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氏起源及历史

  番姓是中华姓氏之一，读音作pó(ㄆㄛˊ)，亦可读作bō(ㄅㄛ)、pān(ㄆㄢ)，不可读作fān(ㄈㄢ)。其源有三：一是出自远古时期黄帝后裔番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为氏;二是出自春秋时期吴国君主后代吴芮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三是出自汉朝时期朝鲜半岛真番族，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番姓现今人口约六千，排在第八百四十二位，在台湾名列第六百十七位。

【得姓始祖】

  吴芮：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后裔。其父吴伸，曾任楚国大夫，后以谏触怒楚王，被贬谪居番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番邑首批置县，吴芮被任命为第一任县令，县治亦迁至吴芮故乡番邑。吴芮任县令后，十分注意治政恤民，深得民心，被尊为“番君”。楚汉相争中，吴芮支持汉王刘邦，在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改封吴芮为长沙王。由于吴芮曾为世人尊为“番君”，在其后裔子孙中就有以先祖尊号为姓氏者，称番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番氏正宗。

【起源源流】

  源流一

  源于姬姓，出自远古时期黄帝后裔番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为氏。

按史记载，番族，亦称古番禺，是古南越国的后裔之一。

古南越国玉爵

  古南越国金缕玉衣

  其实，古番族起源于青海高原的西倾山(今青藏高东南部边缘，属昆仑山系东端支脉，今玛曲县)，为黄帝部落联盟的东支，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落，源远流长。其后有一支顺甘肃嶓冢(嶓冢山，亦称齐寿山，今秦州区齐寿乡)、陕西磻溪(今秦岭西段北麓)、河南潘水迁至河北番吾(今河北平山)、潘县(古河阳，今河南孟州)一带。

  商王朝建立后，番族人因被商族人所迫，分别向东北、西、南三个方向迁移。其中有南支迁至山东蒲台、薄姑、博山、蕃县一带。另有一部再南迁至藩篱、番县、鄱阳、番禺等地，分别融入吴、扬越、南越，成为百越族的一支。

  秦朝时期，百越族被秦军将领任嚣、赵佗率十三万大军所征服，不久秦王朝覆灭，西汉初期，赵佗拢百越民建立的偏安于番禺地区(今广东广州)的南越国政权。

  西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和汉文帝刘恒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南越国曾先后两次臣属于西汉王朝，成为西汉的“外藩”。到了汉武帝刘彻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末代君主赵建德再次叛汉，并挑起与西汉发生战争，被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11年谴十万大军所灭。古南越国历五主，共九十三年。

  古番族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与各民族的融合中，大多成融合于汉族，其中有以古族名为姓氏者，称番氏，亦有以谐音字改为卜氏者，皆世代相传至今。

  该支番氏正确姓氏读音作bō(ㄅㄛ)，魏、晋以后有转音为pān(ㄆㄢ)者，如今这两种读音并存，读音为pān(ㄆㄢ)者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台湾地区。

  源流二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吴国君主后代吴芮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据史籍《路史》记载：“春秋时吴王支庶吴芮封番君，食采于番邑(今江西波阳)，子孙因以为氏。”

  吴芮，公元前?～前202年待考，为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后裔。其父吴伸，曾任楚国大夫，后以谏触怒楚王，被贬谪居番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番邑首批置县，吴芮被任命为第一任县令，县治亦迁至吴芮故乡番邑。吴芮任县令后，十分注意治政恤民，深得民心，被尊为“番君”。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众起义反秦，全国人民纷纷响应。英布率七千人投奔吴芮。英布虽黥面刑徒，但吴芮并不藐视他，还以女妻之，命他率领一支以越族人为主的武装，入淮与项梁的起义军会合，随项羽定三秦，入咸阳。之后，吴芮另派女婿梅率水军随刘邦入武关。

  秦王朝灭亡之后，项羽在分封诸侯时，封吴芮为衡山王。

  之后的楚汉相争中，吴芮支持汉王刘邦，在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改封吴芮为长沙王。吴芮功高不骄，处处谨慎，后来诸王皆被诛戮，惟有吴芮独免，而且其子孙连续五代皆承袭长沙王位。

