太平寺等庙宇的兴建,大多是得到土司的支持的,因此一时境内傣(缅)寺、汉寺并立,有多处一山两寺的景面,并且在数量上,汉寺大大超过傣(缅)寺。土司不但过烧白柴、泼水节等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节日,也经常于农历1月15日到观音寺烧香拜佛。
⑶南甸土司汉化浅析:
通过以上得分析,可以看出南甸土司的汉化程度比较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傣族土司汉化的主观本意绝非要变成汉人,其根本主旨,在于更好地巩固其统治地位。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司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借重中央王朝的封号,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不只是南甸刀氏(龚氏)一家,干崖刀郗氏、芒市方氏和云南的许多土司对于姓氏、族籍多采取与此相同的说法。
第二,是中央王朝的强硬政策与怀柔政策并施。大明王朝曾冒着北有蒙古威胁的危险,聚集兵力“三征麓川”,把当时不可一世、称霸一方的思氏“勐果占壁”小王朝打得支离破碎,家破人亡。而南甸土司正是发迹于三征麓川,思氏逆朝者亡,倒氏顺朝者昌,这给诸土司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们一心一意效忠中央王朝:“万历十一年,刀落临以平岳凤功升宣慰使,时刀氏于国有功”。到了清康熙年间,刀呈祥又投诚大清政府,在受宣慰使世职后,刀氏积功受赏三品衔并赐“滚龙袍”(现存于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
当然,南甸土司也并非总是和统治者总是一团和气,南甸土司也因触犯统治者而备受苦楚。刀鸿绪就曾被清统治者施以流刑,而龚绶(刀樾春)也因反对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被云南省民政厅逮至省城关押了两年有余,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方被省主席龙云释放。以至刀樾春一直心有余悸。正是这种功赏过罚,无形中对土司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其“心近天朝”。
第三,是明朝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这是南甸土司高度汉化的一个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南甸土司地靠腾冲地区,并且一直受其管辖,而腾冲自明朝以来一直是汉族势力在滇西南的桥头堡,聚居了大量汉族。随着人口的增长,汉族人口开始大量迁入土地肥美的南甸坝子,据文献《德宏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的记载:“解放初全县13475户67871人,有汉族、傣族、阿昌族、景颇族、白族、傈僳族、佤族,汉族占人口大多数,有50285人,约占74%,而傣族仅11076人,约占16%”。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南甸地区的汉族人口之巨。随着汉族人口大量涌入,在汉文化进一部传入的同时,汉族地主势力也不断侵入。而封建王朝的衰弱与帝国主义的入侵,则直接造成了南甸土司势力的衰败。
第四,南甸土司势力的衰弱,是其汉化的另一个原因。而直接体现其衰弱的现象就是其领地的缩小。南甸土司辖境的向后退缩是由于明清王朝统治势力先后衰弱的结果;而靠内地区领地的缩小,则反映为大民族统治阶级与地方民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结果是地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受压制而缩小了领地。三征麓川之后,明正统年间土司领地扩大后不久,从内地派来的官吏们开始侵占南甸土司的领地。据《明史·土司传》记载:“天顺三年(公元1458年)……时宣抚刀落盖奏,南宁伯毛胜遣腾冲千户蔺愈占其招八地,逼民逃窜。敕,云南三司官同巡抚御使诣其地体勘,以所占田寨退还,治胜。愈罪”。实际上,大明朝廷的敕文只能是一纸空文,并不能制止汉族官僚对南甸土司领地的掠夺侵占。何孟春在《复永昌府治疏》中说:“及景泰末(公元1456年),都督毛胜随征麓川,知金齿司指挥,供给甚多,遂营干镇守,内臣见毛胜得利,遂接踵前来。由是广占夷田为官庄,大取夷财以供费用”。
可见,当时由腾冲进入南甸掠夺和霸占傣族土地的不独毛胜、蔺愈而已。而诈取钱财更是司空见惯。据《永昌府文征·腾越沿边图说》记载:“至十二年,又创令颁发采买防米,每年八九百石不等,所领之银甚少,勒令缴米之数极多。十三年又派建筑房银二千两。十四年厅官陈宗海代禀免采买兵米二百石,令其五少爷来司地摊派使费,每石需银四两,共合派银八百两。银派入手之后,复压司官出具自其父到任直至交卸所有采买,均系照市发价,并无短少印结。其实每石只发银六七钱,届收缴时必折银一两八九。加以官军兵勇籍采卖米担为名,往来滋扰需索,尤为不记其数,以致民力难支多有举家逃入外域者。”
