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氏起源及历史

  大姓是中华姓氏之一，其源流分别源于姜姓，出自上古炎帝后裔;源于风姓，出自太昊伏羲氏;源于女真族，出自古渤海国粟末靺鞨族大庭氏之后;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大汗孛儿只斤·窝阔台的后裔答失蛮察，属于帝王赐改姓为氏，以及出自明初蒙古族答答氏部落和蒙古族伊克氏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源于满族，出自满族赫舍里氏和达呼哩氏;源于朝鲜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大姓现今人口约二万，排在第五百九十位，在台湾名列第一千一百八十三位。

【得姓始祖】

  炎帝、大祚荣、孛儿只斤·答失蛮察、完颜·巴丝卜花(完颜·巴斯不花)。

  炎帝：在史籍《春秋命历序》记载：“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年”。在魏、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崛起于中国北方的粟末靺鞨人(女真族以及其他北方民族)皆自称为大庭氏后裔，尊炎帝为共同的得姓始祖。号称大庭氏的炎帝传政五代(后人考证为八代)，其后裔有迁徙至中国北部地区者，逐渐与当地土著融合，他们取祖先炎帝的称号“大庭”为姓氏，后将复姓“大庭”省文简化为单姓“大”，形成了大氏，世代相传，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大祚荣：唐朝时期古渤海王国的开国之主(公元699～719年在位)。古渤海国后被契丹族所灭，其国王族贵胄皆以先王姓氏为传，有称大氏者，世代相传。满族大氏族人皆尊奉大祚荣为得姓始祖。

  孛儿只斤·答失蛮察：大蒙古国木亦坚汗孛尔只斤·窝阔台的后裔，著名西部蒙古(西察合台汗国)第一代可汗，答氏鼻祖之一。在孛儿只斤·答失蛮察的后裔子孙中，于明朝时期有以先祖名字首音谐音汉字冠为汉姓者，称答氏、达氏、大氏，为蒙古族大氏、答氏、达氏之先，世代相传。蒙古族大氏大多尊奉答失蛮察汗为得姓始祖。

【起源源流】

  源流一

  源于姜姓，出自上古炎帝后裔，属于以先祖称号为氏。

  据史籍《史记·帝王世纪》说：公元前三十世纪，“神农氏姜姓，初都陈”。史籍《陈州府志·叙》中记载：“陈为伏羲氏建都地，神农氏因其旧而都之，故名之曰陈。”濉阳自此始称“陈”。

  典籍《中国姓氏大全》一书中说：炎帝神农氏是姜姓部落的始祖，生在姜水附近。姜水在今陕西歧山的东面，是渭河的支流，遂以姜为姓。姜姓后苗裔有烈山氏、共工氏等。

  夏禹的大臣四岳是姜隆发展下来的胞族，后代有齐、吕、申、许四个分支。如齐氏始祖太公望吕尚，东海上人(东夷之士)。其先祖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水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

  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支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尚佐武五平商而有天下，周武王封师尚父于茔邱，国号齐，子孙以国为氏。似此，出自姜姓的还有：封氏、文氏、充氏、赖氏、章氏、聂氏、许氏、吕氏、桓氏、崔氏、鲍氏、丁氏、东宫氏、福氏、甫氏、公孙氏、纪氏、高氏、焦氏、井氏、卢氏、露氏、略氏、骆氏、龚氏、丽氏、年氏、穆氏、农氏、平氏、其氏、强氏、专氏、庆氏、丘氏、钭氏、桑氏、沙氏、山氏、尚氏、神氏、司氏、向氏、郦氏、逢氏、台氏、棠氏、望氏、献氏、斜氏、牙氏、晏氏、药氏、阳氏、岳氏、怡氏、移氏、易氏、榆氏、渊氏、州氏、舟氏、柱氏、大氏、大庭氏、烈山氏、玄氏、訾氏、查氏、淳于氏、申屠氏等六十余姓。

  据四川省盐亭县天垣地区的远古传说，那里不但是古西陵氏的发祥地，出了黄帝元妃嫘祖，而且还是盘古王的故乡。

  在公元前2090年，大禹受帝尧之命领导治水，来到北川他出生地附近的西陵氏发祥地之一的梓潼县，指挥民工间伐西陵氏第一代国君文昌封地内梓潼山上的高大樟梓林，准备造舟，借便运送他曾在家乡发现的治水需要的天然类水泥“息壤”。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紧急任务，但伐木部队遭到文昌后人中的顽童主的百般阻拦，在万般无奈之下，大禹只得下令诛杀了梓潼顽主。

  治水成功之后，约在公元前2070年，大禹接替舜帝登上了中华帝王之位，但他十分思念家乡西陵氏人民曾经作出过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约在公元前2045年，大禹亲自来到盘古王的诞生之地天垣盘垭村，在盘母石旁立下一方经他多年考证的王表龟碑，记下了从盘古到自己四千多年间中华帝王的更代情况，即后人称的“盘古王表”。

  近四千年后的清朝末年，天垣举溪河畔出了一位穷读书人何拔儒，他对大禹立盘古王表的传说深信不疑，并多方寻求解答的钥匙。1902年，何拔儒被晚清政府颁布的新政选派到日本留学。于是他悄悄地携带着早已临摹在手的天垣龟碑上的“盘古王表”文字出国，在异国他乡向众多国际友人讨论和寻求破译盘古王表的智慧。

  1906年，何拔儒从国外学成归乡，继续对四川五千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察，终于破译了在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并且补上了夏代大禹后的列朝君王。今天这个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如浙江学者钟毓龙在《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中所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其多有相似之处。

  从何拔儒的天垣流传盘古王表中，能整理出与目前国际上对应的古埃及纪世：

  1.五方区系时期：

  约公元前8000～前6390年，对应古埃及前王朝时期：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

  2.法天法地时期：

  约公元前6390～前6210年，对应古埃及早王朝时期：盘古→天皇→地皇→人皇→五龙纪→摄提纪→合雒纪→连通纪→叙命纪。

  3.叩向自身时期：

  约公元前6210～前5770年，对应古埃及古王朝时期：巨灵氏→句疆氏→谯明氏→涿光氏→钩陈氏→黄神氏→巨神氏→犁灵氏→大隗氏→鬼隗氏→掩兹氏→泰逢氏→冉相氏→盖盈氏→大敦氏→云阳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倚帝氏→次民氏。

  4.重铸烟火时期：

  约公元前5770～前4070年，对应古埃及第一中间期：辰放氏(共四代)→蜀山氏(共六代)→虺傀氏(共六代)→儿遽氏→希韦氏(共四代)→有巢氏(共两代)→燧人氏(共四代)→庸成氏(共八代)。

  5.立足山海时期：

  约公元前5070～前4170年，对应古埃及中王国时期：浑沌氏(共七代)→葛天氏(共四代)→女娲氏→伏羲氏→赫胥氏→东户氏(共十七代)→皇覃氏(共七代)→启统氏(共三代)→吉夷氏(共四代)。

  6.城邦之美时期：

  约公元前4170～前3150年，对应古埃及第二中间期：仓帝史皇氏→柏皇氏(共二十代)→中皇氏(共四代)→大庭炎帝氏(共五代)→粟陆氏(共五代)→昆仑氏(共十一代)→西陵氏(共五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

  7.跃起中原时期：

  约公元前3150～前2230年，对应古埃及新王国时期：轩辕氏(共三代)→祝融氏(共两代)→昊英氏(共九代)→古皇有巢氏(共七代)→朱襄氏(共三代)→阴康氏(共三代)→无怀氏(共六代)→神农氏(共八代)。

  8.大同王土时期：

  约公元前2230～前2070年，对应古埃及第三中间期：黄帝有熊氏(共三代)→颛顼→帝喾→尧→舜。

  9.夏朝时期：对应夏朝时期。

  公元前2070～1600年，对应后埃及时期：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

  在上述盘古王表中的“城邦之美时期”，即公元前4170～前3150年间。

  在炎帝神农氏时期，以火德王元年，公元前6489年壬子～前6350年辛未在位一百年，寿一百八十一岁。在史籍《春秋命历序》记载：“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年”。在魏、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崛起于中国北方的粟末靺鞨人(女真族以及其他北方民族)皆自称为大庭氏后裔，尊炎帝为共同的得姓始祖。

  号称大庭氏的炎帝传政五代(后人考证为八代)，其后裔有迁徙至中国北部地区者，逐渐与当地土著融合，他们取祖先炎帝的称号“大庭”为姓氏，后将复姓“大庭”省文简化为单姓“大”，形成了大氏，世代相传至今，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该支古大氏读音为dū(ㄉㄨ)，今音能否读作dà(ㄉㄚˋ)，有待更严谨的姓氏学家、音韵学家进一步考究。

  源流二

  源于风姓，出自太昊伏羲氏，属于复姓省文简化为氏。

  太昊伏羲氏之后裔有诸多以大字领头的复姓，如大騩氏、大隗氏、大嵬氏、大庭氏、大野氏、大陆氏、大心氏、大叔氏、大敦氏、大巢氏、大业氏、大戴氏、大连氏、大廉氏、大费氏、大理氏、大效氏、大利稽氏、大戎氏、大季氏、大繇氏、大姬氏、大敖氏、大康氏等，约有二十四个之多，后有人省文简化为单姓大氏，世代相传至今，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源流三