  由于吴芮曾为世人尊为“番君”，在其后裔子孙中就有以先祖尊号为姓氏者，称番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番氏正宗。

  该支番氏的正确姓氏读音作pó(ㄆㄛˊ)，魏、晋以后有转音为bō(ㄅㄛ)、pān(ㄆㄢ)者，如今这两种读音并存，读音为pó(ㄆㄛˊ)者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地区，而读音为bō(ㄅㄛ)者则主要分布在江西等地，却皆为同宗同源。

  源流三

  源于高丽族，出自汉朝时期朝鲜半岛真番族，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在史籍《史记·朝鲜传》中记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其后索隐注释：“按汉书，满姓卫，击破朝鲜王而自王之。”

  汉武帝刘彻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发动攻击楼兰、车师之战后，又发动了击灭卫氏朝鲜之战，之后在原卫氏朝鲜的领地上设置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这四郡所辖居民的民族成份是不同的，由于史书对此没有明确记载，在前人的研究中都未涉及这一问题。

  卫满朝鲜取代箕氏朝鲜之后，“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汉武帝出兵卫氏朝鲜的原因之一就是“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说明卫氏朝鲜初建时，在其周围存在许多小国。

  从西汉辽东太守与卫满约定“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来看，这些小国都是直接隶属于西汉中央王朝的，卫满的孙子卫右渠时，“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是卫氏朝鲜作为西汉王朝的地方政权，逐渐以武力使原本隶臣服于中央王朝的众国转而隶属于自己，因此汉武帝感到了一种威胁，所以才兴兵讨伐。

  这在史籍《史记·朝鲜列传》中有记载：“真番、临屯皆来服属”，《索隐》注真番、临屯为“东夷小国”。在史籍《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也记载：“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

  真番，为朝鲜半岛上的古著民，先秦以前属于三韩民族。在整个西汉时期、以及后来的唐朝时期皆臣服于中央王朝，真番族人中即有大量内附者，成为今辽西地区朝鲜族先民之一，世袭留有番氏，当为古真番国之遗留姓氏，世代相传至今。

  该支番氏的正确姓氏读音作pān(ㄆㄢ)，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地区。

【迁徙分布】

  迁徙

  (暂缺)

  分布

  番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现今人口约六千，排在第八百四十二位，在台湾名列第六百十七位，多以鄱阳、合浦、桂林、象郡为郡望。现主要分布在云南等地。

【郡望堂号】

  郡望

  鄱阳郡：本为春秋楚之番邑，秦朝时期置番县。西汉时期改名为番阳，三国时期孙权设鄱阳郡，治鄱阳县，辖境为今江西省东北部地区。其地的东部和东南部紧邻浙江、福建省，西部和西南部毗邻九江、南昌、抚州、鹰潭市，北部连接安徽省环接景德镇市。治所在今江西省波阳市一带地区，境内有著名的鄱阳湖，下辖信州区和上饶、广丰、玉山、铅山、横峰、弋阳、余干、鄱阳、万年、婺源十县，代管德兴市。隋朝开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改鄱阳郡为饶州，后罢饶州复鄱阳郡。唐朝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改鄱阳郡为饶州，是域属饶州、衢州、翕州。唐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析饶州之弋阳、衢州之常山、玉山三县置信州，是域属饶州、信州、歙州，隶江南东、西两道。宋朝时期主属信州上饶郡、饶州都阳郡，隶江南东路。元朝时期主属信州路、饶州路及铅山州，隶江浙行中书省。明朝洪武九年(丙辰，公元1376年)分江西为五道，是域主属九江道饶州府、湖东道广信府。清朝事情沿明制。民国初期主属豫章道、浔阳道。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主属江西第四、第六行政区。1949年属上饶、乐平二专区，辖景德镇市和上饶、弋阳、横峰、铅山、余江、广丰、东乡、玉山、贵溪、乐平、德兴、鄱阳、万年、余干、婺源、浮梁十六县。1950年乐平专区更名为浮梁专区，上饶专区增设县级上饶市。1952年上饶、浮梁2专区合并设立鹰潭专区，旋改称上饶专区。1953年景德镇市升为地级市，由省直辖。1957年鄱阳县更名为波阳县。1958年浮梁县划归景德镇市。1960年上饶县并入上饶市。1964年恢复上饶县。1968年东乡县划归抚州专区。1970年上饶专区改称上饶地区。1983年乐平县划归景德镇市，贵溪、余江二县划归鹰潭市。1990年德兴县改市。2000年撤销上饶地区，设立地级上饶市，原县级上饶市境置信州区。2003年波阳县名恢复为鄱阳县。以前，洞庭湖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后被人为破坏，湖面剧减，而今鄱阳湖成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湖区周围有许多奇峰异洞，密林幽谷，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如今已被并入饶州市。