在明朝时期,腾冲是驻兵防守西南边疆的前沿据点、军事重镇,腾冲以下即由各土司兵自行防守。由腾冲至南甸,当时的交通道路即沿今腾冲到梁河的公路而行,坡地平缓,夹道两侧田土肥沃,当时的汉族官僚首先掠夺近腾冲的南甸土地,然后继续深入边境的孟密(今缅甸孟密特)等土司地区,掠夺宝石等珍奇物品。因此,靠内的南甸土司领地便首先成了汉族官僚们掠夺的目标。及至清朝取代明朝之后,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治,必得强化前沿据点腾冲的实力,办法之一就是把靠近腾冲的南甸土司领地划归腾冲管辖。
正如文献《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中所说的:“清雍正中河西练被编隶腾越州,盏西支那被隔绝于河西外”。河西练,即今梁河县芒东乡到猛宋乡一带,其地处大盈江以西故称河西。河西之地北近腾越州,所以首先被划入腾冲的辖境。河西既入腾冲,则河西西北的盏西至神户一片便与南甸土司领地的主区隔断。再至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4年)征缅甸之役后,清朝政府在今陇川西南边的章凤驻下了军队,不久因瘴气的干扰,章凤营军队后撤,驻到了南甸土司驻地蛮干(今九保乡)。因此,蛮干以北近腾越四十余里已非南甸土司所有。于是在清道光年间,蛮干北部的曩宋关又编隶腾越州。曩宋东北猛蚌,平山又被隔断。住在蛮干的清朝军官后代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官僚地主,最终把南甸土司从蛮干排挤走了。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蛮干被汉族地主远隔四十余里编入了腾冲城区,成为腾冲城区八保街后第九保街,“九保”即由此得名。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原西南边境土司的飞来地,亦被当地汉族官僚势力编入了莲山设置局。至此,其领地仅限于梁河县西南一部。从“东至芒市界,南至陇川界,西至孟养界,幅员之广为三宣冠。”到被蚕食的“封域零落破碎,行政难于统率矣”,正说明了南甸土司势力的衰败,使土司家族更加驯服于中央王朝。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中央王朝的软硬兼施同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一面是汉族人口大量涌入,文化冲击与土地侵凌,伴随着自身的衰落,南甸土司为了借重中央,维护自身统治,遂逐渐“汉化”了。而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第二十八代南甸土司龚绶(刀樾春)上呈李根源《呈请改复龚氏条陈》正是这一过程的高峰。
其他傣族刀氏
云南红河洲的傣绷支刀氏:
原居黑水(澜沧江及礼社江中间地带)。元朝时期时逐渐迁移石屏玉龙湖沿谷,明朝末期因湖水暴涨淹没田庄,一部份迁元江甘庄坝,一部份迁元阳南勐,后迁猛甸,定居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分布
刀姓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姓氏,现今人口约六万,排在第五百零一位。望出渤海,南甸。现今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
【郡望堂号】
郡望
渤海郡:历史上的渤海郡在地域上有两个称谓,另一为渤海国。西汉时期从巨鹿、上谷之地分出渤海郡,治所在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关),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辽宁省之间的渤海湾一带。唐朝时期的东北靺鞨(古女真族),以粟末部为主体亦建立过渤海郡,先称振国(震国),又称渤海国,其时辖地在今东北松花江以南至渤海地区。后来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遂名渤海国。渤海国地跨乌苏里江两岸,在今辽宁、河北、山东三省之间的渤海湾沿岸一带。后唐同光四年(丙戌,公元926年),渤海郡为大辽国契丹族耶律·德光所灭,以后不复存在。
南甸司:南甸傣族土司辖境相当于今云南腾冲以南、龙川江以西以北地区,即今梁河县九保乡一带。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公元1289年)设军民总管府,由傣族首领贡理、贡銮、贡禄管理所属地区,元廷赐贡禄姓刀。明洪武十五年(壬戌,公元1382年)改南甸府,明永乐十一年(甲午,公元1414年)置南甸州,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改宣抚司,清沿明制,至1951年废止。
堂号
渤海堂:以望立堂。
南甸堂:以望立堂,亦称腾冲堂。
字辈
傣族在过去没有严格的字辈排行,明朝以后才开始正式仿汉习设立字辈。以下字辈并不严谨,还有待进一步整理:
云南六顺傣族刀氏字辈:“辅镇胜永溶照锡锡善琪”。
云南元江傣族刀氏字辈:“龙谨锟翥鸣曾纯庆”。
云南镇康傣族刀氏字辈:“襖广嘎中敬恩枳达珍鼎鉴铣济克晟锦纯”。