  源于女真族，出自古渤海国粟末靺鞨族大庭氏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号称谓为氏。

  唐朝时期，古渤海王国的开国之主是大祚荣，公元699～719年在位。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他是粟末靺鞨酋长乞乞仲象之子。

  高句丽灭亡后，大祚荣在大周则天皇帝武曌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于营州地方拥兵自立，并于大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割据其地自封为王，建震国，自称震国王。

  唐中宗李显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大祚荣接受唐朝招安，向唐王朝称臣，实现了与唐王朝的和解，并在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正式得到唐朝封册，成为渤海郡王，同时兼领“忽汗州都督府”都督的职务。

  大祚荣建国后，极力保持外交上的和平：除了向唐朝称臣修好之外，也尽力保持与突厥、契丹、新罗和日本的友好关系。由于渤海国位处强国之间，所以成为了除日本以外的四个政权之间的缓冲区。正是由于大祚荣的睦邻政策，才使渤海国得以在初唐之时保持独立。

  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大祚荣被刺杀，其王位由儿子大武艺武王继位，大祚荣被追封为大震国(渤海国)太祖高王。在古代渤海国舍利女真语中，“大”就是泉水的意思，读音作dā(ㄉㄚ)，在女真语中用来尊称长辈，在后来的满族索伦语中则读为dū(ㄉㄨ)音。

  古渤海国后被契丹族所灭，其国王族贵胄皆以先王姓氏为传，有称大氏者，世代相传，至明、清时期，逐渐演化为大佳氏、达佳氏、戴拉氏、戴佳氏等，满语为Daigiya Hala，世居杭间(今辽宁西丰)、浑郭(今辽宁西丰小清河一带)等地，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大氏、戴氏、代氏、艾氏等。

  满族大氏族人皆尊奉大祚荣为得姓始祖。

  源流四

  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大汗孛儿只斤·窝阔台的后裔答失蛮察，属于帝王赐改姓为氏。

  答失蛮察，突厥语为Danishmendji，蒙语为，公元?～1348年待考，蒙古族，全名为孛儿只斤·答失蛮察，为大蒙古国木亦坚汗孛尔只斤·窝阔台的后裔，著名西部蒙古(西察合台汗国)第一代可汗，答氏鼻祖之一。

  察合台汗国，原为成吉思汗次子孛儿只斤·察合台的封地，初领有西辽旧地，包括天山南、北路与裕勒都斯河和玛纳斯河流域及今日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初时建都于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水定镇西北。察合台汗国君主孛儿只斤·都哇与窝阔台汗国君主孛儿只斤·海都联合，屡与元朝军队争战，在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一朝，战争始终未断，并一度攻占漠北的哈拉和林(今蒙古国杭爱省西北部)。直至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其势力音内乱衰败，才开始与孛儿只斤·海都之子孛儿只斤·察八儿一起，与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讲和。

  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孛儿只斤·笃哇击败窝阔台汗国的君主孛儿只斤·察八儿，并尽收孛儿只斤·海都生前所占有的察合台汗国领土。

  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孛儿只斤·笃哇之子孛儿只斤·怯别再破孛儿只斤·察八儿，兼并了窝阔台汗国。他的后人孛儿只斤·答儿麻失里因为改宗伊斯兰教，引起蒙兀儿斯坦的伊塞克湖和伊犁河流域的游牧民动乱。他的前辈孛儿只斤·怯别放弃每年到蒙兀儿斯坦的巡视，使汗国开始分裂。

  元英宗孛儿只斤·宗硕德八剌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察合台汗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蒙兀儿斯坦”，西部称“马维兰纳儿”。

  当时的“马维兰纳儿”哈赞汗由土库曼突厥异密(贵族)迦兹罕拥立。不久，迦兹罕杀死了孛儿只斤·合赞算端，在河中地区拥立新的可汗，就选中了孛儿只斤·答失蛮察，形成了新的“西察合台汗国”。

  这时的西察合台汗国实际上只是突厥贵族的傀儡国，可汗实际上仅仅是形式上的统治者，军政大权已经转到河中地区的突厥贵族手中。当时，西察合台汗国所辖部落有巴鲁剌思部、速勒都思部、札剌亦儿部、乃蛮部等，大多听从迦兹罕的政令，蒙古汗国已经成了突厥汗国。

  因此，孛儿只斤·答失蛮察不甘于做傀儡，于元顺帝孛儿只斤·妥镤贴睦尔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联络王族成员准备削压异密迦兹罕之权，结果消息却被自己人出卖，迦兹罕抢先下手，杀死了孛儿只斤·答失蛮察，之后改立孛儿只斤·察合台的后人孛儿只斤·拜延忽里为新可汗。

  新即位的孛儿只斤·拜延忽里软弱无能，完全听命于异密迦兹罕，迦兹罕遂以拜延忽里汗的名义一揽汗国大权，迅速统一了河中地区，之后开始对波斯王朝进行军政干涉。直至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迦兹罕被切齿痛恨的孛儿只斤·答失蛮察后裔族人暗杀，西察合台汗国内部立即陷入一派混乱，整个河中地区又回复到无政府状态。

  在孛儿只斤·答失蛮察的后裔子孙中，于明朝时期有以先祖名字首音谐音汉字冠为汉姓者，称答氏、达氏、大氏，为蒙古族大氏、答氏、达氏之先，世代相传至今。

  蒙古族大氏大多尊奉答失蛮察汗为得姓始祖。

  源流五

  源于蒙古族，出自元末明初蒙古族答答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金国末期有一位著名的女真族领军元帅，叫完颜·巴丝卜花，亦称完颜·巴斯不花，其大翰耳朵即首夫人叫答答氏，出自蒙古答答氏部落。

  答答氏部落，其实就是蒙古的鞑靼部，亦称塔塔尔部、达怛部、达旦部、达达部、达靼部等，是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汉译称谓，“鞑靼”之名始于唐朝时期，但“鞑靼”一词在南北朝已经出现，当时源自柔然的别名大坛、坛坛，北齐与隋朝通过室韦知道鞑靼。在阴山以西有九姓鞑靼，在呼伦贝尔有三十姓鞑靼等，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他们都是柔然民族的余部。

  鞑靼族人的兴起早于蒙古族人。鞑靼族人在经过辽国时期契丹族人和金国时期女真族人的统治后，大部分融入了形成中的蒙古族人，成为蒙古民族的主要来源之一。古代的九姓鞑靼部(塔塔尔部)是一个多民族的部落集团，里面既有说突厥语的部族，也有说蒙古语的部族。说突厥语的鞑靼部西迁路线有两条，一个是是伏尔加河流域，另一个是叶尼塞河流域。迁到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族人结合原来这里说突厥语的钦察人、伏尔加保加利亚人形成今天喀山鞑靼族人，而留居叶尼塞河的鞑靼部人则和当地阿尔泰人、哈卡斯人融合形成西伯利亚-叶尼塞鞑靼。被成吉思汗征服后迁往俄罗斯的鞑靼部人，他们迁徙的时间大约是南宋末期。

  东蒙古鞑靼，是指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被明朝击败退回漠北维持北元政权。明惠帝朱允炆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北元政权在孛儿只斤·坤帖木儿继位后，也被部将鬼力赤杀死，北元由此去国号灭亡，亦改称“鞑靼”。

  在俄罗斯和部份欧洲国家，“鞑靼”泛指蒙古族人及在蒙古帝国扩张时期随蒙古族人进入欧洲的其他草原游牧民族。公元十二世纪的维吾尔大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认为鞑靼族人说一种突厥语方言。

  “鞑靼”这个名字最早是拜占庭人开始使用的，用来指代黑海到咸海一带广袤草原的各种游牧半游牧的突厥族人，这些突厥族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几乎都带有土著乌戈尔部落白色人种血统，鞑靼这个名字来源于蒙古草原的九姓鞑靼，但是九姓鞑靼也不完全是蒙古语部族，其中还有一些原属于铁勒的突厥语部族。成吉思汗征服鞑靼部后，说突厥语的鞑靼部民就西迁了，留下来融入蒙古族的基本上是说蒙古语的部民。现在俄罗斯所有的塔塔尔族都或多或少的带有鞑靼部民的血统，即便没有鞑靼部血统，但是有些血统是共有的，比如钦察、乌戈尔，这也是大家都沿用塔塔尔族名的原因。

