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尔佳氏起源及历史

  瓜尔佳氏是满州八大姓之一，正黄旗，瓜尔佳(古里甲)读音作guā ěr yā(ㄍㄨㄚㄦˇ ㄧㄚ)。源于女真族，出自古代建州女真瓜尔佳部，属于以部族名称为氏。满语“瓜尔佳”被汉译为“围绕菜园子的水沟”之意，又译为“捣乱”之意。满族人不喜欢这种汉译之意，后来这种译意被逐渐从满族的各种文献中删掉了。后来，满洲瓜尔佳氏人因崇敬三国英雄关云长，便大多冠以汉字姓氏称“关”氏。

【得姓始祖】

  (暂缺)

【起源源流】

  单一源流

  源于女真族，出自古代建州女真瓜尔佳部，属于以部族名称为氏。

  瓜尔佳氏，满语为Guuwalgiya Hala，是一个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名称。

  瓜尔佳本系地名，因以为氏。该氏族部落祖居东北牙尔虎地区(萨尔浒，今辽宁抚顺)，是古老的女真族的氏族部落，历来被称作“满族第一氏族”，被排在清朝史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首位。

  公元十六世纪末，牙尔虎女真族族始祖瓜尔佳·松阿力之子瓜尔佳·噶哈为萨尔浒城酋长，后归附于后金大汗佟·努尔哈赤，并与爱新觉罗氏家族联姻，成为佟·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基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曾协助佟·努尔哈赤取得了“萨尔浒之战”的胜利。

  瓜尔佳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族加古氏部落，亦称夹谷氏、古里甲氏。其族甚繁，多散处于苏完(今吉林双阳)、叶赫(今吉林梨树)、讷殷(今吉林抚松)、哈达(今辽宁开原)、乌喇(今吉林永吉)、安褚拉库(今吉林安图)、蜚悠城(今吉林珲春)、瓦尔喀(今俄罗斯滨海)、嘉木湖(今辽宁新宾)、尼马察(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辉发(今吉林辉南)、长白山及各地方，即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牡丹江流域及长白山区的广大地区。

  起初，满语“瓜尔佳”被汉译为“围绕菜园子的水沟”之意，又译为“捣乱”之意。瓜尔佳氏族人不喜欢这种汉译之意，后来这种译意被逐渐从满族的各种文献中删掉了。后来，满洲瓜尔佳氏人因崇敬三国英雄关云长，便大多冠以汉字姓氏称“关”氏。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后金大汗佟·努尔哈赤抚吞并战占据辽东七十余城，瓜尔佳氏(关氏)也随之进入辽沈地区。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问鼎中原，瓜尔佳氏(关氏)随之从主入关，住进了北京的寿比胡同。

  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康熙大帝为了确保满族发祥地的安全，特派遣瓜尔佳氏(关氏)的八世祖瓜尔佳·翁窝图和其弟瓜尔佳·琰布率军迁驻于丹东凤凰城卡巴岭，即宝山一带(乐善屯，今辽宁丹东凤凰城红旗村)，其后代便世居于该地。后裔散居于凤城的草河、白旗、大堡、红旗、岫岩汤沟等镇，至今已传二十二世。

  当然，瓜尔佳氏后裔族人所冠的汉姓，还有石氏、鲍氏、汪氏、李氏、高氏、顾氏、白氏、胡氏、郭氏、果氏、苏氏、叶氏、常氏、喜氏、侯氏等。例如：世居苏完的瓜尔佳氏族人多取汉姓为苏氏，世居叶赫的瓜尔佳氏多取汉姓为叶氏、关氏等，居住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瓜尔佳氏取汉姓为常氏，内大臣瓜尔佳·华善的后裔取汉姓为石氏，川陕总督瓜尔佳·音泰一族取汉姓为胡氏，瓜尔佳·车克的后代取汉姓为果氏……等等。

【迁徙分布】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佟·努尔哈赤抚并辽东七十余城，瓜尔佳氏(关氏)也随之进入辽沈地区。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大西大顺元年，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问鼎中原，瓜尔佳氏(关氏)随之从主入关，住进了北京的寿比胡同。

  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康熙大帝为了确保满族发祥地的安全，特派遣瓜尔佳氏(关氏)八世祖瓜尔佳·翁窝图和其弟瓜尔佳·琰布率军迁驻于丹东凤凰城卡巴岭，即宝山一带(今辽宁丹东凤凰城红旗村，清址为乐善屯)，其后代便世居于该地。后裔散居于凤城的草河、白旗、大堡、红旗、岫岩汤沟等镇，至今已传二十一世。

  瓜尔佳氏后裔除了改关氏之外还有石氏、鲍氏、汪氏、李氏、高氏、顾氏、白氏、胡氏、郭氏、果氏、苏氏、叶氏、常氏、喜氏、侯氏等。例如世居苏完者多取汉姓为苏氏，世居叶赫者多取汉姓为叶氏、关氏，内大臣瓜尔佳·华善之后取汉姓为石氏，川陕总督瓜尔佳·音泰之族取汉姓为胡氏，瓜尔佳·车克之后取汉姓为果氏，居住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取汉姓为常氏等等。

【郡望堂号】

  (暂缺)

  字辈

  满族瓜尔佳氏(关氏)字辈：“裕联荣济广庆善培永昌文明振盛世保元允呈祥宗贤启宏运懋仁崇义芳宪德沛卓智哲胤绍泽长”。

  世系

  第一世：始祖瓜尔佳·索尔达。

  第二世：……瓜尔佳·旺札拉达、……瓜尔佳·旺顺达、瓜尔佳·旺沙鲁。

  第三世：瓜尔佳·莽喀尼、瓜尔佳·阿凌阿、瓜尔佳·拉凌阿、瓜尔佳·谟钦格勒根、瓜尔佳·挪莫珠车。

  第四世：瓜尔佳·罗罗莫尔根、瓜尔佳·庆吉诺哈里、瓜尔佳·额图刚硕约豁、瓜尔佳·古桑阿光武、瓜尔佳·恭倭根其新。

  第五世：瓜尔佳·常喀尼黑尔根、瓜尔佳·载堪承达、瓜尔佳·古里豁罗、瓜尔佳·巴当阿哈斯户、瓜尔佳·巴吉斯哈、瓜尔佳·巴赖斐扬武、瓜尔佳·豁硕里、瓜尔佳·克什诺果豁、瓜尔佳·诺兴额、瓜尔佳·山岔哈、瓜尔佳·木克山。