云南孟连傣族刀氏字辈:“罕派先谢丁金法航忠兴谦鼎烈佑春勇先新功尚明生先华勇洪”。
云南威远傣族刀氏字辈:“顺罕干朔泰宪竿宁能索鐝宗汉国光”。
云南南甸傣族刀氏字辈:“贡蛮罕硬乐宾过碟成正泰临才掌庆启□保祥元□赐鼎锡翰周绪忠国绶政”。
云南干崖傣族刀氏字辈:“曩便率轰开落元举文瑄边国勋忠泰业众候连玉廷廷钺”。
傣仂支系刀氏
祖先在元朝时期居大堵河(石屏五郎沟河),一世祖刀阿二,明末清初迁元江南满生五子。
二世祖刀老大,清乾隆初从南满分居到红河岸边的哈龙,后到曼板定居,生四子。
三世祖刀老二(志保),在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搬迁勐甸旧寨。
刀老三(永祥),在清乾隆年间随军征战到四川,遭阻击战败,溃散逃到广西后进入越南丰士,居一代后搬迁到金平的金水河孟腊,居二代后迁移到元阳牛角寨居一代,再迁元阳南沙万木村居三代,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迁回红河大黑公小河蚌戛村定居,至刀玉清(1958年逝世)计十二代。
刀老四(永志),在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移迁出国,居泰国清迈。
四世祖刀志保,生三子。刀老三在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迁至曼板勐洞河。二子刀永福在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搬至木龙玉学庄,生四子,老大居木龙村,老二居坝蒿,老三居曼板,老四居勐甸旧寨,至今已十四代,为刀荣光(人大代表,退休)。
【楹联典故】
(暂缺)
【祠堂古迹】
傣族古城
中国现存最早的傣族古城在哪里?那就是素有彩云之南美称的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县城本部的娜允古城。娜允,傣语意为城子,位于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孟连镇娜允办事处,距县政府顶多五百米左右。这里,是元、明、清、民国四个朝代孟连傣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孟连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娜允古城旁的南垒河岸,曾先后发现五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掘出打制石器、手制陶器、动物化石等珍贵文物。
据傣族的《史书》记载:孟连县境在西汉时期就列入祖国的版图。唐朝南诏时期称孟连为“茫天连”,孟连一带的傣族称“茫蛮”,当时城中商贸繁华,人畜兴旺,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传说,后来孟连傣族居住区曾发生了瘟疫(霍乱),百姓尸横遍野流离失所,孟连从此沉寂。直至七百多年前,人们才发现了这块美丽的土地。那么,娜允古城后来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南宋保祜元年(公元1253年),为实现南北夹击南宋,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命孛儿只斤·忽必烈等以战略大迂回带兵经川西入云南,随后攻下大理。次年,元军兵临勐卯(今云南瑞丽),时值勐卯傣王去世,二子分裂争权。面对内忧外患,罕罢法王子带领部分臣民大举南迁,进入阿佤山区勐板一带居住,百姓在三位大臣的率领下,分三路去寻找立国安身之地。经过千难万险,寻找到一个美丽的河谷,三路人马汇集到这里,伐木开垦、建立村寨,把森林覆盖、荆棘茅草丛生的坝子变成良田。由于那些村寨相连,良田一块接一块,人们就将这里称为孟连,傣语意为寻找到合意的地方。
南迁途中,王子罕罢法的人马经过马散(今云南西盟)佤族部落,受到佤族首领的热情接待,并把女儿改名为叶连嫁给王子罕罢法。婚礼上杀象宰牛互赠象牙、牛角为信物盟誓:“象牙不会枯,牛角不会烂万年相传,傣族和汉族永远是亲戚。”七百多年来,孟连的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傈僳族、景颇族、和汉族和睦相处,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来势力的侵挠,为祖国镇守着边陲门户。元至元二十六年(傣历651年,公元1289年),罕罢法在孟连建起了傣族拉允古城,元朝在该地设“木连路军民府。”辖地有蒙雷甸(今澜沧募乃)、木索甸(今西盟县孟梭)等,元朝曾派使臣前来巡行安抚。到了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朝庭设孟连长官司,官秩正六品,辖地不断扩大。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康熙大帝晋封“孟连世袭宣抚司”官秩为从四品。
历史上,孟连宣抚司记录了各族人民在刀氏土司的领导下,多次抗击英、日等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在解放战争中,刀氏土司倾向革命,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统一战线。到1949年1月,孟连获得解放。4月,澜沧江临时专员公署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土司制度,娜允傣族城回到人民怀抱。