  欧洲人所说的“鞑靼族人”分广义和狭义两个称谓，广义指俄国境内使用突厥语各族(阿塞拜疆人以及北高加索、中亚、伏尔加河流域突厥语各族)的统称。而“鞑靼”一词起源于公元七～九世纪时在贝加尔湖东南地区游牧的蒙古部落，公元十三世纪由于蒙古族人西迁，欧洲人便将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人和突厥族人统称为鞑靼族人。狭义鞑靼指鞑靼族，该民族是突厥族人的一支。一开始只有克里米亚的突厥族人自称鞑靼，后来坚决放弃。其他地区的鞑靼族人十九世纪才自称鞑靼。其实各鞑靼也不是一会事，各个“鞑靼”的名称也是俄罗斯人起的，因为他们只知道用“鞑靼” 来描述突厥、蒙古族人。西伯利亚鞑靼、喀山鞑靼、克里米亚鞑靼。因为有些鞑靼族人像白色人种，有些像黄色人种，对喀山鞑靼来说的汪古部落影响较为大。目前，全世界有五十七支不同塔塔尔人，但也是同一民族。

  公元三～四世纪，中国处于南北朝时期，由于匈奴及其他一些游牧部落向西迁徙进入东欧，许多突厥部落先后移居乌拉尔山脉和伏尔加河流域，接受了当地使用乌拉尔语系民族的许多文化因素互相融合。

  公元五～七世纪，由于突厥汗国向外扩张，大批突厥部落涌向西伯利亚、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的森林、草原地带。

  公元十三世纪中叶，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在西起多瑙河下游，东至中亚地区建立强大的金帐汗国。

  公元十三～十五世纪，西迁的蒙古族人以及大多数被并入金帐汗国的突厥部落，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互相结合，形成鞑靼民族。血缘上讲，其中蒙古族人的成分很少，主要是当地的突厥民族，文化人，包括姓氏，则蒙古影响明显。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金帐汗国的分裂为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等数国。同时也形成了鞑靼族人的各个地方分支：喀山鞑靼族人、阿斯特拉罕鞑靼族人、克里米亚鞑靼族人、西伯利亚鞑靼族人、乌拉尔鞑靼族人、卡西莫夫鞑靼族人、楚利姆鞑靼族人、粱赞州鞑靼族人、高加索鞑靼族人、米尔沙鞑靼族人、立陶宛鞑靼族人、托博尔斯克鞑靼族人、沃尔戈达鞑靼族人、雅罗斯拉夫鞑靼族人。其中以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一带的鞑靼族人人数最多，经济和文化也较发达。现在的鞑靼族人是伏尔加保加利亚、钦察人与不多蒙古族人的后裔。因此他们对蒙古没有任何认同，宣传泛突厥主义，鞑靼只是承袭蒙古族人的名称。

  西伯利亚地区的鞑靼族人还包括图拉鞑靼族人、秋明鞑靼族人、叶尼塞河鞑靼族人、米努辛斯克鞑靼族人等很多分支;喀山鞑靼族人(包括伏尔加鞑靼族人)、卡西莫夫鞑靼族人、伏尔加鞑靼族人、米沙尔鞑靼族人四支又合称伏尔加-乌拉尔鞑靼;阿斯特拉罕鞑靼族人还包括Yurtovsk鞑靼族人和Kundrovsk鞑靼族人两部，北高加索山区还有七个较小的鞑靼族人部落，它们说着不同的突厥语和高加索语言。不同的鞑靼族人来源与文化也不同，不能只以鞑靼笼统称呼。克里米亚鞑靼源于古代的哥德人(德意志系)。受乌古斯人影响大。阿巴坎鞑靼是哈卡斯人，米努辛斯克鞑靼是吉尔吉斯人留在西伯利亚的部分，西伯利亚鞑靼是由西伯利亚汗国与部分蓝帐汗国人混合而成的群体。

  今天鞑靼族人主要分布于中亚、俄罗斯的喀山，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地。他们是俄罗斯人口最多的突厥语民族。而中国大陆上今少数民族之一的塔塔尔族，就是源自来自今俄罗斯等东欧地区的鞑靼部人。

  从明朝时期开始，许多居于中原地区的鞑靼部人中，以及完颜·巴丝卜花的后裔子孙中，皆有以部落名称首音之谐音汉字为姓氏者，称大氏、答氏、达氏等，世代相传至今，主要分布于今陕西省的岐山地区和甘肃省的泾川地区。

  源流六

  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族伊克氏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蒙古族伊克氏，亦称依克氏，汉义就是“大”。

  在蒙古族伊克氏族人中，明朝时期即有以其姓氏的汉义为汉化姓氏者，称大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七

  源于满族，出自满族赫舍里氏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⑴.满族赫舍里氏，亦称何舍里氏，满语为Heseri Hala，源出唐朝末期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的纥石列和金旧部“纥石烈”，以部为姓，世居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辉发(今吉林柳河、辉发河以及沙河下游，桦甸、辉南一带)、佛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镇二道村)、伯都讷(今吉林松源)、多尔济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南部)、黑龙江色钦及穆理哈村(今吉林东丰小四平镇一带)、塔散堡(今辽宁锦县塔山)、长白山区等地，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为氏族大邦，人数众多。后有蒙古族、锡伯族引为姓氏者，蒙语为，世居库昆地方(今北京永定河流域)，为金末元初入元籍者，仍与满族赫舍里氏同宗同源。清朝中叶以后，满族、蒙古族、锡伯族赫舍里氏多冠汉姓为大氏、何氏、高氏、康氏、赫氏、张氏、芦氏、贺氏、索氏、英氏、郝氏、黑氏、佟氏、普氏、桂氏、艾氏等。

  ⑵.满族达呼哩氏，满语为Dahuri Hala，以族为氏，世居黑龙江两岸，后有达斡尔族引为姓氏者。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多为大氏、达氏。

  源流八

  源于朝鲜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今山东省的寿光县有个村落名叫大家洼，主要住民为朝鲜族，本源即为古渤海国王族大氏贵族后羿，唐朝后期融入高丽朝鲜(고려왕조)，即王氏朝鲜，仍称大氏，世代相传至今，成为今天的朝鲜族大氏一族。

  因此，该支朝鲜族大氏，与满族大氏一族实际上是同宗同源。

【迁徙分布】

  迁徙

  (暂缺)

  诸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既有诸说，便大致可以分类为音韵和地理两类。关于前者，近代史学家金毓黻早就指出过，大祚荣出自粟末靺鞨，与渤海郡有某种关系。唐朝人或以“靺鞨”二字发音与“渤海”相近，所以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也就是说唐王朝是取其发音相近之意，而大祚荣也就依照册封的名号，弃原来的“震”而“专称渤海”了。

  在金毓黻之后，又有学者先后提到此类问题。如刘振华曾撰文指出“震”与“渤海”两词的发音均接近于“肃慎”、“靺鞨”，渤海乃是“震”政权受到唐朝的册封后出于“义美”的动机而改称震为渤海的。同文还借《三国遗事》靺鞨渤海条作者僧一然自注“渤海”与“靺鞨”“开合不同而已”作旁证。

  日本学者藤井贞干在《好古日录·靺鞨》中根据“五代史曰，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推测渤海盖靺鞨之转音。吉田东吾的《日韩古史断》继承藤井的论调，认为渤海盖为讹音填字。

  当然，否定的意见也同时存在，如日本学者鸟山喜一指出，渤海之称号自古即已存在，并非专待靺鞨而始生。大祚荣止“震”国号而采渤海国号实为受唐王朝册封之故，决非其领民为靺鞨之故，既非谐音亦非讹音。河野六郎为首的专家小组在为期一年的集中研究后指出，在中古音中，或时间上或新旧形态上，或地理的或方言的，靺鞨与勿吉为同一语的异称，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渤海与靺鞨之间在音韵上的关联，或者近亲性则难以认同。

  以上诸文均谈到了“渤海”与“靺鞨”这两个词之间的关联问题。赵评春文指出，由于汉字与语音的特定关系，使得历史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一些名称往往被称为音转而来。史学家赵评春文举《广韵》例，指出若从概率论的角度看所谓音转或音近之说，无论中原文献所记各名称源于何处，都可能产生字音近似的偶合现象。所以，说某名称源于音转，有些可能是对的，有些可能就是不对的。对“渤海”与“靺鞨”的音转关系，如无其他确凿依据，应谨慎为宜。刘振华的见解中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渤海”之称号乃唐王朝所赐，并非大祚荣自选而来，因而很难考虑“渤海”为大祚荣美化“震”政权而改取的发音相近的称号。在各个时期中原王朝对周边蕃国君主册封的郡王号中，还没有发现与该民族或部族的名称有关的例子。

  另外，史学家王承礼也提出，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其一，可能和其组成部族靺鞨的称号有关;其二，可能与居地邻近渤海有关。前者是唐王朝借用与靺鞨音近的古郡名之渤海为靺鞨之雅称。后者则关涉震周围的山川地理。

  就地理角度考察，日本学者野开三郎认为，唐王朝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形式上将渤海湾以东地区统治一应委托大祚荣，这既是中国独特的天下思想的体现，又是中国传统理蛮政策的具体体现，而实际上则是对大祚荣领有渤海湾以东领土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从而安东都护府在辽东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这样，在崔忻返回长安的唐开元二年，安东都护府后撤至关内的平州。唐王朝对大祚荣的招抚与册立，与安东都护府的后撤在时期上相承接，可见是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相关联的。