  第六世：瓜尔佳·尼堪、瓜尔佳·索尔果、瓜尔佳·旺锡、瓜尔佳·塔勒巴哈官尼、瓜尔佳·严达其、瓜尔佳·撮克托、瓜尔佳·扬西、瓜尔佳·载西、瓜尔佳·合勒束、瓜尔佳·塔珠库、瓜尔佳·乌特海、瓜尔佳·倭怀、瓜尔佳·桑沙里、瓜尔佳·投诺、瓜尔佳·木勒、瓜尔佳·密散。

  第七世：瓜尔佳·阿都巴颜、瓜尔佳·费英东、……瓜尔佳·音达户齐墨尔根、瓜尔佳·吴尔汉、瓜尔佳·巴本、瓜尔佳·朗格、瓜尔佳·雅尔巴、瓜尔佳·卫齐、……瓜尔佳·斐扬武、瓜尔佳·万璞、瓜尔佳·林璞、瓜尔佳·依标、瓜尔佳·席里、瓜尔佳·堪布、瓜尔佳·山尼、瓜尔佳·安尼、瓜尔佳·布甘、瓜尔佳·杨柱、瓜尔佳·车柱、瓜尔佳·车勒博合、瓜尔佳·西图库、瓜尔佳·牙兰、瓜尔佳·格连、瓜尔佳·甘都斐扬武、瓜尔佳·西兰、瓜尔佳·额兰、瓜尔佳·囊诺、瓜尔佳·阿扎尼斐扬武、瓜尔佳·硕达、瓜尔佳·木敦、瓜尔佳·阿太、瓜尔佳·准达、瓜尔佳·诺恩太、瓜尔佳·安珠库、瓜尔佳·巴都呼。

  第八世：瓜尔佳·察哈尼、瓜尔佳·纳海、瓜尔佳·那喀布、瓜尔佳·托辉、瓜尔佳·色海、瓜尔佳·索海、瓜尔佳·图赖、瓜尔佳·索吉、瓜尔佳·苏瓦颜、……瓜尔佳·杨善、瓜尔佳·宁荪、瓜尔佳·吉荪、瓜尔佳·吉塞、瓜尔佳·吴赖、瓜尔佳·葛德浑、瓜尔佳·颜岱、瓜尔佳·鄂多辉、瓜尔佳·拉西太、瓜尔佳·鳌拜、瓜尔佳·巴哈、瓜尔佳·卓普特、瓜尔佳·肃肃、瓜尔佳·库勒诺、瓜尔佳·库勒推、瓜尔佳·夜椤额、瓜尔佳·吉斯呼、瓜尔佳·阿拉达、瓜尔佳·德都沙勒库、瓜尔佳·车克、瓜尔佳·英克、瓜尔佳·斐达臣、瓜尔佳·胡什布、瓜尔佳·胡保、瓜尔佳·德寿、瓜尔佳·福寿、瓜尔佳·湾达哈、瓜尔佳·富森太、瓜尔佳·西库里。

  第九世：瓜尔佳·希福、瓜尔佳·倭赫、瓜尔佳·顾尔汉、瓜尔佳·顾素、瓜尔佳·忙七你、瓜尔佳·乌尔瑚、瓜尔佳·札太、瓜尔佳·七太、瓜尔佳·多颇络、瓜尔佳·辉色、瓜尔佳·颇尔喷、瓜尔佳·玛尔多、瓜尔佳·萨穆哈、瓜尔佳·华色、瓜尔佳·席卜臣、瓜尔佳·喀帕、瓜尔佳·纳穆哈、瓜尔佳·锡图、瓜尔佳·常格、瓜尔佳·龄图、瓜尔佳·乌布、瓜尔佳·乌库、瓜尔佳·觉豁托、瓜尔佳·八格、瓜尔佳·六格、瓜尔佳·旺七、瓜尔佳·官格、瓜尔佳·哈达、瓜尔佳·西图库、瓜尔佳·打格、瓜尔佳·索住、瓜尔佳·寿保、瓜尔佳·二格、瓜尔佳·推海、瓜尔佳·官德、瓜尔佳·明柱。

  第十世：瓜尔佳·富尔丹、瓜尔佳·拉锡太、瓜尔佳·萨玛哈、瓜尔佳·福岱、瓜尔佳·雅尔赛、瓜尔佳·道禅、瓜尔佳·济拉布、瓜尔佳·永谦、瓜尔佳·永泰、瓜尔佳·马尔太、瓜尔佳·马德、瓜尔佳·席汉、瓜尔佳·布都瑚、瓜尔佳·席特库、瓜尔佳·哈泰、瓜尔佳·雅柱、瓜尔佳·达幅、瓜尔佳·德成、瓜尔佳·德胜、瓜尔佳·达理善、瓜尔佳·达兰泰、瓜尔佳·赛桑阿、瓜尔佳·永宁、瓜尔佳·托谟、瓜尔佳·达瑟、瓜尔佳·富海、瓜尔佳·富清、瓜尔佳·富源、瓜尔佳·富浩、瓜尔佳·雅图、瓜尔佳·鄂通武、瓜尔佳·阿岱、瓜尔佳·胜德、瓜尔佳·五格。

  第十一世：瓜尔佳·兆德、瓜尔佳·哈达哈、瓜尔佳·伊东阿、瓜尔佳·哲尔布、瓜尔佳·瓦尔达、瓜尔佳·福勒赫、瓜尔佳·多而泰、瓜尔佳·万柱、瓜尔佳·拉巴、瓜尔佳·冯安、瓜尔佳·胡什布、瓜尔佳·胡锡、瓜尔佳·吉太、瓜尔佳·林太、瓜尔佳·马哈达、瓜尔佳·永庆、瓜尔佳·金辉、瓜尔佳·巴陵阿、瓜尔佳·关保、瓜尔佳·永长、瓜尔佳·齐而赛、瓜尔佳·五十八、瓜尔佳·岱屯、瓜尔佳·莫伦珠。

  第十二世：瓜尔佳·哲椤厄、瓜尔佳·老格、瓜尔佳·哈宁阿、瓜尔佳·哈尚阿、瓜尔佳·准提保、瓜尔佳·马尔萨、瓜尔佳·查凌阿、瓜尔佳·进孝、瓜尔佳·进禄、瓜尔佳·德善、瓜尔佳·黑英、瓜尔佳·白英。

  ……

【楹联典故】

  (暂缺)

  【典故轶事】

  1：萨尔浒战役

  概述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 年)，由于建州军侵犯明朝边境,明朝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消灭努尔哈赤。经过数月的筹划，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经略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会师赫图阿拉。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从开原出，经三岔口，过尚间崖，进攻苏子河;西路由总兵杜松统领，出抚顺关向西，直驱赫图阿拉;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统帅。出清河，过雅鹘关，直攻赫图阿拉;东路由总兵刘铤指挥，出宽甸，从东面捣后。明兵四路实则10余万。