  合浦郡：合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素有“南珠故郡，海角名区”之美誉。秦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制，今合浦县境属象郡辖地。汉朝初期，今合浦县境属南越国辖地，汉元鼎六年(庚午，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划出南海、郡交界地方置合浦郡，郡治徐闻(今广东海康)，同时设合浦县。合浦县辖地为今合浦、浦北、北海、灵山、钦洲、博白、廉江、容县、北流以及邕宁、横县的一部分。东汉末期的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庚寅，公元210年)，孙权派大将步骘任交州刺史，合浦属孙吴辖地。三国时期的孙吴黄武五年(丙午，公元226年)，分合浦以北归广州管辖，孙黄武七年(戊申，公元228年)，合浦郡改称官郡，同年划出合浦县南境设官县，与合浦同属珠官郡。孙吴太元二年至太平(公元252～258年)复称合浦郡。孙吴永安三年(庚辰，公元260年)，划出合浦县西北部设置昌平县(今广西横县)，隶属合浦郡。晋朝时期太康元年(戊子，公元268年)，撤珠崖郡并入合浦郡，同年划出合浦县东北部设荡昌县(今广西容县)，东晋建武元年(丁丑，公元317年)以后，又析合浦县地置新安县。合浦郡隶属交州，郡址在合浦县城(今浦北县旧州)。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永初元年(庚申，公元420年)，合浦郡属交州，南朝宋元嘉九年至大明八年(公元432～464年)，划出合浦县东北部置临漳郡。属广州。南朝宋秦始七年(辛亥，公元471年)，划出广州临漳郡和交州的合浦、宋寿二郡，同时增设百粱、龙苏、安昌、南流、永宁、富昌六郡，统称越州。越州和临漳郡驻地在今浦北县泉水乡境内。合浦郡管辖合浦、徐闻、荡昌、朱官、朱卢、晋始、新安六县。郡治在合浦县城。南朝齐建元元年(己未，公元479年)，合浦郡治迁徐闻县。合浦郡墨守成规徐闻、合浦、朱卢、新安、晋始、荡昌、朱丰、宁广等九县。南朝齐永明六年(戊辰，公元488年)，划出合浦县东北部置北流郡，属越州。合浦郡驻地由徐妆迁合浦县城，其时越州管辖的郡增至二十个。南朝梁天监元年(壬午，公元502年)以后，撤销临漳郡及其属县，并归合浦县。越州治所迁合浦县城。隋朝开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交合浦郡并入越州。隋大业元年(乙丑，公元605年)，越州必称禄州。隋大业三年(丁卯，公元607年)，禄州与合州(今雷州半岛)合并，称合州。同年合州必称合浦郡，隶属扬州，辖十一县，其中，合浦、龙苏、封山三县在今合浦、浦北县境内。郡址在合浦县。唐朝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合浦郡改称越州，同年析合浦县部份辖地设置安昌、高城、大廉、大都四县，与合浦县同属越州。唐贞观六年(壬辰，公元632年)，在今营盘乡境内设珠池县，划出大都县隶属白州(今博白县)。唐贞观八年(甲午，公元634年)，越州改称廉州。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公元638年)，撤销安昌、珠当二县并归合浦县。唐天宝元年(甲子，公元724年)，廉州复称合浦郡。唐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改称恩州，辖合浦、封山、蔡龙、大廉四县。驻地在合浦县城。五代十国时期，南汉乾亨元年(辛未，公元971年)，在今常乐圩附近设置常乐州，并划出合浦县部分辖地，新设博电、零绿、盐场三县为其辖地，其时恩州辖合浦、封山、蔡龙、大廉四县，治所在合浦县。