娜允古城由上、中、下三城和芒方岗、芒方冒两寨组成。上城原是孟连土司和家奴居住的地方,现存主要建筑有上城佛寺和孟连宣抚司署。上层佛寺紧靠着金山,是土司家族的专用佛寺,建于公元1868年,占地无前多平方米,由佛殿、僧房、八角亭、大门、走廊和两座塔组成,经多次民间集资修葺,古城建筑基本完好,国外的傣族到娜允古城朝拜,大多住在上城佛寺。
孟连宣抚司署,傣语称“贺罕”,意为金色王宫之王,在傣族封建领主制社会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声誉。孟连宣抚司团曾在清朝后期被焚,现存的古建筑群建于清光绪四年~民国八年(傣历1240~1281年,公元1878~1919年),是一座汉傣两族建筑合壁的古代建筑群。孟连宣抚司署占地足有一万两千平方米,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十八个土司衙门算是保存比较完整的。由门庭、议事厅、正厅、后厅、两厢以及谷仓、厨房、监狱等组成。主体建筑是议事厅,为三重檐歇山顶干栏式建筑,长四十二米,宽十米三,门堂为二叠小歇山飞檐斗拱大门,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充分体现儒家思想的衙门,其型制规模代表着整组建筑的等级,是房屋主人社会、门第的明显标志。衙门前后设置四个突出的小阙,观其细致及风格,显然出自晚清傣族工匠的高超技艺。议事厅是整个建筑群规模最大的一座,为三檐歇山顶干栏式,干栏的柱子六排,每排八根,共四十八根对称排列,其主体是傣族的干栏式,内部和后侧保留了傣族的传统形式,但底层与三面的外廊是仿汉风格,正面外檐起翘,柱头均以汉族建筑的斗拱和木雕加以装饰,木雕内容大都是双凤朝阳、犀牛望月、鹬蚌相争、宝象升平等汉族典故,斗拱上方姿态各异的象鼻昂立傣味十足,体现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勤劳智慧和独创精神。
议事厅楼上是土司召集各族头人议事和决断政务的地方,当年土司高坐在宝座上,头人、官员们席地而坐在下,门戟华盖等排列左右。楼下设有地楼和坐栏,是土司和官员的休闲之处。每逢重大节日和喜庆对百姓开放三天,地楼能成批接纳百姓。议事厅与东西厢房和正厅紧密相连,形成一个土司府日常生活办公的四合院,又叫走马转角楼,厢房是一楼一底硬山顶沿廊式对称建筑,是土司和官员们办事的地方。正厅是一楼一底重檐硬山顶式建筑,楼上是土司和家属的居室,西侧是厨房、东侧是粮仓,这两项建筑系傣式建筑。议事厅南面原设有监狱,有兵丁驻守,还有一座供奴仆纺织和居住的建筑,这两项建筑如今已不存在。整个土司建筑布局合理、完整。如今,它是云南十八代土司建筑中保存最完好的,也是云南清朝土司衙署的代表,作为云南唯一的一座傣、汉合璧的大型建筑群,孟连宣抚司署本身就是一部建筑史和艺术史。
馆藏文物中有清王朝赐给土司的官服、印章、仪仗等物,有贝叶经和土司的记田户簿,有历代土司衙署的汉、傣两种文字的公文;有用傣纳、傣绷等两种文字记载的故事、诗歌、经文、历史、法规等;有祭神的器具及日常生活用具,这些都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制度的重要文物,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建国前有一支宣抚司署的专用乐队,乐器为傣族的三弦、二胡、钢琴片、三角罄的傣族乐器;舞蹈有烛光舞、长甲舞、孔雀舞、马鹿舞、蝴蝶舞等宫廷舞蹈;唱的内容多为节日祝福歌,傣族长篇叙事诗等。所不同的是,乐曲的旋律很动听,有固定的曲目,如《偏卢习》、《第四乐曲》、《帕萨歪》、《晚丽》、《好日子》、《南哦罕》等。这些乐曲可以填词,在傣族传统音乐中并不多见。乐队远在五十公里外的勐阿,逢节日或喜庆活动召之即来。
中城是当年宣抚司署的官员及家属居住的地方,现存古建筑有中城佛寺以及土司岳父和其他官员的住宅。中城佛寺建于公元1810年,由佛殿、僧房、大门、走廊、八角亭组成,占地三千多平方米,是居住在中城的傣族官员们的专用佛寺,主体建筑佛殿为抬梁式三檐歇山顶围廊建筑。外板壁上装饰有宝塔佛像、孔雀、乐舞、花卉等精美图案,砖墙上绘有壁画,中层佛寺周围分布着土司岳父家、土司代办家及其他几个官员的住宅,都有二百多年以上的历史,这些民居不仅反映了明、清时期傣族民居特点,同时也是傣族封建领主等级森严的重要实物考证。下城是宣抚司总揽内外政务的官员——议事厅长和几位官员的住处。只可惜,这些古建筑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动乱时期毁于大火。
历史上,孟连宣抚司署虽“地处极边、界连外城”,但与历朝最高统治集团关系密切,朝贡往返不断,朝庭也曾派使臣前来巡行安抚。明永乐元年(公元1402年),孟连的第三代土司在募乃等地发现银矿并开采。到清朝康熙年间,采矿规模已发展到几千座九环炼铁炉,人数达几十万之众,成为当时清朝的白银主产地。