  面对明军四路围攻，努尔哈赤采取了李永芳的“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八旗兵力，打歼灭战。首先，以八旗精锐迎击欲立首功的明军主力杜松部。三月初一日，双方对峙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山。努尔哈利用杜松派兵袭击界凡之时，猛攻萨尔浒明军，明兵溃败，勇而无谋、刚愎自用的杜松战死。接着，努尔哈赤将兵北至尚间崖，击败马林部，马林逃往开原，叶赫兵仓惶撤退。这时，努尔哈赤回师南下，诱敌深入，在阿布达里岗，围歼刘铤东路军，刘铤阵亡，姜功烈所部朝鲜兵投降。杨镐闻知三路军惨败，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努尔哈赤用了5 天时间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明军文武将吏死者310 多人，士兵身亡者45800 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此役是关系到后金与明兴亡的关键一仗。当年六月，后金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努尔哈赤由防御转入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开始全面崩溃。

  历史背景

  一六一八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率步骑二万征明，以“七大恨”作为伐明的檄文，分兵两路向明军发动进攻。努尔哈赤亲率右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攻打抚顺，明军守将李永芳举城投降，同时还命左翼四旗(镶黄、正白、镶白、正蓝)攻占东州、马根单等地。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遣总兵张承荫率明兵一万去镇压，遭后金兵伏击，全军败没。七月，努尔哈赤又率八旗兵进入雅鹘关，围攻清河城，明将邹储贤固守抵抗，结果城破被杀，接着后金又战领一堵墙、碱场二城。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但使“全辽震动”，而且北京也“举朝震骇”，就连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皇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明朝为了安定辽东，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虽有八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一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这样的军队实在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綎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九个多月的准备，到了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四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二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二十七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綎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只派五百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綎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十万多人，而后金只有六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綎、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三万人对付杜松的八万人，才能够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萨尔浒、吉林崖战斗。四月十三日，杜松率领八万明军，出抚顺关，十四日到达萨尔浒，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两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一万人攻打界凡城，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已到界凡以东，迅速地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他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便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六旗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杜松丧生，全军覆没。“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

  第二阶段是尚间崖、斐芬山战斗。四月十四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岔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互为犄角，彼此声援。

  努尔哈赤在西线消灭明兵主力以后，乘胜挥戈北上，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年，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兵大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攻灭。

  第三阶段是阿布达里冈、富察战斗。四月十日，刘綎一路出宽甸，此路明军虽然出师最早，由于山道陡峭，大雪封山，进军迟缓，迟至十五日才到达深河。后金的少数守军沿途拦截，且战且退，竭力阻滞明军的前进速度。十六日，刘綎进抵阿布达里冈，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兵到达富察(富车)，距离赫图阿拉还有五六十里。

  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先后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线，很快在东线集中了三万多人，“隐伏山谷”，待机而动。明军却焚毁村寨、“分掠部落”，并无戒备地前进。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綎战死，全军覆没。代善随之集合八旗兵，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紧紧围住，“孤阜狭隘，人马揊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于是姜弘立以下，全军投降。

  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撤兵，明朝的四路大军只有这一路逃脱了败灭的厄运。

  萨尔浒战役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在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勇猛战斗作风，在五天之内，在三个地点进行了三次大战，战斗前部署周密，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结果，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这次战斗对双方都是十分关键的一仗，从此，明朝的力量大衰，它阻碍女真各部统一发展的政策彻底失败，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的力量大增，它的政治野心和掠夺财富的欲望随之增长，由防守转入了进攻。

  2：瓜尔佳·皂保所平反的“晚清四大冤案之首——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发生在清朝同治、光绪之交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一件轰动朝野、家喻户晓的大案，被列为“晚清四大冤案”之一。

  此案审判过程迂回曲折，跌宕起伏，柳暗花明，历经了县、府、按察司、省、刑部等七审七决，最终由当时满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旨，方得以平反昭雪。其历时时间之长，牵涉人员之多，案情之扑朔迷离，使之列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从该案发生的那一刻起，刚刚创刊的《申报》就开始对它跟踪报道，与之同时的清人在笔记中也开始记录这一亘古未有的离奇案件，继之而来的戏剧、评弹、小说、影视甚至研究专著等等均将该案作为取之不尽的题材，陆续问世。这些文艺作品固然使该案情节更为曲折紧凑，扣人心弦，更能揭露封建社会中官员徇私舞弊、草菅人命的丑恶嘴脸，使之成为妇孺皆知的大案，但其虚构成分在很大程度使该案离开了事实真相。为了给读者还原案件本来面目，笔者查阅大量馆存文献资料，去伪存真，本文所叙述的，是一个剥离了虚构成分的原案。

  余杭位于浙江天目山东麓，杭(州)嘉(兴)湖(州)平原西缘。自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设余杭县以来，至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余杭一直是杭州郡治所在地。次年，杭州郡治才正式迁往钱塘，余杭成为县治，一直到2001年撤县划区，成为省城杭州的一个区。

  余杭自古就是浙西重镇，风景秀丽，小桥流水，物产丰饶，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清朝同治年间的余杭县城，经历了康乾盛世，商品经济相当成熟，已然是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了。

  本案主人公杨乃武于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出生于余杭县城一个乡绅之家。杨乃武的父亲是杨朴堂，过世较早。杨家原在余杭镇居住，因清军与太平天国军的战斗毁了房屋，遂寄居在余杭城内澄清巷一姚姓家的房子里。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曾有一兄长，名乃文，三岁时夭折，所以人们称杨乃武为“杨二先生”。杨乃武还有一个姐姐，叫杨淑英，已出嫁给叶梦堂，不幸丈夫因病早故，家内无人，因自小与杨乃武姐弟感情深厚，就常到杨乃武家居住。杨乃武先后结过三次婚，先为吴氏，早故;次为詹姓女儿，称大杨詹氏，于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农历9月8日死于难产;后又娶大杨詹氏的胞妹，称小杨詹氏，于同年农历11月3日过门。有一子一女，子名杨卿伯，女名杨浚。杨乃武当时是秀才，平常以授徒为业。