南汉大宝五年(壬戌，公元962年)，在海门镇(今廉州镇)设置媚川部，专管采珠。宋朝开宝四年(辛未，公元971年)，撤销媚川都。宋开宝五年(壬申，公元972年)将封山、蔡龙、大廉三县并入合浦县。同年撤销常乐州，复设廉州，将其所属博电、零绿、盐场三县合并置石康县(县城在今石康镇境内)，隶属廉州，同年廉州驻地迁长沙场(今石康镇顺塔村)。宋太平兴国八年(癸未，公元983年)，撤销廉州，改设太平军，驻地海门镇。同年撤销合浦县，并入石康县。太平军仅辖石康县。太平军仅辖石康县。宋咸平元年(戊戌，公元998年)撤销太平军，复设廉州，称廉州合浦县。廉州合浦郡和合浦县驻地均在海门镇。廉州合浦郡辖合浦、石康二县。元朝至元十四年(丁丑，公元1277年)，廉州合浦郡改为廉州路安抚司。元至元十七年(庚辰，公元1280年)，改为廉州总管府，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公元1291年)，廉州路辖合浦、石康二县，驻地在合浦县城。明朝洪武元年(戊申，公元1368年)，改廉州路为廉州府，辖合浦、石康二县，属广东布政司。明洪武七年(甲寅，公元1374年)廉州府降为州，撤销合浦县，廉州辖石康一县。明洪武四十年(辛酉，公元1381年)，廉州升为府，复置合浦县，钦县为复为州。合浦县城为廉州府驻地。廉州府辖钦州和合浦、灵山、石康三县。明成化七年(辛卯，公元1471年)，将石康并入合浦县。廉州府辖钦州和合浦、灵山三县。清朝顺治元年(甲申，公元1644年)，廉州府辖钦州和合浦、灵山二县，驻地合浦城，隶属广东行省。清光绪十四年(戊子，公元1888年)，钦州升为直隶州。廉州府辖合浦、灵山二县。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1884年)以后，划出逐溪县的涠洲岛隶属合浦县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公元1906年)廉州府隶属廉钦道。清宣统三年(辛亥，公元1911年)农历8月，将廉钦道改称钦廉军政府。廉州府属钦廉军政府，仍辖合浦、灵山二县，驻地合浦县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撤销廉州府。合浦县直属钦廉军政府辖。同军钦廉军政府改称钦廉绥靖处(今广西钦州)。合浦县隶属钦廉绥靖处，民国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撤销钦廉绥靖处，改设钦廉道。合浦县隶属钦廉道。民国九年(庚申，公元1920年)撤销钦廉道，合浦县直属广东省。民国十九年(庚午，公元1930年)合浦县隶属广东省南区绥靖公属(今广东茂名)。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公元1936年)合浦县隶属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在合浦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年，合浦县隶属广东省南路专区。1950年合浦县改属广东省钦廉专区。1951年合浦县隶属广东省钦州专区。同年5月10日将合浦县辖的北海东镇、西镇、高德乡、涠洲乡设北海市。1952年合浦县隶属广西省钦州专区。同年5月31日将合浦县北部析置浦北县。1953年钦州专署迁合浦县廉州镇。1955年钦州专区划归广东省，改称合浦专区，合浦县属合浦专区。1958年撤合浦专区，将所属县市并入广东省湛江专区。合浦县属湛江专区。同时将北海市和浦北县并归合浦县。1959年6月份设北海镇(县级)，1965年复设浦北县，同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专区。1970年钦州专区改称钦州地区，合浦县属钦州地区。1987年7月合浦改隶北海市辖。1988年3月被国务院批准为治海开放县。