采矿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物资供给;货币流通促进了商贸发展,孟连成了中外货物的集散地,号称九勐进、十勐出,在大青树成片的地方形成集市;商贸往来增多,促进了文化交流,原来信奉原始多种神教的孟连娜允傣族,从缅甸曼德勒迎来“三藏经”和佛像,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傣文,这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孟连成了中外势力垂涎的宝地,争夺领地和保卫领地的战争经常发生。为维护自己的世袭统治地位,孟连土司一是依靠于中国当朝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二是通过联姻方式加强自己与西双版纳、勐缅、孟定、孟艮(今缅甸丹阳)等傣族土司和佤族土司的血缘关系,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
据文献《孟连宣抚司史》记载,孟连土司因救回被老族抢走的西双版纳土司之女有功,西双版纳土司便将女儿嫁给了孟连土司,并陪嫁了大片土地和百姓。多年后,西双版纳土司又将一个孙女嫁给孟连土司,陪嫁是勐满和景迈的土地和百姓。这在客观上加强了与外地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顺应了边疆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愿望。
由于以上原因,号称“召贺罕”——金殿之王的孟连傣族土司,在东南亚一带有着显赫的地位和较高的声誉。由于孟连土司所管的地域远远超出现在的国界和县境,与周边土司又有着姻亲关系,在跨境而居的东南亚民众心目中,存在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使他们对孟连娜允古镇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娜允古镇怀着一种特殊的敬意。
如今,孟连娜允古镇与缅甸接壤的国境线长达一百三十多公里,境内的南垒河、南卡河两条河流分属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水系,历史上沿着这两条河流,有通往金三角和缅甸腊戌等地的茶马古道,是古时候思普地区通商口岸,晚清时孟连便设有海关。现有两条公路通往金三角和缅甸腊戌方向,孟连镇与缅甸佤邦总部——邦康紧邻,商贸往来频繁,娜允古镇成为境内外各族民众往来之地。
现今许多专家学者皆惊叹:一座傣族古城经过数次政治风雨,仍保留着古城的轮廓和规模,这是少见的。
一个傣族土司家族,世代传承,绵延元、明、清、民国四个朝代,二十八任,历时六百六十年之久,这在中国土司史上是罕见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附:
历代傣族土司之名
历代干崖宣抚司傣族土司之名(公元1403~1942年):
郗忠国(赐刀氏,改称刀忠国)、刀曩恋、刀帕便、刀帕率、刀帕轰、刀帕开、刀帕落、刀帕元、刀帕举、刀帕文、刀帕瑄、刀定边、刀镇国、刀建勋、刀秉忠、刀捷泰、刀鸿业、刀得众、刀世候、刀绍虞、刀如连、刀如玉、刀献廷、刀盈廷、刀承钺。
历代盏达副宣抚司傣族土司之名(公元1880~1931年):
刀盈廷、刀安仁、刀保图、刀承钺。
历代六顺傣族土把总之名(公元1730~1930年:
刀国辅、刀镇、刀敬胜、刀敬永、刀溶、刀辑照、刀壬锡、刀林锡、刀继善、刀镶琪、刀盛珩。
历代猛阿傣族土把总之名(公元1836~1855年):
刀罕鉴、刀豸。
历代元江傣族土千总之名(公元1730~1883年):
刀世龙、刀谨、刀廷锟、刀凤翥、刀凤鸣、刀荫曾、刀兆纯、刀兆庆。
历代镇康州土知州之名(公元1355~1906年):
大闷法、曩博、曩光(赐姓刀氏,改称刀光)、刀木襖、刀闷广、刀闷嘎、刀闷中、刀闷敬、刀闷恩、刀闷枳、刀闷达、刀闷珍、刀闷鼎、刀闷鉴、刀闷铣、刀闷济、刀闷克彰、刀闷晟图、刀闷锦图、刀闷纯祖、刀闷纯兴。
历代孟连傣族土司之名(公元1356~1949年):
罕罢法、刀罕很、刀派送、刀派罕、刀派献、刀派乐、刀派约、刀派沾、召南勐(女)、刀派兰、刀派元、刀派真、刀派汉、刀派金、刀派钦、刀派鼎、刀派春、刀派勇、刀派先、刀派新、刀派功、刀派昌、刀派明、刀派生、刀派全、刀派华、刀派永、刀派洪。
历代威远州土知州之名(公元1379~1698年):
召顺短、召罕练、召罕干(改刀氏,称刀罕干)、刀朔罕、刀泰、刀宪孙、刀逊竿、刀宁、刀能、刀索、刀鐝、亚法宗、刀汉臣、刀国栋、刀光赖。
历代南甸宣慰司土司之名(公元1389~1950年):
刀贡猛、刀贡蛮、刀贡罕、刀乐硬、刀乐盖、刀乐宾、刀乐过、刀乐碟、刀乐成、刀乐正、刀乐泰、刀乐正、刀乐临、刀大才、刀乐掌、刀乐临、刀乐庆、刀乐启、失名待考、刀乐保、刀呈祥、刀启元、失名待考、刀恩赐、刀铭鼎、刀三锡、刀维翰、刀维周、刀鸿绪、刀守忠、刀定国、刀绶(改龚氏,称龚绶)、龚统政。
【典故轶事】
傣族民族英雄刀安仁
刀安仁,又名郗安仁,字沛生,傣族,1872年出生,云南干崖宣抚司第24代土司。