  本案的另一个主人公小白菜，原名毕秀姑，乳名阿生。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出生于余杭县仓前镇毕家堂村，其父毕承祥早逝。毕秀姑八岁时，母亲毕王氏嫁给在县衙当粮差的喻敬天为妻，人称“喻王氏”。“小白菜”这一称呼不见于当时的史籍资料，时人的笔记、《申报》的报道中也未采用此称。据考，这一称呼当是案情大白之后，文艺家在文艺作品中的创造，不少作品都以毕秀姑喜欢穿绿色小褂，系白色围裙，人又清秀灵动，就称之为“小白菜”，又因其嫁给做豆腐的葛品连，又称“豆腐西施”。本文为体现该案原貌，按史料所载称“葛毕氏”或“毕秀姑”。

  毕秀姑的丈夫葛品连，乳名葛小大，仓前镇葛家村人。父亲葛奉来，早年病亡，母亲姓喻，与毕秀姑的继父喻敬天是远家族弟。因遇太平军战乱，年幼的葛品连被太平军掳走，葛喻氏无依无靠，由胞兄主婚，于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改嫁给余杭县务农的沈体仁为妻，人称“沈喻氏”。次年，葛品连逃回，继父沈体仁把他推荐到县城一家豆腐店里帮工。

  喻敬天与沈体仁两家比邻而居，到毕秀姑十一岁时，葛品连母亲沈喻氏与毕秀姑母亲喻王氏商量，打算聘毕秀姑给葛品连为妻。因两人的父亲都是继父，对他们的终身大事不管不问，就由两人母亲做主，毕母见葛品连为人老实，就表示同意，只等两人年纪稍长后完婚。

  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毕秀姑十六岁，出落得水灵清秀，肌肤白净。这一点在官方奏折和《申报》报道中都予以认同。《申报》甚至说毕秀姑“美而艳”、“受诸极刑，而色终未衰”，沈喻氏在供词中也屡次说其“生的美”，可见毕秀姑相貌确实漂亮。在古代，女子及笄即十五岁时就可以行婚。喻敬天原先不管不问，现在却想趁机多要些彩礼，又说结婚必须要有新房。葛品连无钱满足这些要求，一时无计可施。幸而葛品连有个义母冯许氏，家资殷实，就前去说合，愿意拿出一百四十元洋钱为义子操办婚事，八十元作为彩礼送给岳父喻敬天，余下的六十元用于置办结婚酒宴。喻敬天喜不自禁，当即表示同意，并表示可以让葛品连夫妇先住在自己家，待满月后再另行租房。于是，两家请家住附近的秀才杨乃武给择定了结婚日期，定于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农历3月4日举办仪式。

  较葛品连结婚早上三、四个月，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农历11月，杨乃武在澄清巷口新建了三间两层楼房，并请葛品连的继父沈体仁监工。葛品连与毕秀姑结婚后，沈体仁得知杨乃武的房子除了自家居住外，还有一间余屋，就与妻子沈喻氏一起同杨乃武商量，以每月八百文的价格租一间给儿子儿媳居住，并于农历4月24日搬入。此后，杨乃武与葛品连夫妇同住一个楼房内。

  葛品连在豆腐店当伙计，因做豆腐需要晚上发酵，第二天一早发卖，且店铺离家路途较远，就不得不起早贪黑，为了节省往返时间，他就经常晚上宿在店中。毕秀姑活泼外向，只身在家，闲着无事，就常到杨家串门，杨乃武性格爽朗，倒也素无避忌，相处融洽，如同一家人似的。后来，毕秀姑有时就在杨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在杨乃武的影响下，葛毕氏(即毕秀姑)还对读书诵经产生了兴趣，就请杨乃武教她，杨乃武也不推辞。令人常常手把手地识字背诗，秉烛夜读，笑语盈窗。

  此时，杨乃武的第二任妻子大杨詹氏还在，葛毕氏与杨乃武往来频繁还未引人注意，而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农历9月8日，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后，葛毕氏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同吃共读。

  这样过了三、四个月，葛品连有时回家甚晚，发现妻子仍然在杨家，不由起了疑心，怀疑妻子与杨乃武有奸情。他为探明情况，一连好几个晚上，从店里跑回家，躲在门外屋檐暗中偷听。可除了听到二人读书诵经外，并没有调情轻薄之事，更没有抓获奸情。但葛品连心胸狭隘，心中疑云难以消散，就向母亲沈喻氏陈说所见。沈喻氏与丈夫沈体仁住在外面，偶尔去杨乃武家看望儿子儿媳，也曾见儿媳与杨乃武同桌吃饭，早已疑心，今天听到儿子如此一说更是疑云重重。妇道人家一贯口没遮拦，沈喻氏竟添油加醋，在邻居间大肆渲染。一时间邻居们指指点点，流言四起，街谈巷议，都是杨乃武与葛毕氏的桃色消息。

  大杨詹氏去世三个月后，农历11月3日，在岳母的同意下，杨乃武与大杨詹氏的胞妹詹彩凤结了婚，是为小杨詹氏。

  此时，葛品连与葛毕氏之间的吵闹也开始增多。葛品连经常借故打骂妻子，但又无钱另租房子，只得依然住在杨乃武家。如此磕磕碰碰，到第二年农历6月，杨乃武以行情见涨提出要把房租提高到每月一千文，葛品连听从母亲的劝告，决定趁此机会迁居以避嫌疑。这年农历闰6月，葛品连夫妇向杨乃武说明，不再租住其房屋，搬到位于太平巷附近的岳父喻敬天的表弟王心培家隔壁居住。

  王心培也早有风闻杨乃武与葛毕氏之间的风言风语，自葛品连搬来隔壁居住后，就留心观察，看杨、毕之间到底有无传闻的风流韵事。可观察数日，并没见杨乃武过来幽会葛毕氏，也没有见到葛毕氏出去。

  但葛品连的疑虑并未因此消解，依旧对葛毕氏耿耿于怀，认为毕秀姑对自己不忠，常借故打骂。这年农历8月24日，葛品连嫌葛毕氏腌菜晚了时日，又将妻子痛打一顿。葛毕氏忍无可忍，寻死觅活，剪掉自己几缕头发，发誓要出家做尼姑。闹腾了许久，直到双方父母赶来调解，房东王心培也赶来劝解，才算平息风波，夫妻两人重归于好。而在街坊邻居看来，这实是葛品连借腌菜出妻子与杨乃武同吃诵经甚至通奸的恶气。

  同年农历8月，杨乃武赴杭州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是余杭县唯一一名中举的才子。按照惯例，中举者必须在张榜后的两三个月内办理确认和报到手续，否则将视为弃权处理。杨乃武的岳父詹耀昌病故后，虽然早已落葬，却还未曾除灵。因为詹家的两个儿子都已病故，没有子嗣，詹家就讨论把其兄的儿子詹善政过继给他为嗣。早就定好农历10月3日除灵，初五日举行詹善政过继礼。于是在农历10月2日，杨乃武就到杭州办理中举事宜，初三办理完毕，就从杭州直接赶往南乡岳母家中。当时同去祭奠的有詹耀昌的干兄弟、监生吴玉琨、还有沈兆行、孙殿宽等人，杨乃武于初三下午赶到祭奠，晚上住在岳母家。初五日举行詹善政过继礼，诸人都在过继书中画押作证。一切手续办完后，杨乃武于初六日返回家中。