  与日野开三郎意见类似的还有俄罗斯渤海研究专家E·V·沙弗库诺夫。他认为，公元713年大祚荣将唐朝军队逐出前高句丽领土，之后可能又继续前进侵吞了唐朝的辽东之地，而皇帝为维护其“天帝”形象与面子，又将实际上已成为大祚荣领的地盘再行封赐，作为对既成事实的追认。不过，沙弗库诺夫的见解推测成分太多，而且几乎无论证过程，因而难备一家之说。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提出，唐王朝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如同封高句丽王为辽东郡王，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带方郡王，均为沿袭汉朝名郡渤海旧名而来，意在提醒大祚荣，他的领下亦是“中国的国土”。该见解提到唐王朝试图强调“震”政权所辖之地为唐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提示，但问题是，唐朝政府既然对前述朝鲜半岛三国君主所封爵号均取汉朝朝鲜半岛或东北地方的名称，为何惟独对大祚荣选了远在内地的渤海郡呢?对此，西嶋定生没做解释说明，而因为没有把这一点说清、说通，其主张的可信度就得大打折扣。

  现在再来看赵评春的说法。《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中提到，汉朝的渤海郡王“在渤海之滨，因以得名”，赵氏受颜师古影响，认为这一观点起码间接反映了唐王朝加封粟末部的原因之一，粟末靺鞨部亦“依粟末水以居”，唐朝政府因此而封粟末靺鞨部为渤海;又根据《淮南子·地形训注》等记载，指出汉唐时代的渤海并不是一个特指的地理概念，局限于某一海域，而泛指东部大海。故而渤海国号的名源，当是因东濒大海，至于取先朝旧名再命新地，则在客观上反映了唐王朝开拓疆域的政治抱负。

  且不说唐王朝是否有过借册封大祚荣而抒发其开疆拓土之壮怀，单就地理概念而言，即使“渤海”在汉唐时期确实可泛指东部大海，相当于今天松花江的“粟末水”，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大海，而充其量不过“大水”。当然，赵评春的如上分析是基于他对唐王朝册封大祚荣是以扩大疆域的策略的认识为出发的。开疆拓土是任何中原王朝的政治抱负，可是在对各蕃国的封号上是否也要有所体现就不一定了。例如前面提到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王封号就很难解释。因为汉四郡历来被看作“中土”，不存在开拓的必要。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原王朝自然无需借一隅夷狄述怀。实际上，唐王朝招降大祚荣，是出于解决其北方来自突厥的威胁，利用渤海从后方牵制突厥这一战略目的。这样一来，赵评春说赖以成立的两点依据都失去了基础。

  与上述几家支持地理关联说相对，朝鲜学者朴时亨则认为，渤海郡乃渤海沿岸唐朝的一个郡名，本与靺鞨、高句丽并无任何关系。如果一定要找出两者的关联的话，也不过是因为渤海郡地处渤海国及其他各种族集团入唐朝贡的必经之路，唐朝政府曾在该地设置过接待机构而已。问题是，渤海郡为汉朝时所设，至唐朝已无渤海郡而只有渤海县，在棣州管内。既然于唐朝求渤海郡已经无理。则朴时亨的朝贡道说也就显得很牵强了。

  以上诸说，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概而言之，在音韵概念方面，目前还无法确认“靺鞨”与“渤海”间的亲近性;在地理概念方面，诸家之说也都没能提供足够的令人信服的依据。唐朝以某地为号封王，王并不领有此地，即“设土无爵，署官不职”“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所以，册封某王于某地，并不意味着该王已经获得了该地的管辖权。至于大祚荣是否曾经把势力拓展到渤海湾附近，那又另当别论了。不过，大祚荣建国后主要的任务是巩固其“旧国”的势力，而第二代王大武艺即位后首要的发展方向是东北部诸靺鞨而不是西部。目前没有史料可以确证大祚荣时期渤海势力到达过渤海湾一带。

  这样一来就得回到最初的问题，即唐王朝何以将“渤海郡王”号赐予大祚荣这个问题上来。朴时亨也认为此番册封史无前例。他推想，如果唐封大祚荣“靺鞨郡王”，则大祚荣很可能不会接受;而爵号最后所以落在“渤海郡王”上，恐怕还是因为，对大祚荣来说，受唐册封，总还是有利于其在东方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取他国的一郡名为国名倒也无碍大局。至于为什么会是“渤海郡王”号则没有具体说明。

  渤海郡王号的由来

  史学家金毓黻与西嶋定生两人均言及汉朝以来的渤海郡与渤海国间的关系。较之于单纯根据字面意思进行推测的西嶋定生，金则更具体地提到了渤海郡望，虽然同样没有解释为什么就是渤海郡而非其它，并且金毓黻本人也承认此说“只姑备一说，未可视为定论”但他谈到了渤海郡王号，启发人们从这个称号本身来作些考释工作。

  许多拥有渤海关系爵号之诸高氏，均为汉朝以来渤海郡王的高氏大姓，或承袭先代封爵的王公。这些事实表明渤海郡王号不仅的确通行于汉唐，而且可以从中看到唐廷封爵的确对郡望有所考虑，换句话说，唐王朝不会兴由所至地赐某人某王以渤海郡王号的。唐王朝授大祚荣以渤海郡王必事出有因。那么接下来就必须考虑封号后面的动机了。既然唐廷所封渤海郡关系爵号均与郡望有关，那么，在唐王朝看来，大祚荣与渤海郡望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瓜葛呢?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衿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以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

  《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邑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万岁通天中，契丹李尽忠杀营州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馀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衿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

  以上两史料虽然在史实叙述上存在个别差异，但却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即在震(振)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存在着大祚荣及其统治集团与高句丽有着紧密的关系。根据两史料，大祚荣政权是据高句丽故地而建，包括旧高句丽贵族在内的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参与了渤海建国并进入统治层。对于这些事实，唐王朝无疑是清楚的。但问题是唐王朝对此是如何看待的。众所周知，关于渤海是否高句丽人的国家直到今天仍争论不休，且已超出了学术范围。

  按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推测，唐王朝封高句丽王为辽东郡王、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皆取汉朝名郡命名，以表明这些地方均为中国之国土。那么，如果唐王朝认同大祚荣政权为高句丽的后继国家，只需将辽东郡王号再赐予大氏便可了事，而大可不必改弦更张。唐朝政府完全没有这样做，显然表明唐王朝并没有将大祚荣看作高句丽的后继国。

  大祚荣树帜立国，距高句丽灭亡仅仅三十年。曾经强大的、多次给中原数家王朝统治秩序以重大威胁的高句丽，虽终亡于唐朝，于唐王朝来说无疑记忆犹新。而且，高句丽亡国后，唐朝政府宽待高藏，让他去安东管理旧高句丽人，结果高藏却又勾结靺鞨谋反，这于唐朝无疑又是不小的刺激。所以，不管大祚荣以及他的国家自身是否以高句丽后裔自任，唐朝政府对在这个强大国家废墟上建立政权的、有多数旧高句丽人参加建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震国，总是心有余悸，惟恐再度祸起东边，更何况唐王朝对大祚荣从征讨到收编入其册封体制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唐王朝绝对不希望这个新蕃国与高句丽再有任何的瓜葛，而且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它与高句丽之间任何可能的关联。于是，唐王朝想到并选中了另一个高氏、汉朝以来的名门高氏及其地望——渤海。通过将大祚荣政权与此高氏一体化，从而将实为唐之蕃国的渤海视作其内属地并广告天下。

  当然，这一结论仍未衍出推测的范围，但在没有与考古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现实困境下，也只能如此。但是这种推测又不能说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说到底，对渤海国号来源的推证，实际上也就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唐王朝对新生的大祚荣政权与高句丽之间密切关系的对策。渤海郡望高氏是实在的，大祚荣与高句丽及高句丽与唐王朝的关系也是实在的。高句丽王室后裔高震放弃王孙正统，另攀“高”枝，为的是摆脱身为高句丽人的蛮夷形象;而唐王朝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则为的是抹去昔日高句丽投下的阴影。

  应该指出的是，前引《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开篇写道：“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受其影响，《唐会要》、《五代会要》、《新五代史》、《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等史籍也有“渤海靺鞨，本高丽别种”、“渤海靺鞨，本高丽种”、“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等的记载。这些大同小异的记述，至今仍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间关于渤海究竟是靺鞨人的国家，还是高丽人的国家大论争的渊薮，并且似乎都是支持渤海乃高句丽的后继国家说的有力依据。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别种”的解释。实际上，“别种”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汇，是古代史家为区别历史上联系密切、关系复杂的各族而使用的习惯性概念。它可以指与“母族”同源又从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种的人类集团。高句丽就被称为“夫余别种”，但并不意味高句丽就是夫余人。还可以指“政治上相统属而种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或者曾经是组成某个国家的“部落或部族”。总之，“别种”，是史家对两个历史上活动区域相近或相同、习俗也相近的种族易混淆而又难以分辨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模糊的区别方式。《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便属于这种情况。正如金毓黻所指出的，“大氏之先世，因居于高丽北部近粟末部之旧壤，起是否与高丽别种，当撰旧唐书时已不能详，故称之曰高丽别种，谓尚与高丽正胤有别也”。即渤海与高句丽，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而且，《旧唐书》很明确地将渤海靺鞨和高丽分别置于北狄与东夷两个不同的部类中。