土司世家背景赋予了刀安仁忠于王朝的思想,并对他的国家认同意识产生着最为基础的影响。据载,干崖历代土司均对明清王朝忠诚拥戴。这个土司世家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仰慕之心,可能是其对中央王朝具有坚实国家认同的文化因素。在“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看来,这种文化认同甚至“起到超越了政治、宗教乃至种族隔阂的功能”。据文献记载,干崖土司十三世祖刀建章,自愿将土司职位让给弟弟,自己则“退居芦舍,耕读教子”。再从刀氏家族的坟墓来看,1984年,民族史学家傅于尧考察了刀安仁及其先辈刀建章、刀世侯、盖世修、刀盈廷、刀放氏等人的坟墓,从其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墓之形制,还是墓表、墓志、祭文中宣扬的忠、孝、仁、义等精神,无一不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可以说,刀氏家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接纳,为其坚固的国家认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刀家世训
这个世家的“懿训”和“典则”就是“忠君爱民、敬老慈幼”。作为长子的刀安仁刚一呱呱坠地,便被寄予了遵循“忠君爱民”祖训的厚望。据说刀安仁刚满8岁,其父刀盈廷便请了一个“汉文水平较高”的族官,向其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古文释义》等课程。刀安仁12岁时,又换了一位“颇有学问”的秀才教师。此人名叫蒋贵,兼任宣抚司署的汉文文案。他一直教授刀安仁直至其赴日本留学,对刀安仁的思想影响较大。
在这样一个对中央王朝有效忠传统、对中原文化有仰慕之心的家族中出生成长并接受教育,刀安仁逐渐培养起了传统的国家认同意识。我们可以借鉴史学家姚大力先生的研究成果,把这种传统的国家认同意识解析为两个层次:一是对一姓君主和王朝的忠诚和认同,二是对超越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共同体“中国”的认同。这两个层次的认同,在刀安仁写的诗歌《抗英记》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刀安仁在诗歌中浓墨重彩地歌颂着大明皇帝及其王朝,并对边疆与中原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说:“我国的历史宛若滔滔的江流,边关界地就像主流上的支江。我们的祖国就像一棵古老的青树,我们的家乡就像片片树叶郁郁苍苍。江河相通,水流不尽,枝干一体,蓬勃向上。”边疆“是中华大地的门面”,奋勇反抗英国侵略者的目的,就是“让远离边疆的父老们和平安稳”。刀安仁所要表达的意思即边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辛亥革命前后,干崖宣抚司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对刀安仁国家认同意识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较早发生的,就是英国对缅甸和干崖的入侵。
抵抗外来侵略的思想萌生与对抗
抵抗英国侵略令刀安仁萌生主权国家意识
刀安仁出生成长的时代,正值英国加紧侵略缅甸,并企图从西南侵入中国的时期。19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发动了3次侵缅战争,终将缅甸据为己有。中国西南“藩篱”尽失,地处西南极边的干崖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原本和谐的外部环境被英国侵略者粗暴打乱。
1891年刀安仁承袭土司职位。这年秋末,英军突然侵入干崖铁壁关地区。刀安仁毫不犹豫地组织队伍英勇抵抗,击退了英军的多次进攻。此后,干崖经常受到英军侵扰,刀安仁就派部队驻扎在铁壁关的大青树营盘,长期坚守。
1898年,中英会勘滇缅边界。由于中方勘界代表刘万胜的妥协退让,中国丧失了干崖、陇川、勐卯的大片土地,包括刀安仁派兵驻守的铁壁关大青树营盘地区。边界划定后,刘万胜强令刀安仁调回守卫在大青树营盘的部队。看到祖国的土地、干崖土司23代世守的领地铁壁关,从此要变为异国土地,刀安仁悲愤交加,誓死不愿撤退。刘万胜竟以欺君之罪、抄斩九族相威胁,刀安仁只得含泪撤军。
这些经历对于刀安仁来说是刻骨铭心的。1899年,为“倾诉对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的仇恨,对昏庸无能的清政府的不满”,刀安仁怀着悲愤之情,用傣文写成叙事长诗《抗英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刀安仁对世界的认识,随着英国侵略缅甸继而侵入干崖而得到扩充。他意识到天下之大,不只有大清。同时,他对近代国家的领土、政权、主权、边界等要素和标志,有了更深刻的感性认识,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由此萌生。
英国侵略使刀氏土司世守的疆土面临从皇朝分割出去的威胁,意味着干崖将失去中央政府的蔽翼。刀安仁在《抗英记》中惶恐地写道,如果家园被英国侵略者占据,边疆各族人民就会成为“无家的臣民”,像“无主的竹蓬”一样“任人糟蹋”。因此,他对清政府寄予很大的期望,英国侵略客观上增强了刀安仁对清王朝的认同感。
刀安仁英雄事迹点滴