  桂林郡：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因南征百越之君”，派屠睢率领50万秦军攻打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军基本上占领岭南。随即，秦始皇将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3个郡。桂林郡为秦始皇于岭南地区设置的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之一，初设于公元前214年，行政中心设于布山县(在今贵港市，根据最新的资料也有可能在来宾市象州县罗秀镇的军田村)。桂林郡于秦末为南越朝所辖。西汉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因南越国内乱派路博德率军南下，翌年南越灭亡，改置郁林郡，郡治仍为布山县。统辖布山、安广、阿林、广都、中留、桂林、谭中、临尘、定周、领方、增食、雍鸡等县。即现今南宁、贵港、百色及柳州大部分地区，玉林北部地区，河池东部和南部地区。三国时孙吴分郁林郡置桂林郡，郡名即以秦代桂林郡来命名。三国末期，吴末帝孙皓于凤凰三年(274年)，分郁林郡潭中、中留、桂林及武安4县置桂林郡，治所设于武安，辖境在今柳江流域(今广西象州、柳州一带)。六朝皆沿袭旧制。桂林郡之所以取名桂林，与境中多桂树有关。

  象郡：是秦朝设置的郡级行政区，秦始皇三十三年 (前214) 置，治所在临尘县 (今广西崇左县境)。辖境北达今贵州南部,，南至今越南中部。西汉元凤五年 (前76) 废。是秦始皇在岭南地区设置的三郡之一(另两郡是桂林郡和南海郡)。公元前222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因南征百越之君”，派屠睢率领50万秦军攻打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军基本上占领岭南。随即，秦始皇将所夺取的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3个郡。南海郡辖境是东南濒南海，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的一部分，辖番禺、龙川、博罗、四会4个县(据《汉书》记载)，郡治番禺。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属南海郡。此外，湛江等地属象郡，粤西有一部分属桂林郡，粤北部分地区属长沙郡。这是广东历史上第一次划分行政区。

  堂号

  鄱阳堂：以望立堂。

  合浦堂：以望立堂。

  桂林堂：以望立堂。

  象郡堂：以望立堂。

  字辈

  (暂缺)

【楹联典故】

  (暂缺)

  【典故轶事】

  古南越国

  南越国，是公元前203～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汉朝境内的割据政权，国都位于番禺(今广东广州)，疆域包括今天中国的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和越南的北部。南越国是秦朝灭亡后，由南海郡尉赵佗于汉高祖刘邦四年(公元前203年)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

  南越国是赵佗于西汉初年在岭南建立的地方政权，定都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南越国存五世，共九十三年，至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被汉武帝的军队击灭。在这近百年间，岭南地区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而赵佗被认为是一位能够审时度势、有胆有识的政治家，在两千年前就为广州的发展赢得了机会。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广州秦汉文物相继出土，不但轰动文物界，而且为人们描述了这个时期广州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景。

  有关南越国及赵佗的记录，最详尽的就数《史记》中的《南越列传》了，它讲述了赵佗立国以及与汉朝的一些政治活动——但该列传也只有两千多字。这是因为，华夏文化一向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南越历来是蛮荒之地，显然不会着墨太多。甚至赵佗的故事也只能进“列传“，所谓列传，记载的是各色人等，刺客、医生，门客，或者其他有些“奇技淫巧”的人的故事，赵佗在里面显得有些孤傲不群，不过想来他并不介意。今天看来，赵佗是一个颇有胆识，又不被传统所禁锢的人，当年从中原发兵，打到岭南，决心留在这里，就应该是压根没想过要进“世家”、“本纪”的。

  据史籍《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对于赵佗的出身，史书中并无更多记载，只记载他是河北人，一介武官。

  秦王赢政七年(公元前215年)，在秦越战争已经历时三年、秦朝军队久攻不下的情况下，任嚣、赵佗率领秦朝将士向百越发起攻击。因为连接长江流域与漓江的灵渠已经开通，部队给养可以保证，而且士兵也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次进攻取得胜利。到秦始皇赢政八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动攻灭百越之战，不久统一了岭南，随即设置郡县，任嚣被任命为南海郡的最高长官南海尉，南海郡的郡治在广州，这也是广州建城的开始。

  广州建城之时，赵佗偏居龙川县(今河源龙川)任县令。这时的他已经颇有心机，他曾经上书秦始皇，说自己的十万士兵征战千里，衣服破了也没人补，希望能派三万妇女来。想来补衣在古代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秦始皇答应了他，不过只派了一万五千人，这些年轻女子其实是远嫁岭南，和中原战士一起，“与越杂处”，将中原文化带到岭南。