  农历10月7日这天，葛品连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全身疲乏无力，忽冷忽热，像犯了疟疾，两腿像灌了铅，走路沉重。葛毕氏知道丈夫本来就患有流火症，劝他找人替工，回家休养。葛品连认为无甚大碍，执意不肯，支撑病体勉强上工。这样硬捱了两天，病情日趋加重。初九日早晨，葛品连实在支撑不住，只好请假回家，途中屡次呕吐。其继父沈体仁正在路边大桥店内吃早茶，见葛品连浑身哆嗦，走路艰难，心知他流火病复发，就没有叫住他，让他回家早些休息。葛品连路过一家点心店时，还买了一个粉团作早点，但刚吃了几口，走到学宫化字炉前就呕吐出来。好不容易磨蹭到家门口，王心培妻子见他两手报肩，瑟瑟发抖，问询了几句，就喊葛毕氏出来扶丈夫上楼歇息。

  葛毕氏将丈夫扶到楼上，脱衣躺下，盖上两床被子，见丈夫依然呕吐，大叫发冷。询问他病情，说自己连日来体弱气虚，大概是流火病复发，嘱咐妻子拿一千文钱托岳父喻敬天代购东洋参、桂圆煮汤以补元气。喻敬天派人买回东洋参和桂圆，葛毕氏煎成汤药服下，并请王心培的妻子叫来母亲喻王氏帮助照料。喻王氏来了半日，见女婿依旧卧床发抖，时欲呕吐，既无好转也没恶化，安慰开导一番，就回去了。

  傍晚时分，葛毕氏听到丈夫喉中痰响，急忙上前照料，却见丈夫口吐白沫，已经不能说话，葛毕氏高声叫喊，王心培夫妇闻声赶来，派人叫来双方母亲沈喻氏及喻王氏。二人匆匆感到，见葛品连两手在胸口乱抓，目光直视，急忙请大夫前来。大夫来到，望闻问切后，诊断为痧症，用土办法灌万年青汁、萝卜籽汤也未见效。王心培还跑出城外，把正在履行公务的喻敬天叫回家中，又另请医生延治，也无效果，葛品连捱到十日下午申时，气绝身亡。

  葛氏家人悲痛欲绝，哭声震天。哭过之后，家人商量发丧出殡事宜。沈喻氏给儿子擦洗身子，换上干净衣服，准备停灵两日后入殓埋葬。当时尸体并无任何异常，所有人都认为是痧症致死，没有丝毫怀疑。

  当时时令虽已是农历10月深秋天气，可南方天气闷热潮湿，屋内又通风不畅，加上死者身体肥胖，到了第二天即10月11日晚上，尸体就开始发变，口鼻中有少量淡血水流出。死者义母冯许氏见后，认为尸体怪异，提出疑问，说葛品连死得蹊跷。沈喻氏平时就对儿媳举止轻浮不满，见冯许氏提出，也不觉起了疑问。她又仔细查看了儿子尸体，见尸体面部发青，口鼻流血，面目狰狞，回想起儿子死前双手乱抓，口吐白沫，疑窦丛生，认为儿子可能是中毒死亡，就当场盘问起儿媳葛毕氏。葛毕氏一口断定丈夫是因病致死，绝无其他缘故。沈喻氏见问不出眉目，自己的疑惑又难以消除，便与家人商量告官，由官府勘验儿子是否中毒而死，如果的确不是中毒而死就入殓出殡，如果确系中毒死亡，就根究凶手，为儿申冤报仇。当下，说做就做，家人请来地保王林，由他察看尸身，王林也认为是中毒模样，同意告官，当晚便请人写好呈词。次日一早，在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向余杭县衙递交了请求验尸的呈词。

  余杭知县刘锡彤，天津盐山人氏，清道光丁酉科顺天乡试举人，此时他已经年近七十，先前在余杭任过两年知县，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担任余杭知县。他农历10月12日一大早接到诉状，见一向平静祥和的余杭竟然出了命案，即刻准备，叫来仵作(法医)沈祥和门丁沈彩泉及一班衙役前往葛家勘验，探访案情。

  一伙人收拾完毕，正待出发，余杭秀才陈竹山来到县衙给刘锡彤看病。刘锡彤年迈多病，聘请陈竹山定期前来给他检视身体。两人关系密切，常来常往，已经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望闻问切之余，刘锡彤向陈竹山谈起正要前去勘验的一起凶案，断明葛毕氏之夫是否确为中毒而死。陈竹山就把他在街头巷尾听到的关于杨乃武与葛毕氏的风流传闻告诉刘知县，并说其后葛品连为避嫌疑搬家，夫妻失和，一次夫妻吵架，葛毕氏哭闹着要剪发作尼姑等等，还说现在葛品连青年暴死，邻居都认为是杨乃武与葛毕氏合谋毒死。

  陈竹山和刘锡彤聊到近中午时分才分别。陈竹山离开后，刘锡彤即带领仵作、门丁及衙役前去勘验。正午时分，一行人来到葛家，此时尸体腐烂加剧，肚腹膨胀，上身变青，腹部有几个水泡，一按即破。仵作沈祥勘验发现：尸身仰面，淡青色，尚未僵硬，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入眼耳，腹部有大泡十余个，用银针刺探咽喉，银针呈青黑色，擦之不去。在报告结论时，根据以往经验，沈祥有些犯难：这个症状与《洗冤录》所载服砒霜而死的特征应有“牙根青黑、七窍流血、嘴唇翻裂、遍身小泡”的情形不同，但与“用银针刺喉，银针变暗擦之不去”的特征却又一致。

  著名的《洗冤录》，是宋朝理宗年间(公元1247年)记载奇案的书，书中全是当时仵作的验证实录，是著名的北宋王朝总提刑官宋慈的经验之作，也是全世界第一部法医名著。宋慈一生断案如神，尤其擅长验尸，能从各类尸体中找出疑案的蛛丝马迹，所著《洗冤录》已成为此后历代仵作断案的根据和标准，具有不可置疑的可信度和准确性。