在国家衰亡和边疆危机的关键时刻,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坚固的国家认同,在保卫边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紧要关头,刀安仁召集少数民族同胞抛开民族情绪,以大局为重,同心同德对付侵略者。
清朝统治的衰败使刀安仁的国家意识发生转变
上面已述及,在中英就滇缅勘界问题进行交涉的过程中,刀安仁对清政府的软弱妥协、昏庸无能、划界失地等行径失望透顶。其实,早在青少年时代,刀安仁就对清廷官员在干崖领地上的嚣张跋扈、任意苛索、胡作非为忍无可忍,到1905年前后,他开始“有志排满”。这意味着刀安仁国家认同的第一层,即对君主和王朝的忠诚开始发生转变。
据说在刀安仁14岁那年,腾越镇总兵丁槐曾借故陷害刀盈廷,因丁槐骄横跋扈在当地引发了很多矛盾。刀盈廷曾向朝廷禀称,1886年在干崖等地开始实行的军粮采买政策,“领价银少,缴米多”,实际上成为一种强买强卖和变相敲诈。1887年驻军借修筑防营之机,在干崖强派纹银千余两,当地民众为此叫苦连天。清廷官员的恶劣行径在刀安仁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之后的抗英斗争中,刀安仁又再次见识了清廷及其官员的软弱无能。尤其是刘万胜划界失地、强令其撤兵的举动,让他实在难以理解和接受。他在《抗英记》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姓刘的总兵下发了命令,清朝的大臣心惊目眩:‘向后退让勿惹洋兵,山川原野可以酌情相让。’一声闷雷击中心房,大盆冷水泼在前方。祖辈盘耕的土地为何相让?祖先栽下的果木为何归给异国他邦?古老的民族为何要跪在洋人面前?赫赫的大臣为何发出退令?堂堂的中华为何任人踩肩?这是中华大地的门面,这是傣族祖祖辈辈劳动生息的地方……清朝大臣何以拱手相让?”对清廷及其官员的怨恨和失望在文中表露无遗。刀安仁逐渐发现维护王朝与维护历时性共同体“中国”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并对清王朝丧失了信心。他对清王朝的认同也即将走到终点。
1905年,刀安仁“知清政府之不足有为,遂告替土司职,西游印度”。这次考察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仰光与进步人士丘仁恩结识,这是“决定其人生归宿的极不寻常机遇,让他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丘仁恩见刀安仁“谈吐不凡,有志仇满”,就介绍他与革命人士庄银安、徐赞周、陈甘泉等认识。众人皆有相见恨晚之感,“各倾吐心腹,引为知己。安仁归时慨然以举兵滇边为己任”,并请庄银安等人物色得力人员到干崖相助。
刀安仁在缅甸受丘、庄、徐等革命党人影响后,更坚定了反清的决心,允诺“举兵滇边”。此时刀安仁的国家认同,在君主和王朝这个层次上发生了转变,他不再认同清王朝及其皇帝,开始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斗争。不过在推翻清王朝后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国家,刀安仁此时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这种思想状况,一直到他加入同盟会、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后才得以改变。
民主革命思想确立了刀安仁的主权国家观
刀安仁返回干崖后,立即着手开办军国民学堂,并请庄银安等人帮忙挑选教员。庄银安等便推荐革命党人秦力山等到干崖辅助办学,“安仁深喜得人,以校务付托力山”。后来,秦力山成为了刀安仁走向革命的良师益友。在秦力山的建议下,刀安仁决定到日本留学。秦力山为其写了推荐信,让他到日本后去拜见孙中山和黄兴等人。
1905年腊月,刀安仁带了十多个人从干崖启程,经过缅甸、新加坡、香港、上海,于1906年5月抵达东京。在旅日途中,他用傣文写成诗歌《游历记》,记述了自己的沿途见闻和心理活动,成为我们了解当时刀安仁的国家认同意识的宝贵材料。
从《游历记》可以看出,刀安仁赴日留学途中的经历进一步增进了他对世界多国体系以及边界、领土等概念的认识,主权国家观念随之变得更为清晰。在中缅边界,他写道:“我们又来到满是芦苇的荒滩。炎热的气候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不同经纬的异地——这是中缅两国界地称为芭蕉寨的地方。”此时,虽然刀安仁对清王朝的认同发生了转变,但他仍保持着对历时性共同体“中国”的强烈认同。如到香港时,刀安仁不无感慨地写道:“这是名扬中外的富饶的香港,这是中华版图的一个地方。可是由于当权者的腐败,这块土地就离开了养育她的爹娘!”他称香港为中华版图,并指斥清政府昏庸无能,使这么富饶的一块土地“离开了养育他的爹娘”,充分说明他虽憎恶清王朝,但仍保持着对中国的坚定认同。
刀安仁来到东京后,随即与孙中山和黄兴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的影响下,于5月31日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知道他是云南少数民族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特别器重,勉励他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传播真理,宣传革命,组织力量”。刀安仁没有让孙中山失望,很快就约了十几个少数民族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并为同盟会积极筹措活动经费。