  为了加强对岭南的控制，秦王还命将士在南北通道上设置关口，这些关口后来都成为南越国对抗汉王朝的军事要塞。

  广州历来被认为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城市，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副馆长吴凌云认为，这样的精神风貌古已有之，而且与南越国的建立也不无关系。赵佗本身就是北方人，不但自称“蛮夷大长”，而且穿越服，鼓励与越人通婚，他带领十万兵士长驻岭南，安居乐业，更在南越推广中原的典章制度，推进了南越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领袖的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在史籍《史记·南越列传》中记载了赵佗在公元前203年的一句话：“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

  岭南地区一直保持着和中原相近的发展速度，但却有着此起彼伏的发展节奏。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任嚣病重，此时陈胜、吴广在中原起义，任嚣历来看中赵佗的能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更委以重任。赵佗从龙川到广州，任嚣病逝后，他行使南海尉职权，并且在汉高祖刘邦四年(公元前203年)，趁着中原刘、项之间的楚汉相争无暇南顾，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自称南越武王。

  刘邦平定天下时，南越国已经颇有几分基业，再加上有南岭这一天然屏障，自成一体。刘邦采用怀柔政策，派陆贾为使臣，南下番禺，劝赵佗称臣。

  这真是戏剧性的一幕。陆贾水路来，在今天西村水厂的位置登陆。不过赵佗并不急于见他，而是让他歇了三个月。双方心理战进行得差不多了，越佗“椎结箕倨”，一副南越长老的样子见陆贾，他自称是“蛮夷大长”，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身份。

  赵佗把自己称帝的原因归结到其他人身上，“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有几分谋略，也有几分自得，不过他还是谦逊地说：“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用自己称帝只是玩玩的托词，来应付皇帝，古今恐怕也只有赵佗一人。没想到，赵佗此言竟然也取得了刘邦的信任，被封赐为“南越王”。

  考古专家麦英豪称赵佗是“身在南疆，心思北国”，南越御花园中一条曲流石渠的形状呈“几”字形，与黄河河套的“几”字形走向图惊人的相似。联想中国古代马王堆就出土过军事地图，麦英豪猜测，这种惊人的相似不一定是巧合，也许正是南越王赵佗当年“觊觎中原”的野心所在。赵佗正是有这样的谋略胆识，才使南越国赢得发展空间。

  在史籍《史记·集解》中记载：“皇甫谧曰越王赵佗以建元四年卒，尔时汉兴七十年，佗盖百岁矣。”

  赵佗历经秦、汉两朝，在位六十七年。刘邦去世后，吕后掌权，采取“别异蛮夷”的政策，影响了南越与中原的关系。比如南越要从中原输入牲口，当时的政策只允许给雄的，不给雌的，以此欺压南越国。汉军甚至到赵佗老家拘捕他的家人，掘毁他父母的坟墓。

  汉高后称制五年(公元前183年)，赵佗再次称帝，并发动攻击西汉之战。直到汉文帝时期，才重新称臣。这段时间里，广州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越国建立后，赵佗的整个建制同中央一样，同时允许越人参政，汉越通婚，执行重农政策，大量使用铁器，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到汉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以百岁高寿去世，南越已经相当强盛。

  赵佗去世前曾经警告孙辈，事天子不失礼数即可，不可离开岭南朝见天子。赵佗去世后，孙子赵昩即位，太子婴齐入朝，果然成为人质。后婴齐即位，时间不长，其子赵兴继承王位，成为第四代王。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第五代王赵建德在位时，南越国为汉武帝所灭。

  学者吴凌云认为，赵佗在位近七十年，在秦末汉初建立的南越国实现了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由酋邦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跨越。在此之前，岭南还是所谓的“百越”，即少数民族各部落分散在岭南各处，刀耕火种。而历经百年发展，岭南不但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准一致，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

  1983年，广州省政府基建处把越秀山对面的象岗顶部削下近二十米，准备建职工宿舍，就当挖掘楼基的时候，发现一块块平整的大石板，工地负责人邓钦友立刻通知了文物部门。

  考古学家麦英豪赶到现场，用手电筒从大石板的裂纹中向里面看，回想当时的情景，他说，知道不得了，是岭南第一次发现汉代彩绘石墓室，但没想到里面的文物有那么多。人们问，当时有没有想过接下来还会有南越王花园出土?他说，没有想到，不敢想。