  沈祥想起自己曾勘验的一个名叫陈观发的死者尸体，尸体特征与此相似，陈观发是自服生烟土致死。沈祥思虑再三，就上报结论说，死者可能是服生烟土中毒而死。门丁沈彩泉在县衙时，也听到陈竹山的议论，先入为主，认为烟毒都是自己吞服，与被人毒死不同，葛品连肯定是砒霜毒死。沈祥不服气，与沈彩泉争执起来，试毒的银针本来应用皂角水多次擦洗的程序也被忘得一干二净。两人争执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含糊地向陈锡彤报告称死者系“服毒身亡”。

  刘锡彤一听“服毒”，立刻想起陈竹山的话，认为葛品连肯定是被人毒死。当即询问告状的沈喻氏，让她陈述葛品连死前情况，吃了什么东西，谁做饭喂服。沈喻氏把大致情形诉说一遍，特别说明死时只有儿媳在身边服侍。刘知县当即叫来葛毕氏质问，让她说出实情。葛毕氏极力矢口否认毒死丈夫，并对天发誓。刘锡彤见在葛家问不出头绪，就让衙役把葛毕氏带回县衙严审。

  刘锡彤将葛毕氏带回县衙，胸有成竹，认为很快就能破案，查出凶手。他吃过午饭，稍事休息，立即升堂审问。刘锡彤因有成见在先，先问葛毕氏丈夫因何中毒身亡，威逼葛毕氏说出毒死丈夫实情。葛毕氏连呼冤枉，坚称自己毫不知情。刘锡彤用了一下午时间，审问依然毫无进展。

  刘锡彤见问不出头绪，就直奔主题，打算突破葛毕氏的心理防线，逼问其是否认识杨乃武，与其什么关系。葛毕氏供认认识杨乃武，但对丈夫的死仍表示毫不知情，刘锡彤平素对奸夫淫妇深恶痛绝，见葛毕氏诡辩抵赖，目无王法，忍无可忍，下令用刑。

  开始先用拶刑，葛毕氏疼得冷汗直冒，却咬紧牙关极口否认，审讯没有效果。刘锡彤又叫衙役剥去葛毕氏上衣，用开水浇在背上，仍无效果，再用烧红的铁丝刺穿葛毕氏的乳头。葛毕氏疼得撕声裂肺，几次昏死。刘锡彤审讯了近十个时辰，从下午一直审到半夜，葛毕氏最终难耐酷刑，招认了与杨乃武因日久生奸，进而谋害亲夫葛品连的“实情”。

  葛毕氏供状大致如下：杨乃武刚开始还有所顾忌，但第二任妻子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后，多次调戏我。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农历9月28日傍晚，丈夫去了店里，杨乃武又来调戏自己，自己素念杨乃武风流儒雅，把持不住，同意其要求。此后，两人一有时机，便行苟且之事，不计次数。次年，搬离杨家后，两人仍有来往，被丈夫察觉。农历8月24日，丈夫以自己腌制咸菜迟误生气殴打，自己剪落头发哭闹。杨乃武寻机过来劝慰，说要娶自己为妻，自己以有夫拒绝，杨就劝自己毒死丈夫，并说过门后与原妻地位身份一样，不分妻妾、大小，自己也就应承下来。农历10月初五日傍晚，杨乃武交给一包砒末，嘱咐自己寻机下手。农历10月9日上午，丈夫因流火疾返家，要我买东洋参何桂圆煎汤服用，自己就将砒霜倒入汤中，毒死丈夫。

  葛毕氏做完口供，已是半夜三更。刘锡彤得到供词，一刻也不耽搁，派一王姓书办带领民壮阮德指路，前往澄清巷抓捕杨乃武。杨乃武此时早已入睡，阮德带书办敲开家门，不由分说，将杨乃武捆绑结实，带到县衙。

  杨乃武脾性刚硬，半夜三更平白无故被强行带到县衙，火气十足。刘锡彤连夜鞫问，杨乃武不但极口否认与葛毕氏因奸谋毒之事，还埋怨、顶撞刘知县，说他强闯民宅，违律拘系文人，使得刘锡彤大为光火。但因杨乃武是新科举人，系天子门生，按照清朝规定，对有功名的人不得施加刑罚。刘锡彤一时束手无策，拿杨乃武毫无办法，又无法取得口供，只得暂时宣布退堂，将杨乃武押入大牢。

  次日一早，刘锡彤便呈报杭州知府，因杨乃武涉嫌通奸谋毒，请求革去其举人身份。按清制，革去举人身份需由巡抚上报朝廷具题。杭州知府陈鲁见事关重大，即刻呈报浙江巡抚，由浙江巡抚报告朝廷。吏部接受具题后，研究是否批准革去杨乃武举人。

  在批文尚未到达之前，杨乃武家人从各种渠道探听消息，得知杨乃武是被葛毕氏诬攀，且在供词中有农历10月5日杨乃武亲自交给她砒霜云云。家人就托人赶到杨乃武岳母家，求农历10月5日在场的本家亲友为杨乃武作证，证明他10月5日在南乡为岳父除灵，举办立继仪式，10月6日才回余杭城内，以击破葛毕氏供认的10月5日交砒霜的谎言。在岳母家人的努力下，那天参与除灵的监生吴玉琨、过继的詹善政、杨乃武的堂兄增生杨恭治及孙兆行、冯殿贵等人即向余杭知县递交了公禀，联合证明杨乃武初五日在南乡做客，不可能当面交给葛毕氏砒霜。

  刘锡彤看到递交上来的公禀呈词，就安排杨乃武与葛毕氏当面对质。葛毕氏惧怕受刑，咬定原供属实。杨乃武拒不承认，还破口大骂，怒斥葛毕氏信口雌黄。刘锡彤见此，认为杨乃武家人是做假证以开脱杨乃武的罪责，对呈递的公禀不再予以理会。

  由于朝廷革除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批复还没有下来，不能对杨动刑，虽然杨乃武没有招供，但葛毕氏已将案情供认清晰，按照清律，可以认定案件初审结束。农历10月20日，刘锡彤将杨乃武、葛毕氏及相关卷宗解至杭州。此时，自沈喻氏报案以来仅九日时间，刘知县办案可谓神速，且时限、程序上均符合清律。不过，刘锡彤认为杨乃武亲朋吴玉琨等递交的杨乃武农历10月5日不在余杭的证词是伪证，不值得上报，就擅自扣压，没有连同其他卷宗上交杭州知府。而且，为了让上司看到自己办案有力、能力超群，得到上司的赏识提拔，也为了不让上司驳回案子，他在初审报告中谎称试毒的银针已用皂角水擦洗，结果“青黑不去”，与《洗冤录》所载服砒中毒情形一致等等。