  由此推断，唐王朝册封大祚荣渤海郡王，的确与渤海高氏、与渤海郡望有关;但这只是唐王朝的一项政略，其目的在于利用渤海高氏、渤海郡望从对外宣传上切断大祚荣的政权与高句丽之间的关联。唐王朝真正关心的，不在于大祚荣是高句丽人还是靺鞨人，而在于大祚荣的政权会不会再像高句丽一样对其天下秩序构成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渤海国号的确定，实际上反映了唐王朝对渤海的基本态度。

  中原史料中的“渤海高氏”与渤海国

  渤海国与唐内地渤海在称谓上的近似，使得将唐内地渤海出身的高姓混同为渤海国人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有人在列举唐朝起用异民族出身的人充当节度使时，选了高崇文与高承简;又在论述渤海国与山东李正己独裁政权的关系时，将李正己幕僚高沐视为渤海国人。事实上，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高崇文，如果细查两唐书的有关人物传记，便可知这几人均为唐人而非渤海国人。诸如此类的误认还是比较容易发现和澄清的，问题是，还有些情况属于不能立即判断究竟属于唐或渤海哪一方的，这就不得不作更多的工作。因为此类张冠李戴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会给渤海史研究造成混乱，使人远离渤海史的真实。破旧说并不是终极目的，关键在于还原一个客观的渤海史。

  公元713年，大祚荣接受唐王朝招安，作为一个羁縻州纳入唐朝的册封体制。对这个羁縻州，刘昫《旧唐书》作“渤海靺鞨”，欧阳修《新唐书》作“渤海”，分别收入北狄传;而渤海县，则归在地理志棣州条下，可见，两唐书都是将羁縻州与唐朝的内属州明确分开的。关于唐内属州的渤海，汉朝时称勃海郡，隋时称渤海郡。也就是说，作为郡县的渤海，远远早于羁縻府州的渤海。这就提醒人们在作渤海研究时要避免将两者混为一谈。

  关于渤海国，从中原方面有关记载较为集中的《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旧五代史》等基本史料来看，大体有“渤海”“渤海靺鞨”“靺鞨渤海”和“靺鞨”等几类称呼。不过这些称呼都限定在与有关渤海国的、诸如“北狄传”“外臣部”等所谓夷狄传的范围内，出场人物均为渤海国人无疑。问题是，在上述渤海传等之外的文献及记录中出现的“渤海”及“渤海人”该如何看待呢?

  公元九世纪，敦煌的佛教僧侣及豪族子弟的私塾使用的《开蒙要训》、《兔园策》等教科书传入日本，收在藤原佐世编修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在这册目录中，就有由“渤海高峻”编纂的《小史五十卷》。该书第十三卷“杂史家”条提到“小史五十卷(渤海高峻撰起五帝讫唐初)”。就有学者认为此处的高峻是渤海国人，因而将该段记事作为日本平安时代汉籍经由渤海国传入日本的一个例证。查《新唐书·艺文志》，有这样一段记述：“凡集史五家、六部、一千二百二十二卷(高峻以下不著录三家四百四十卷)。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卷。李延寿南史八十卷。又北史一百卷。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高峻、初六十卷。其子迥釐益之。峻，元和中人)。

  以上两则史料涉及人物均称做高峻，比较看来，著述内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简化为“小史”，《新唐书》“艺文志”则为“高氏小史”;两高峻承担编撰部分上看，前者为“五帝至唐初”，后者为“初六十卷”，可理解为最初的六十卷，虽然数字上稍有出入，年代上则是很接近的。因此《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的高峻与《新唐书》艺文志中的高峻当为同一人。《新唐书》“艺文志”载高峻为元和年间人(公元806～821年)，这就为高峻的身世提供了一点线索。“艺文志”采唐纪年，高峻为唐人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就其从事高氏家族史编纂这一业绩来看也应当出自名门望族。结果，《新唐书·宰相世系》中有“峻，殿中丞蒲州长史”的记载，追溯此高氏世系，有如下记载：“高氏出自姜姓，齐太公六世孙洪文公赤，生公子高，孙傒，为齐上卿，与管仲合诸侯有功……十世孙洪，后汉渤海太守，因居渤海蓨县。洪四世孙褒，字宣仁，太子太傅。褒孙承，字文休，国子祭酒，东莞太守。生延，字庆寿，汉中太守。延生纳，字孝才，魏尚书郎，东莞太守。纳生达，字式远，吏部郎中，江夏太守。四子约、乂、隐、汉。隐，晋玄菟太守。生庆，北燕太子詹事，司空。三子：展、敬、泰。展，后魏黄门侍郎，三都大官。二子：讜、颐。讜，冀青二州中正、沧水康公。二子：祚、祐。祐字子集，光禄大夫，建康灵侯。二子：和璧、振。”《新唐书·宰相世系》中又记载：“泰，北燕吏部尚书、中书令。二子韬、湖”。

  唐朝高氏按郡望分为若干支，其中，渤海高氏出自姜姓，到后汉高洪一代，官至渤海太守，因此定居渤海蓨县。渤海高氏盖由此而来。至高庆时，任北燕太子詹事、司空。生三子展、敬、泰。高泰后任北燕吏部尚书、中书令。生二子韬、湖。据同书宰相世系表载，高湖做过“后魏宁西右将军”。关于此高湖与高泰之子高湖间的关系，《魏书·高湖传》记载，“字大渊，渤海蓨人也。祖庆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书。第三子谧，字安平，有文武才度……高宗深重之。”“长子树生……追封渤海王”。可知两高湖为同一人。

  蒲州长史高峻是高湖的六世孙，在高峻后世子孙中又见到其子高迥，“迥，余杭令”。由此可知艺文志中的高峻与编撰高氏家族史的高峻确系同一人，乃唐朝名门望族渤海高氏，与渤海国丝毫无关。由此可见，不能一见“渤海人”“渤海某公”等字样，就认定与渤海国有关。

  那么唐朝中原史籍对渤海国出身的人物是如何记述的呢?

  《新唐书·李怀光传》记载：“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为朔方部将，以战多赐姓，更名嘉庆……”

  《旧唐书·李怀光传》记载：“李怀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父常为朔方列将，以战功多赐姓氏，更名嘉庆。怀光少从军，以武艺壮勇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礼之益厚……大历(公元766～779年)六年，兼御史大夫……”

  两唐书对李怀光明确指为“渤海靺鞨人”，李怀光传是考察中原王朝对渤海认识的一条重要资料。有唐一代，以蕃夷出身封李姓的所谓“外族”人数不少，又从其生活的时代看，李怀光无疑是渤海国人。而且，其他异民族出身而受唐重用为官的人，中原正史都在各传开篇明确记载。例如在唐朝的旧高句丽人王族以及高级军将泉男生、王毛仲、王思礼、李正己、高仙芝;靺鞨出身的李多祚、李谨行;奚人出身受赐张姓的张孝忠、张茂昭等。

  可见，在中原典籍中，唐朝对内地渤海人、与渤海之前的靺鞨以及渤海建国之后的渤海人，都自有一套固定的表述系统，旨在区别华夷。

  日本对渤海国的认知

  渤海立国两百多年间，出于对周边靺鞨诸部族征服与统治、以及与南邻新罗抗衡等需要，与东邻日本在国交名目下展开了积极的往来。而同时，日本也很重视对渤海关系。以往的研究在论及日本渤海关系的历史地位时，多评价日渤通交是日唐交通的中介，即相对于与大唐王朝，日本与渤海只是对日唐关系一种副次的和补充的作用。然而实际上，在日本，对渤海通交完全是独立运作、自成体系、且目的性明确的政治行为，这就是树立“东夷的小帝国”形象，指望渤海象对唐王朝一样，对日本行朝贡之礼，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内外秩序。

  在渤日通交开始的八世纪，日本与唐朝虽有往来，但并无国交关系，而且，尽管日本对唐朝外交的理想是平起平坐，但在现实中仍要奉大唐帝国为大国，完全不可能保持对等外交。其时近邻的新罗虽与日本有往来，却拒绝作日本的朝贡国，日罗关系始终没能够满足日本的要求，因此，日本便把希望寄托于主动来日的渤海。这一背景决定了日本对渤海外交的基调，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对渤海的认识。

  日本史料中的“靺鞨国”与渤海

  渤海首次遣使日本究竟在何时，分歧为两种意见，即公元720年说与公元727年说。支持两说的分别为以下两条史料：

  ①《续日本纪》卷八养老四年(公元720年)正月丙子，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

  ②《续日本纪》卷十圣武天皇神龟四年(公元727年)九月庚寅，渤海郡王使首领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遣使存问，兼赐时服”。