刀安仁虽然加入了同盟会,但由于与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接触时间太短,还无法完全理会同盟会纲领的真正含义。随着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革命人士的密切交往,他才逐渐领悟到了其中的精髓。刀安仁弟媳钱郎伴曾经回忆,他们到东京租房子住下后,经常有人来拜访,他们的住所一时成了革命党人的聚会地。“孙逸仙、黄克强、宋教仁、吴玉章、居觉生这些人来家,许多时候都是讲革命的事,召游历、教生(即刀安仁和刀安文)和他们坐着,一讲就是一个晚上,什么满清政府昏庸腐败,列强瓜分中国呀,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呀,要汉、满、蒙、回、藏、傣各族平等,平均地权等,许多许多,连我都听熟了。”
在接受并领会同盟会的宗旨和纲领后,刀安仁的国家认同观念再次发生变化,明确了在推翻清政府统治之后,建立一个“中华”国家的目标。不过,此时革命党人想要建立的“中华”国家,是“在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若是刀安仁理会到这层意思,不知他将如何调处自己的民族身份与建立汉族国家的革命目标之间的关系。
组织秘密团队,腾越起义成功之后,刀安仁一直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努力奋斗。1908年,他带着林春华、王群、钱克昌和日本教习小室等人回到干崖,表面上“以振兴农桑为名,其实以训练军事教育为要旨”。后因事机不密,遭清廷云南当局取缔。1909年,刀安仁与张文光、刘辅国在腾冲秘密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并担任小组组长。当年12月,他写信通知同盟会仰光支部居正等人,说已联络蒙化、顺宁、永昌、蒙自、腾越、大理、龙陵等地的革命势力,请他们派同志到干崖筹商大事。居正遂带领陈仲赫等人到干崖,后因“清吏已有防备”而作罢。
1911年9月,刀安仁与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成立了云南最早的民主革命政权,刀安仁任第二都督。
腾越起义成功后,张文光推派刀安仁到上海、南京等地报告腾越起义的情况。刀安仁“欣然就道”,到南京谒见了孙中山,并呈文建议整顿腾、永、龙、顺土司行政,给土司评定品级,颁发服饰印鉴和正式公文。不料,云南军都督府发电报到南京,污蔑刀安仁勾结土匪作乱,妄图兴夷灭汉、帝制自为。
正当革命蓬勃发展之时,刀安仁遭人暗算,在南京被捕入狱,后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合力营救得以出狱,但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从此卧病不起,于1913年2月病逝北京,享年40岁。噩讯传来,孙中山深表痛惜,致挽云:“中华精英,边塞伟男”,北京政府追谥他为上将军衔。刀安仁力主改革土司制度,创办学校,发展傣族文化,引进科学技术、开办种植业、加工业、取得了许多成就。他于1904年从新加坡引种的橡胶树,至今还存活一株,被称为“中国橡胶母树”。
刀安仁从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和以王朝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中,脱胎出主权国家观和对新的民族民主国家的追求和认同。这种演变远超家乡人们的认识水平,因而难以得到他们的理解。当刀安仁的灵柩运回干崖时,很多人指指点点地说:“召游历不忠不孝,他的土司是皇帝给的,他还要反皇帝。”这也反映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较长一段时期,西南边疆的普通民众大部分还停留在以王朝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之上,而刀安仁却远远地走在了前列。
民族的榜样是带领群众们对抗外来侵略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刀安仁正是做到了领袖这一词,作为当地民族的榜样,他宣传新民主知识,接收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让更多同胞与恶势力战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模范,带领着边疆的傣族人民跨向新的世界,逃离外来欺压。他是民族的榜样,他是傣族人民的骄傲!
【家训格言】
刀家世训
刀家世训的“懿训”和“典则”就是“忠君爱民、敬老慈幼”。(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