  1998年4月南越王御花园出土，这一次，麦英豪却向广州市市长林树森打包票——南越王宫殿就在御花园附近的儿童公园下面。果然，2000年南越王宫殿也被发现，这足以再次证实，古番禺的中心就在北京路、原儿童公园一带，广州中心2000年不变，也反映了当年南越国选址的智慧。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有关“番”或者“番禺”的印记，有关“番禺”，史记上也多次提到。麦英豪是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署御花园以及今年宫殿出土的历史见证人，他告诉记者，尽管可以肯定，宫署所在地就是番禺的中心，但当时的城有多大，城墙在哪，至今还没有任何发现。麦英豪介绍，宫署是核心区，之外应该还有贸易区(市)、百姓生活区(坊、里)以及城墙等等。如果当时的番禺是土城，可能会留下土的城墙夯实的痕迹，但老城区的每一处工地，他们都去看了，没有什么发现。当然也有以水作为防御工事的可能，如果这样，水道被填平，就很难寻找了。

  现在有关广州城的文物印证，东汉有一点点遗迹，宋朝的城址有相对多的遗址。而赵佗时代的广州城墙在哪里，至今还是一个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广州连续发现了多处南越国遗迹，这不但是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也被认为是广州文脉的发端。

  1983年发现西汉南越王墓，这是赵佗的孙子、也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昩的墓。这座古墓是岭南地区发现的墓主身份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西汉石室彩绘墓，被称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五大考古发现之一。该墓位于解放北路，在墓地原址建有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博物馆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莫伯治设计。

  1995年发现南越国御园大型石构水池及其石构建筑遗存，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地点中山四路。

  1997年发现御园曲流石渠等遗迹，再现了秦汉时王宫原来的概貌。地点中山四路。

  2000年发现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木构水闸遗址，反映了南越国排水、防洪的技术。地点西湖路光明广场。

  南越遗址为什么能够保存完好，安度千年?

  吴凌云介绍说，建国以后所发现的大型古墓几乎都被盗掘过，而南越王墓发现时未受盗扰，而且随葬物品多，墓主身份高，所以才格外珍贵。吴凌云猜测，任嚣的墓，应该在今天的迎宾馆位置，不过至今没有找到。而赵佗的墓历来就是一个谜，据史书记载，三国的时候，孙权听说开国王赵佗的墓“多以异宝为殉”，就派兵寻找，经过一番“凿山破石”的折腾之后，终因“费日损力，卒无所获”而罢休。孙权误打误撞地挖到了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得玉玺、金印、铜剑之属”，古墓肯定洗劫一空。

  第四代王赵兴与第五代王赵建德兄弟俩同室操戈，结果赵兴被杀。而赵建德当政时，汉武帝发兵十万，五路大军“咸会番禺”。南越王宫在火海中化为一片瓦砾，赵建德的头也被悬在了西汉都城长安的北阙上。这两个死于非命的南越王当年即不可能有墓存在。那么，赵昩墓的发现就弥足珍贵。这样一个藏着丰富宝藏的古墓，为什么可以保存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呢?

  吴凌云认为，和赵昩墓的位置有关。象岗和越秀山本来是连成一体的，现在人们站在南越王博物馆外，遥望越秀山，还可以感觉到山脉的走向浑然一体。明代开始，越秀山与象岗之间就打开了广州城的北门，到清朝，这里建筑炮台，当年两山上都架有大炮。其后就一直是军事禁区。而这里也一直属于城郊地带，即使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也少人关注。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岗脚下才建成酒店和公寓;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座宝藏才被人们发现。

  至于南越王宫殿为什么能够留下来，麦英豪介绍，广州城市的中心在两千多年里变化不大，南越王宫殿在出土前破坏也比较严重，因为城市是在一个位置上不断重建，每个年代都会推倒旧的建筑，兴建新的建筑，南越王宫殿、御花园就是在地面四米以下。