  目前，比较被认同的是公元727年说。在这里，渤海明确记作“渤海郡”，所以不存在疑问。而如果①说成立，则渤日国交的开始期就要前提七年。但是此说的问题在于“靺鞨国”的属性，即“靺鞨国”是不是渤海国的问题。

  关于史料①，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意见根据有关渤海的基本史料，联系渤海建国者的族属、渤海建国当时整个东亚的形势等方面的情况，认为“靺鞨国”是渤海、或泛指包括渤海在内的靺鞨诸部居住的地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靺鞨的训读是“阿志婆世”(ashihase)，与《日本书纪》中的“肃慎”(ashihase)发音一致，所以《续日本纪》中的“靺鞨”当与肃慎处在同一地域，日本古代国家的概念中的“肃慎”泛指，萨哈林、北海道东部、北部至千岛群岛，也就是以鄂霍次克文化为中心的地区。那么，“靺鞨国”亦应涵盖上述地区，这些地区是不包括渤海国的(以上两种意见方便起见简称为“渤海说”和“鄂霍次克说”)。

  以往的讨论多热心于考辨“靺鞨”“肃慎”指代的地域范围——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却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两个概念是怎样传到日本的。因为，这里的“肃慎”和“靺鞨”，都源自中国古典文献，可是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当时被称作“肃慎”的民族集团，倭(日本)，完全是无法以语言与之沟通的。因此，“肃慎”一词，肯定不会是肃慎人自己的告白，只能是第三者把这个概念带到倭的。而日本史料中的“肃慎”时期，倭与中国大陆没有遣使往来，所以很可能是六世纪后半开始与倭通交并向中原王朝的遣使朝贡的高句丽人在其中扮演传递角色的。在高句丽的使节把“肃慎”一词带到倭国时，这个概念首先应该是他们所认知的“肃慎”地域范围。无论来自中原史书的说教，抑或他们自己与其接触、交往的经验，这个“肃慎”指的应是大陆东北地区。就是说，倭王权最早了解的“肃慎”，在地理范围上也应该是大陆东北地区。至于倭王权后来把这个范围扩大到鄂霍次克说主张的那些地区，可能是因为倭发现那些地区的民族集团在某些方面很接近高句丽人所介绍的“肃慎”，便把他们统称为“肃慎”了。

  “靺鞨”一词初见于日本史料是在公元八世纪，当时，不仅高句丽，唐、新罗、百济等也与日本有使节往来，所以难以判断这个概念究竟是由哪一国介绍到日本的。在中原典籍中，“靺鞨”被看作“肃慎故地”;在日本典籍中，“靺鞨”也同“肃慎”一样训为“ashihase”，可见日本统治层将其与“肃慎“视为同一民族集团了。在中原典籍的“靺鞨传”中，粟末、白山两靺鞨与高句丽相接并长期依附于高句丽。大祚荣就是依托此地纠集靺鞨人与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渤海国。所以，从地域范围上说，渤海似乎应该包括在日本所认知的“靺鞨”中。但是如果公元720年诸君鞍男一行去的“靺鞨国”就是渤海的话，公元727年渤海首次遣使日本之后，《续日本纪》对渤海的介绍就不该只是“渤海郡者，旧高句丽国也”，全然没有提及靺鞨，也不至于迟至公元796年才首次披露渤海建国之初的光景。而且，全二百卷、现存六十二卷的《类聚国史》将靺鞨卷与渤海卷分别归在不同的部类。由此也可推知，日本的支配层并没有把“靺鞨国”认同为渤海国。或者，即便知道渤海就是“靺鞨国”，日本也不愿或根本就无意这样认为。因为，如同后面将谈到的，他们需要的，只是“高丽”这张标签。

  日本典籍中的“高丽国”与“渤海国”

  主张渤海是高句丽人创造而且是高句丽的继承国的人，主要依据的资料，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史籍，另一个根据就是以《续日本纪》为主，《日本后记》以及对上述史书分部类编辑成的《类聚国史》的有关记述等。

  《续日本纪》第二十一～三十五卷，凡涉及渤海称谓之处，多以“高丽”代之。由此可知日本称渤海为高句丽。其依据可能出自渤海王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国书。《续日本纪》第十卷在“圣武天皇神龟五年春正月甲寅条”这样记载：“天皇御中宫，高齐德等上其王书并方物。其词曰：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基。奕叶重光，本枝百世。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叶前经，通使聘邻，始乎今日……”

  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所携带的大武艺这份国书几乎和两唐书中的渤海建国记事具有同样的影响，引发同样的争议。这就是渤海是否高句丽的继承国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渤海以高丽的后继者自我标榜。有人援引其中“复高丽之旧居”一句，认为是武艺王在最初的国书中明言自号“高丽王”;而日本也就沿用了渤海王的自我介绍，将渤海记作“高丽”。

  长期以来，坚持渤海是高句丽后裔观点的研究者，根本无视大武艺国书中“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这句中国古典文学骈体文典型的对偶表现，却一味地强调前半句，认定武艺王以高句丽后继者自任。在史论中，依据这条史料作分析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件国书是渤海对日本外交的第一部宣言。对渤海的统治层来说，遣使日本，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如何表现自己，给交涉对手以怎样的第一印象，无疑是大武艺政权的一个重大课题。高句丽拥有七百年历史，而且也与日本保持着国家级的外交往来;而扶余则是东夷名族，曾经拥有过一个雄视四方的扶余王国，连高句丽在对外宣传时也声称自己是扶余人之后。那么，渤海宣称自己兴起于高句丽之故地，具有扶余人的风俗，用意与高句丽人主张自己与扶余人的关系并无二致，无非意在对外标榜其王权的正统性。而且，仅仅从这一句也读不出渤海对与高句丽之间血缘关联的认同;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国书中是有“复高丽之旧居”一句，但是大武艺并没有自称“高丽王”，相反，大武艺倒是明确表示自己是唐王朝册封的“渤海郡王”，日本天皇在回复渤海大武艺国书中也照此称呼，言“天皇敬问渤海郡王”。

  关于首批访日的渤海使节，《续日本纪》第十卷“神龟四年十二月丙申条”是这样介绍的：“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淡海(天智朝)朝廷七年(公元668年)冬十月，唐将李勣伐灭高丽。其后朝贡久绝矣。”对日本朝廷来说，渤海实在还是个陌生的概念;既然武艺国书中提及到高句丽，而扶余又早已不存在，将渤海与从前的高句丽联系起来也可谓自然，但同时日本朝廷正是抓住这一句“把柄”要挟渤海。因为，日本朝廷真正关心的，不在于两者是否具有地域上、种族上的关联，而在于渤海能否继高句丽之后对日本保持朝贡关系，指望渤海从此对其执属国之礼。渤海第三次遣日本使归国之际，孝谦天皇在给渤海王的玺书中，要求渤海遵循“高丽旧记”，对日本称臣朝贡。

  的确，在日本的正史中，可以看到“渤海”与“高丽”同在，“高丽蕃客”混在“渤海使人”中。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以下将《续日本纪》以及考古资料中有关“高丽”的记载整理如次：

  ·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杨承庆第四次遣使之时，9月18日，杨承庆等在越前国上陆，12月24日入京。史料所见对入京前使节团的称呼均为“渤海使”;然而入京之后却一变为“高丽蕃客”，渤海国王对日皇的问候也成了“高丽国王言”;日皇致渤海王的回书也成了“天皇敬问高丽国王”。

  ·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是高南申为大使的第五次遣日本使。10月辛亥(18日)，来自上陆地官司的报告记作“渤海使”;而入京后(23日)的记录则又成了“高丽使”。

  ·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五年(公元761年)是日本的遣使，直接写成“遣高丽使”。

  ·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年)王新福率领的第六次遣日本使。由上陆地地方官员呈送朝廷的报告明确写着与渤海使节同行的前一次送渤海使“正六位上伊吉连益麻吕等至自渤海”。但是入京城后，“渤海”就变成了“高丽”。

  ·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八月，是日本的遣渤海使，记作“遣高丽使船。名曰能登”。

  ·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八年(公元764年)7月的“大宰府报牒”载，“(戒融)以去年十月。从高丽国归还圣朝”。

  ·光仁天皇宝龟三年(公元772年)2月，天皇给渤海国王的国书中载，“赐渤海王书云。天皇敬问高丽国王”。

  ·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公元778年)夏四月条记作“宝龟七年。高丽使辈三十人溺死”。

  ·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公元778年)九月载，“送高丽使正六位上高丽朝臣殿嗣等来著越前国坂井郡三国凑。敕越前国：遣高丽使并彼国送使……。同年十二月记事中有“正六位上大纲公广道为送高丽客使。”

  以上是文献资料方面的汇总，除此而外，还有两条木简资料：

  ③《平城宫木简》4所收第3767号中有“依遣高丽使廻来天平宝字二年十月廿八日进二阶叙”。

  ④近年，秋田县秋田城寺内地区出土了带有“高丽”字样的墨书土器。

  以上的⑴、⑵、⑷、⑺、⑻为日本对渤海来使的记述，⑶、⑸、⑹、⑼是对日本遣渤海使的记述，均为“高丽使”。⑻记载的是公元777年以史都蒙为大使的渤海遣日使团途中遭风暴，一百六十余人存四十六人。在这里人们看到的都是“高丽使”;然而来使上陆地越前国加贺郡却报告说“渤海国遣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开国男史都蒙等一百八十七人(一百六十余人是史都蒙在向天皇汇报时的自述)，贺我即位。”也就是说地方官司和京官对渤海使的称呼的相出入的。⑴、⑵、⑷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形呢?