  随着刘锡彤把案件上交杭州知府陈鲁，该案初审宣告结束，正式进入二审程序。

  杨乃武无辜蒙冤，被捕入狱，杨家顷刻之间大祸临头，一时无所适从。稍稍沉静后，家人想尽一切办法打探消息，试图营救杨乃武。妻子小杨詹氏日夜痛哭，双目尽肿，而又恰恰刚刚分娩，行动不便，只能干着急。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即叶杨氏平素与弟弟感情笃厚，四处托人打听县、府审讯情况，还跑到仓前镇询问钱坦的母亲和爱仁堂的伙计，她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店中从没有卖过砒霜。叶杨氏知道弟弟确系蒙冤，即打算上省告状，拼死挽救弟弟性命。可按照清制，妇女不能越级呈递状词，家人商定后，决定让过继给杨乃武岳母的詹善政作抱告，到省里向臬司、藩司、抚台衙门分别投状告冤。

  清朝审级制度分成四级，即县级、府级、按察司、巡抚或总督。死刑案件应由低到高，逐级审理，最终由巡抚或总督上报朝廷备案。知府陈鲁的二审必须确定案情及罪刑，才能上报，由按察司进行三审。按察司是职掌全省案狱的专职审判机构，其最高长官称按察使，也称臬司、臬台，有审核各府上报案件的权力。

  当时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是蒯贺荪，他出身举人，不像陈鲁那样蔑视读书人。接到杭州知府陈鲁呈交的案卷后，蒯贺荪并没有立刻采信审讯结果。他觉得因奸谋毒与杨乃武举人的身份不相称，因为考中举人在当时殊为不易，一旦中举，就很可能考中进士，入仕做官，前途无量。他很感蹊跷，带着疑问调阅了全部卷宗，并审查了杭州府的结案报告，还组织了两次讯问。此时，杨乃武、葛毕氏经过两次刑讯，均已心灰意冷，毫不抵抗，照前供述。蒯贺荪见案犯所供无异，又叫来初审的刘锡彤和二审的陈鲁询问审判经过，并追问审讯是否有可疑之处。刘锡彤和陈鲁二人信誓旦旦地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就召案犯、证人画押通过，将案件上报浙江巡抚。

  三审就此草草结束，按察使蒯贺荪根本没有起到审核把关的作用。

  按清制，死刑案件由按察使审核后，尚需报该省总督或者巡抚审问。当时闽浙设一个总督，衙门设在福州，杭州城内没有总督，只有巡抚，所以本案就由浙江巡抚负责四审。

  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人正派，在当地很有政声，深得百姓拥戴。接到案件后，为把案子办得扎实，他认真阅读卷宗，亲自审讯案犯、证人，但杨乃武、葛毕氏二人早已屈打成招，料想难以翻案，便依样画供。杨昌浚见此，并不草率结案，而决定别辟蹊径，委派手下的候补知县郑锡滜微服到余杭私访，探听民间议论，看百姓言论是否与案犯所供相符，如此深究下去，必定能水落石出。

  郑锡滜到余杭后，人生地不熟，打算依靠知县刘锡彤，暗访案犯和证人家属。刘锡彤见上面来人，自然要好好表现，设宴款待。觥筹交错中，郑锡滜告诉刘锡彤此行目的。刘锡彤紧张万分，立即嘱咐陈竹山给钱坦施加压力，警告钱坦按原供交待。如此一来，郑锡滜几天的微服私访，所得的只是一些专为他准备的假情报，却自认为暗访很有效果，回到杭州向巡抚杨昌浚禀报说当地百姓对杨乃、武葛毕氏通奸杀夫切齿痛恨，该案确实“无冤无滥”，并汇报了暗访过程。杨昌浚对暗访结果深信不疑，对郑锡滜的办事能力大加赞赏，并加以提拔，去掉了其“候补”，推荐他到外地作了知县。

  按清制，所有的死刑案件最后一审即四审通过后都必须由巡抚或总督上报朝廷，由朝廷批准后执行。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农历12月20日，杨昌浚根据审问和暗访结果，完成了结案报告，认为该案证据确凿，维持原判，上报朝廷。四审是终审，只等朝廷批准就可对杨乃武、葛毕氏执行死刑。

  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从一开始就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创刊的《申报》从该案发生的第二个月起就开始跟踪报道，浙省民众及在京的浙江官员知晓在本乡文人中竟发生此类大伤风雅的事情，无不惊愕，也开始关注此案。

  杨乃武从家人口中得知浙江巡抚即将把该案递交给朝廷审核，心知如果错过此次机会，将永无翻身之机，就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申诉状，陈述自己实因葛毕氏诬陷而被拘捕，审判官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的事实。在供诉状中，杨乃武列出案件审判存在的八条疑问，例如为何不让自己与钱宝生当面对质;倘自己与葛毕氏通奸，当不会令葛毕氏迁居等等。同时，为了让朝廷相信自己确实是被诬攀，可以更好地翻案，杨乃武捏造了不少攻击葛毕氏的文字，又增添了两个无中生有的情节：一是葛毕氏与余杭县衙役及里书何春芳有私情，曾被葛品连发觉并殴打;二是余杭县令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及其好友民壮阮德在葛品连死后，曾向杨乃武勒索讹诈，被杨乃武拒绝后，串通其父恃权蓄意谋害。杨乃武委托家人将此呈诉材料向各衙门申诉，但都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和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杨乃武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营救杨乃武的行动。姐姐杨淑英(即叶杨氏)一直在为弟弟奔波劳碌，不怕抛头露面;妻子詹彩凤(即小杨詹氏)虽然刚分娩不久，也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去杭州各衙门哭诉冤情。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农历4月，叶杨氏带着杨乃武在狱中写的申诉材料，叫上杨乃武岳母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上海乘轮船,历经二十余天赶到北京。他们先去拜访了一位在京的同乡官僚，经他指点，知道应该向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都察院是清朝设置的中央监察机关，负责参预和监督司法审判工作，有权对全国上下大小官吏的一切违法犯罪活动纠察弹劾，对重大刑事案件也有权会同刑部、大理寺共同审理。

  在递交申诉材料时，却意外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清廷规定女子不能至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叶杨氏就和王廷南、王阿木商量半天，确定由王廷南进都察院递交材料。当时，已经将递交人情况报告给都察院，正准备递交，走到都察院门前，王廷南心里发怵，突然变卦，借口说自己目力不济，要王阿木代替自己递交。王阿木只得声称自己就是王廷南，递交了申诉材料。