  日本沿海国司负有将在管辖地上陆的外国来使向朝廷报告的义务，要对外国使节带来的国书等函件进行开封检查，并将结果报告朝廷。朝廷是根据地方国司的报告方得知有外国来使，并根据地方官司的检查结果下达处理意见，或招入京或原地遣还。地方国司所获得的情报应该首先来自渤海使节自己的报告：何国人，从何处来，为何目的，携带何物等等，国司再将这些情报和检查结果一并上报朝廷。也就是说，地方官司上报朝廷的应该完全是渤海使自报家门的复述。那么，人们看到各地官司的上报中只看到“渤海使”“渤海”等字样。这样，渤海使者在日本是如何称呼自己的国家的也就很清楚了，同时也暴露出渤海使和日本地方国司的这些报告是到了京城之后才面目皆非，变成“高丽”这样一个事实。

  本来，关于《续日本纪》等日本正史中将“渤海”写作“高丽”的原因，曾经有人推测是史书编纂过程中所改，或是由于史书编修体例不一的缘故。但是上述事例表明，称呼的改换完全是有规律，是有意而为的。

  资料③，这片木简记述的是对在农历9月28日归国的日本遣渤海大使小野田守叙位的内容。因为是日本派出的使节，所以表述方式与前面的文献资料中日本的遣渤海使相同，完全是日本统治层一相情愿地将“渤海”写作“高丽”。至于资料B，似也可以作为奈良时代中期前后日本对渤海认识的一个有价值的参考;但是该陶器所在不明，其中的“高丽”究竟代表何种意味不得而知，所以难以作为参照依据。

  在⑴中，还有这样一条记事：“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春正月庚午……高丽使杨承庆等贡方物。奏曰：高丽国王大钦茂言，承问，在于日本照临八方圣明皇帝，登遐天宫，攀号感慕，不能默止。是以差辅国将军杨承庆，归德将军杨泰师等，令赉表文并常物入朝……”

  该段文字也被一些人看作渤海王大钦茂在国书中自称“高丽国王”的根据。其实这并不是渤海王致天皇国书的原文，而是日本史官对大使杨承庆口传渤海王旨的抄录，因此很可能是史官秉承朝廷旨意，在其中做了手脚。在《续日本纪》中，类似的口传王旨记有五处，与被认为是原文的渤海王国书不可相提并论。因此这些“某王言”之类的词句不见得是渤海使的口奏，特别是杨承庆为大使的这次遣使，从史书记载看正是日本首次称渤海为“高丽”，所以很可能是史官奉命添加或篡改而成的。收录在《续日本纪》《日本后记》等六国史为主的史籍中的渤海日本往来国书，共三十五件，其中两件天皇致渤海国王书的开篇部分有“天皇敬问高丽国王”的字样。一件是⑴中天皇对渤海国王的回书，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分析。另一件就是⑺中天皇给渤海王的国书。除了这两句自相矛盾的称呼以外，有关来使的表述，均明记为“渤海”。这次访问，双方第一次因为“渤海王表失礼”发生了正面冲突。面对天皇的指责，大使壹万福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什么高丽王派来的，而“是渤海王使者”。因此这里的“高丽王”绝不可能是渤海使的自报家门，都是日本强加在渤海王头上的。

  还有人认为，渤海国王大钦茂是自称高丽国王的，但并不是渤海主动向日本表白，而是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其称臣纳贡，大钦茂虽不以为然，但因为希望与日本保持国交关系，不便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于是顺水推舟，利用了日本的这一心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高句丽对日外交的立场，揭开所谓“高丽旧记”的真面。公元570年，高句丽开始遣使日本，最初因为与新罗的紧张关系，之后又由与和隋、唐朝的紧张关系，在对日外交中基本保持低调。但高句丽始终不曾以任何方式表示自己是日本的所谓朝贡国，双方的交往是对等外交。而且，与高句丽外交时代的日本，正是大和时代向古代国家过渡阶段，尚未形成诸如《大宝令》(公元701年出台，明确规定新罗是“蕃国”)关于宗主国与“蕃国”的明确规定。所以，日本朝廷对渤海翻出所谓“高丽旧记”，无非是制造出一个“榜样”要求渤海效仿。其次，说大钦茂在高压下与日本朝廷虚与委蛇，可是这种变通方法并没有贯穿其长达五十六年(公元737～793年)的统治生涯，只是集中在公元758～764年间，而这一时期双方交涉往来的态势又颇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内，并不是渤海，而是日本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或护送渤海使归国，或专门派遣使者去渤海，频繁地往来于两国之间。相比之下，渤海派往日本的使节，不论是送使还是专使，来往均搭乘日方的船只。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渤海遣日使均不携国书，仅口传王旨。而即便如此，日本依然对来使授官、赏赐，甚至授予高于从前的官位。第四次遣使日本的使臣杨承庆还被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请到私邸设宴款待。

  由上述情形，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渤海如何不便采取对抗立场或与日本虚与委蛇之类的结论或推测，相反，却是日本的一反常态泄露出其特别的动机，这个特别的动机，便是当时独揽朝政大权的外戚藤原仲麻吕一手炮制的新罗征讨计划。详细的作战计划，具体的军事动员都已经到位。这时仲麻吕需要在新罗的后院制造一些不安定因素，牵制新罗对日本的军事动员。所以他需要渤海的配合。征讨计划尚未实施，仲麻吕就失势谋反又兵败丧命，这个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虽然目前还不清楚究竟为什么“高丽”取代“渤海”的现象集中出现在该时期史料中，也可能是这段时期日本因为有求于渤海，在往来中又每每给予特惠，自觉有损其宗主国形象，于是就在对渤海的称谓上提醒、强调渤海的朝贡国地位，讨回一点面子。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高丽”不是渤海自报，而是日廷强加给渤海的。

  上述“高丽”等记载还见于以《续日本纪》为蓝本的《日本纪略》、《类聚国史》等史籍;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除桓武天皇十七年(公元798年)致渤海王国书中提到“往者高氏继绪，每慕化而相寻”，同年十二月渤海使再度访日带去的王启积极回应了日皇之外，不复出现高丽字样，而且这两处记载也只在于强调渤海象“高氏”一样慕化而来。至于后世史籍，不再出现“高丽”字样，都记作“渤海”，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则，时过境迁;二则，渤海已经被迫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在对日交涉中放弃了对等立场，自然，日本朝廷也就无须再动辄调出昔日的高丽作示范了。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明了，在奈良时代的日本，为树立“东夷小帝国”形象而歪曲历史，编造高句丽曾经是日本朝贡国的“故事”，并对渤海的国书断章取义，找出所谓渤海与高句丽之间的继承关系，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日本行朝贡之礼。并在一个时期内强行称渤海为“高丽”。

  由此一斑，实可透见倭奴之贼心。

  新罗国对渤海国的认知

  至今，渤海与新罗的关系仍是渤海史研究乃至东亚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有些研究在论述渤海与东北亚关系时甚至没有谈到新罗。渤海与新罗双方直接接触的记录极其有限，而且这些史料反映的都是对立、冲突：新罗圣德王二十年(公元721年)，征发何瑟罗道丁夫二千构筑北境长城，防止渤海南下入侵;公元732年大武艺攻打唐登州，引发渤唐战争。翌年新罗奉命与唐军联合攻击渤海南境，遇大雪，败还;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时与新罗开战，确定两国边境;这时期，新罗遭金宪昌之乱，走向衰落，两国实力发生逆转。公元九世纪末，在大唐，渤海与新罗争座次等。此外，还有两件存疑待辨，一是新罗封大祚荣第五品大阿湌，另一是新罗的两次渤海遣使。

  在研究史上，对两国关系基本分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两国间虽接境，但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并且完全没有国交往来。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两者并非始终敌对，还是有过正常交往的时期的。而且，文王后期，随着紧张与对立的缓和，两国互派使节，寻求政治解决;两国间往来实际上要远比传世史料频繁得多;近年，更有韩国宋基豪承李佑成、朴时亨旧说指出，新罗把渤海看作高句丽的后裔国家，也承认渤海与其“同族”，始终保留强烈的优越意识。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敌视，因此不可能也没有开展正常、频繁的交往。

  这样的资料背景导致了一个奇特现象：目前，较之于渤海新罗间外交关系自身的研究，新罗对渤海的认识，即新罗的渤海观研究则更见充分、厚重。这些研究指出，新罗渤海关系史上并不存在所谓“南北国时代”，也得不出新罗自认渤海为“同族”的结论。当然，不同的意见也还是存在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如后面将谈到的，还是新罗对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的认识。

  第一，“靺鞨”也是新罗对渤海的称谓：

  史籍《三国史记·新罗纪·圣德王三十三年》中记载，入唐宿卫左领军卫员外金忠信上表唐玄宗曰，“臣所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马讨除靺鞨，有事续奏者……”在这里，“靺鞨”指代渤海无疑。《三国史记》成书于高丽王朝的公元1145年，这份表文与完成于公元1013年，即一个世纪前的《册府元龟》同年记事一字不差，很有可能前书源自后书，除去这类表文，特别是叙事部分很大程度上取自中国史籍。成书更晚的《三国遗事》《高丽史》《东国通鉴》《海东绎史》《高丽史节要》等史籍，多受两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的影响，或根据本国需要作若干更改，故而参考价值不大。而同时代的民族关系中，新罗与渤海直接交涉留下的记录并不为多，因此，表文就相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新罗对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

  新罗对渤海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新罗末期的大儒崔致远的几份表、状中。现选其主要部分节录于下：

  ①《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羯之属，寔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始与契丹济恶，旋于突厥通谋……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后至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礼……”

  ②《上大师侍中状》：“……高丽百济全盛之时，强兵百万，南侵吴越，北扰幽燕齐鲁，为中国巨蠹。……总章元年，命英公徐勣，破高句丽，置安东都督府。至仪凤三年，徙其人于河南陇右。高句丽残蘖类聚，北依太白山下，国号为渤海。开元二十年，怨恨天朝，将兵掩袭登州。明皇帝大怒，命内史高品、何行成、太仆卿金思兰发兵过海攻讨。……至今三百余年，一方无事，沧海宴然。此乃我武烈大王之功也……”

  ③《东文选》“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昔贞观中，太宗文皇帝手诏天下曰：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盖为勾丽獷俗，干纪乱常，遂振天诛。……惟彼勾丽，今为渤海。爰从近岁，继忝高科……”

  ④《东文选》“与礼部裴尚书瓒状”：“昔者勾丽卫国，负险骄盈，杀主虐民，违天逆命。太宗文皇帝，震赫斯之盛怒，除蠢尔之群凶。亲率六军，远行万里，袭行天罚，静扫海隅。勾丽既息狂飙，劣收遗烬，别谋邑聚，遽竊国名。则知昔之勾丽，则是今之渤海……”

  关于①，在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渤海与新罗两国使节在唐朝堂上争座次，唐昭宗李晔决定新罗仍居上首，为此新罗孝恭王命崔致远撰写表文呈递唐朝政府致谢。②是崔致远上表某大师侍中(失名)，表白新罗王金兴光在公元732年渤海突袭唐朝登州时，曾奉唐玄宗之命出兵讨伐渤海有功。③和④两表文都是新罗因渤海宰相乌昭度为其子争宾贡榜首而呈递给高湘等两位唐朝廷高官的状纸。这四件表状，对渤海，都直接写做“渤海”，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四表状，无一例外地，都追溯了渤海的建国历史，谈到了与高句丽的关系。四文均出自崔致远之手，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中可能有他个人的好恶等因素，但表状是新罗为不同之事，或向唐皇帝，或向唐廷高官呈递的文书，所以这些文书根本性反映的应该是新罗朝廷的意志。如此，这些不避雷同的记述，就只能是新罗有意为之的了。

  表面上看，上述表文中的①与②、③、④也存在同两唐书渤海记事一样的矛盾：①表文在论及渤海源流时，明确地说渤海本是“靺鞨之属”“粟末小蕃”;而②却说渤海是“高句丽残蘖类聚”建立的国家;在③、④中，崔致远又说，“惟彼勾丽，今为渤海”、“昔之勾丽，则是今之渤海”。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载，使得人们在新罗如何看待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上莫衷一是，还有人举崔致远的文章，认为新罗时代存在具有两面性的认识：渤海既是靺鞨系统的国家，也是高句丽系统的国家。

  这四件表状显示，渤海与新罗发生争执和直接冲突都在唐朝廷或起因于唐王朝的决策。而两国使节及宾贡在唐朝廷的席位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在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之争。除去①外，细查表状的前后文句，可知崔致远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追溯渤海的建国历史，而在于强调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崔致远总要先历数高句丽“违天逆命”、“干纪乱常”、“为中国巨蠹”等罪过，然后说高句丽灭亡后，其一部遗民建立了渤海，而这个渤海又如何辜负大唐朝的恩宠，悍然攻打登州等等。前文已经谈到，唐王朝非但没有将渤海唤作高丽，而且也不允许这样称呼的。唐王朝对渤海的这一层心理，时常被新罗利用离间渤海与唐朝的关系。新罗明明清楚这一点，却再三把高句丽与渤海扯到一处，其用心正在于撩拨唐王朝对渤海的厌恶情绪。对此，石井正敏也曾指出，对唐朝来说，远征高句丽，是在付出莫大代价才终获成功，其艰难与惨烈自然是记忆犹新。新罗故意将渤海置于高句丽名下，就是要提醒唐王朝把对高句丽的余恨转嫁到渤海头上。而其根本目的，是要唐王朝远渤海、近新罗，要在大唐朝的朝堂之上保持高于渤海的位置。这些表状都撰写于九世纪末，当时的新罗，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国力远在渤海之下，所以才要更紧地抓住大唐这棵救命稻草，虽然唐王朝自身也已经朝不保夕。

  由此，新罗很清楚渤海乃粟末靺鞨人大祚荣纠合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政权，但出于与渤海在以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争夺政治地位的需要，有意将渤海说成是高句丽人的国家。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上述表状均作于九世纪末，因此，表状所反映的，也应主要是公元九世纪末新罗对渤海的认识，能否推及整个新罗时代，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有待讨论

  在渤海史研究中，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通过考察，人们不难发现，事实上，唐朝、日本和新罗三国都很关注渤海与高句丽间的关系，只是都没有客观地对待，而是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加以利用而已。

  渤海与高句丽的确关系密切。粟末、白山等靺鞨曾被迫附属于高句丽，渤海据高句丽故地建国，境内又有相当数量的旧高句丽人，因此两国在物产、生业及风俗等方面自然会有许多相近之处;第一代王大祚荣曾做过高句丽的军将，高句丽人不仅参与渤海建国，而且在渤海政权当官任职，又充任遣外使节，在渤海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渤海从未以任何方式宣布过自己是高句丽人的国家。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史学家王承礼认为渤海建国自立震国王后仍号靺鞨，及自称“靺鞨”。事实上从文献学角度来研究渤海史时，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当今所能见到的渤海的史料，大都是中原地区现存文献中有关渤海的记述。所以，这些文献只能考核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渤海观”，即这些文献中使用的称呼的表现方法，有些是靺鞨、渤海时期东北民族地区既有的，有的则完全是中原地区的称呼，或者治史者的造作，带有强烈的大汉族主观色彩。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靺鞨”这一称呼，其实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靺鞨”并非靺鞨人各部的自称，而是中原地区以及治史家对这个地处东北的“夷狄”带有歧视性的蔑称。

  分布

  大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现今人口约二万，排在第五百九十位，在台湾名列第一千一百八十三位，以渤海、辽东为郡望。

  现浙江余姚、河南洛宁、江苏武进、新疆呼图壁、安徽淮南、台湾台北、北京等地均有此姓。

【郡望堂号】

  郡望

  渤海郡：历史上的渤海郡在地域上有两个称谓，另一为渤海国。西汉时期从巨鹿、上谷之地分出渤海郡，治所在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关)，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辽宁省之间的渤海湾一带。唐朝时期的东北靺鞨(古女真族)，以粟末部为主体亦建立过渤海郡，先称振国(震国)，又称渤海国，其时辖地在今东北松花江以南至渤海地区。后来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遂名渤海国。渤海国地跨乌苏里江两岸，在今辽宁、河北、山东三省之间的渤海湾沿岸一带。后唐同光四年(丙戌，公元926年)，渤海国为大辽国契丹族耶律·德光所灭，以后不复存在。

  辽东郡：在中国历史上，“辽东”这个称谓有四重意思：①郡、国名，战国时期燕国置郡，洽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一带地区;西晋时期改为国;十六国时期的后燕末地入东海郡;北燕时期又复置辽东郡于今辽宁省西部一带地区;北齐时期废黜;到东汉安帝时分辽东、辽西两郡地置辽东属国都尉，治所在昌黎(今义县)，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带;三国时期的曹魏改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置定辽都卫，明朝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改为辽东都司，治所在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为今辽宁省大部地区;自明正统后期因兀良哈诸族南移，渐失辽河套(今辽河中游两岸地);从明朝天启元年～崇祯十五年(辛酉～壬午，公元1621～1642年)期间，全境为后金(清)所并。③军镇名，明朝“九边”之一，相当于辽东都司的辖境，主要是镇守总兵官驻广宁(今辽宁北镇)，明朝隆庆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后冬季则移驻辽阳(今辽宁辽阳);明朝末期废黜。④地区名，泛指辽河以东地区。

  堂号

  渤海堂：以望立堂。

  字辈

  (暂缺)

【楹联典故】

  (暂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