  都察院接受呈词后，以叶杨氏、王廷南、王阿木等人越级上告，违反律制，派人将其押送回乡，责令以后不准再告，同时，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复审此案，务必查出漏洞和可疑之处。浙江巡抚杨昌浚接到都察院命令，认为既为无可置疑的铁案，很是不屑，就将该案交给原审结案的杭州知府陈鲁审查。

  陈鲁虽认定此案已经案情大白，铁证如山，但上级命令又不敢违抗，就又另外传讯了地保王林、房东王心培等证人。几个证人见犯人早已供认，也胡乱供认以免沾惹是非。陈鲁见与原审无异，仍旧按照原审判决再次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随之上报都察院。都察院见案情无任何疑问，可以结案。五审也草草收场。

  其间，杨乃武家人三番五次去仓前镇爱仁堂药铺找“钱宝生”，软硬兼施，央求“钱宝生”证明杨乃武没有在彼处买砒。钱坦怕受知县刘锡彤的打压，死活不答应杨氏家人，后来被缠得无法，就只有外出躲避。杨乃武家人还找到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央求她撤回申诉，救杨乃武一命，并答应以金银田地相报。沈喻氏为子报仇心切，也不答应。同年六农历7月间，杨乃武的妻子杨詹氏还到浙江巡抚、按察司衙门上告，均无结果。

  一件小小的刑事案件，竟然惊动了中央最高监察机构，又经《申报》广泛报道，杨毕一案引起全国各地的关注。尤其是浙江和北京两地，更是朝野上下，无人不晓。官员百姓对该案审讯进展情况高度关注，甚至惊动了当时红极一时的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公元1823～1885年)，名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一说杭州人。他在浙江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开办钱庄，设举洋务，后又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药店，资金达三千多万，田地一万亩，捐了个江西候补道的功名，成为煊赫一方的官商。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案发生时，胡雪岩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他的一个幕友吴以同与杨乃武同为癸酉科乡试举人，深知杨乃武为人正派，此次获罪必有冤情，就把杨乃武姐姐叶杨氏上京告状并准备冒死二次进京上告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大为触动，深表同情，委托吴以同把叶杨氏引荐过来，答应资助他们全家的进京上告的路费和在京的所有生活用度。

  得到了胡雪岩的资助，叶杨氏准备第二次进京告御状。此时恰好有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丁忧服阙回京，胡雪岩为其饯行，请吴以同作陪。席间，胡雪岩、吴以同向夏同善陈述了杨乃武冤案经过，并央其在京设法帮助。夏同善深为家乡有此冤案震惊，表示将极尽所能帮助，并留下了其在北京的住址。

  这年农历7月，杨乃武妻子詹彩凤随带其娘家的帮工姚士法进京上告。两人走了两个多月方才赶到北京，按照地址找到了夏同善。在夏同善的指点下，詹杨氏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交了杨乃武的申诉材料。这一申诉材料被《申报》以《浙江余杭杨氏二次叩阍原呈底稿》为题全文刊登出来，使杨乃武的申诉理由广为传播，几乎人人皆知。同时也给步军统领衙门带来很大压力，不能再应付差使，只得将材料上奏慈禧皇太后和皇上。不久，谕旨下来，将案件交浙江巡抚与臬司即按察使共同审理，复查此案，务须查出实情，以成信谳。

  浙江巡抚杨昌浚得到圣旨，不敢再象上次一样交杭州知府陈鲁审讯。他绞尽脑汁，试图另辟蹊径，想到由局外人审判此案可能会更为中立客观，不会先入为主，就委托刚刚到任的浙江湖州知府锡光以及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等几个下属共同审理。在交接案件时，杨昌浚还对他们谆谆教诲，强调应秉公执法，不枉不滥。几个下属在上司面前自然点头哈腰，唯唯称是。

  几个下属也不糊涂，深知承审此案万万不能审得与上司结果不同，不然纯粹是与上司过不去，自讨苦吃。在审讯时，他们就没有敢动刑罚。杨乃武见此次审讯是朝廷圣旨下令，又没有动刑，知道所写申诉材料起了作用，就推翻原来所有的有罪供认，重新说明自己与此案毫无瓜葛。葛毕氏也趁机全部翻供，否认自己毒死丈夫。湖州知府锡光一看情况不妙，这样下去会无法收拾，审了一次就找了个借口退出审问团。其后的几次审讯中，主要由绍兴知府龚嘉俊主审，两位知县作辅。审来审去，杨毕二位主犯就是不供有罪，毫无头绪，既无法维持原来判决，又难以推翻原先审判。正在三位审问官无台阶可下时，恰好同治皇帝驾崩，又适逢浙江省三年一次的大考，案件审讯就不得不暂停。其后迁延日久，三位审问官主动递交辞呈，请求另择大员审理。

  六审就这样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同治皇帝死后，清光绪皇帝于次年(公元1875年)农历1月20日继位。按照惯例，新皇帝登基继位，为显示天子之仁爱宽厚，都要大赦天下。但杨毕一案因审而未结，案情重大，悖逆人伦，罪大恶极，不在特赦之列。

  六审中杨乃武与葛毕氏双双翻供的消息，经《申报》报道后立刻传遍各地。案件扑朔迷离，久久拖延，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猜测。这年农历4月24日，刑部给事中王书瑞忍无可忍，首先发难，向皇帝递呈奏折，弹劾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人“复审案件，意存瞻徇”，故意迁延时日，谋图不轨，企图等杨、毕等犯人和有关证人关死狱中，即可草率结案，维持初审判决，以利考成。王书瑞愤慨之余，请求皇上及两宫太后另派京都大员查办此案，务释众疑。奏折一出，应者云集，矛头直指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上书辩解，说自己绝非有意迁延，实在是因恰逢封篆，又遇上国恤，兼有本省科考，又说杨、毕虽然屡次翻供，但药店“钱宝生”供词始终如一，并供出杨乃武家属常到其店中滋闹，逼胁他翻供以救人命，案情变幻反复，正在研求实情等等。但清光绪帝迫于舆论和大臣压力，钦定浙江学政胡瑞澜全权接审此案，并严命杨昌浚将杨、毕及涉案重要证人仔细看管，如果万一在狱中瘐毙，将予严惩。

清朝各省、府、县均设有学政。学政负责当地科举考试、遴选人才等，通常由饱学之士担任。浙江学政胡瑞澜就是一位公认的学富五车的人物，在当地也颇有些名望。朝廷圣旨钦点他负责审办杨、毕一案时，胡瑞澜正忙于当年浙江省的考选，杨昌浚把未审结的案件卷宗、案犯及要证等转交给他时，他正忙得一塌糊涂，急得焦头烂额，直到他忙完考选事宜后，才开始着手阅览卷宗，正式审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