  从上往下有原儿童公园的前身——汉民公园的花坛遗迹;有侵华日军广州神社遗迹和遗物;有清代的永丰仓和愚山书院以及明清时期的广东布政司署遗迹;在宋代地层保存有十几座的建筑遗迹;还有铺砌讲究的砖铺走道等唐代遗迹，其中有一处唐代晚期的建筑遗迹的台基用莲花状彩陶砖包砌，制作十分豪华讲究，应是唐代的大型官衙建筑;南朝也保存有若干组大型建筑的包边台基和人字形砖铺地面等;在汉代的地层则以一条砖铺水渠最为重要，渠体是用从南越国遗迹上拆下来的南越国印花砖砌筑而成的，长达四十多米。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层，城市地下的土地，一层层记录着城市的变化，秦、汉时代的记忆，就保留在最下面。

  陆贾在《南越列传》中的两千余言，以及汉书中有关南越的零星记载，并不能为人们提供南越国的全景。事实上，列传以记载南越国与西汉王朝的政治关系为主，并没有多少民生、民情的线索;而且，一直以来，能够与这两千字相互印证的东西不多。历史总有些戏剧性的转折，南越福地，总给人意外的惊喜。

  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署及御花园中大量的文物出土，则为人们描述了当年的广州生活的情形。当然，专家也提醒人们，这样的奢华生活只是属于贵族的，百姓的生活情况不得而知——出土的贵族生活遗迹，只是让人们看到了当年广州的最高生活水准。

  外交大臣陆贾受刘邦派遣，出使南越。赵佗希望能够通过他与汉朝交流，当然是盛情款待，而他，也许会对看到的广州大吃一惊吧。陆贾在汉文帝时再度出使南越，除了他熟悉情况，与赵佗有旧，恐怕广州的物产风情吸引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刘邦当上皇帝，宫里连四匹一样颜色的马都找不到。赵佗虽然着越服，却是布料精致，而且那时候南越王宫中已经有许多精美的玉器和青铜器，比如南越王墓出土的承盘高足杯由金、银、玉、铜、木五种材料制成，三条金首银身的龙仰首托杯或者是玉角杯，则是整块青白玉雕成，再加上美丽的香炉、铜鼎，一定让陆贾目不暇接。

  南越国依据中原体制建国，南越王宫署的一号宫殿遗址正好就在古代禺山的高地上，位于赵佗城的东南方。这个位置与西汉长乐宫的位置一模一样，而其东南边又是御花园，方便王室休闲和游玩。因此，专家推断，这个一号宫殿很有可能就是长乐宫。麦英豪介绍，长乐宫应该就是赵佗宴请陆贾，差点让陆贾乐不思汉的地方。

  花园中有曲水回廊，更有不少玩乐项目，不但有陆贾可能从没见过的南越乐器演奏，也有一些新鲜的娱乐设施。比如御花园中东南角的弯月形石池中发现成层的龟鳖残骸——麦英豪说，这些鱼鳖一是用来祭祀，再就用来观赏和食用。石池中几个斜坡，就是让龟鳖上上下下取乐的。

  想来赵佗会用海餐来招待陆贾。吴凌云说，广州的餐饮业已经根据南越国出土文物、在考古专家的帮助下，制定出了南越大餐的食谱，豪华程度堪比满汉全席。

  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反映了当年广州人的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习俗。比如有大量动物残骸，既有贝类、鱼类、猪牛等，也有竹鼠、禾花雀，可见广州人爱吃野味的习惯由来已久。出土的铜器中有越人抓蛇与吃蛇的形象，也是历史书所记载的“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的见证。最有趣的是有好几个烧烤炉出土，可以烤整只的乳猪等食物，这在其他地区出土的文物中还不多见。

  南越王墓不但出土了大量煎、烤、蒸、煮的器物，及大量海产品，还出土了两个姜礤，是用来磨姜汁的，样子和今天人们磨姜蒜的东西差不多。据专家说，姜用于调料，古已有之，一般用来佐鱼，可见广州人爱吃海鲜也颇有历史。赵佗颇谙官场之道，也送了陆贾许多礼物，比如孔雀毛、象牙之类，陆贾一辈子都享用不尽，剩下的，在他死后，他儿子还拿去换了数百金。

  南越王墓中的大量文物体现了中原文化、南越文化与海外文化的交流融合，蒜头壶、张仪戈、陶响盒是属于秦文化的，16件铜鍪是巴蜀风格的，而动物纹铜牌饰、羊头纹杏形金叶则是匈奴文化器物在岭南首次出现。非洲象牙、波斯银盒、红海乳香等都足以证明当年的广州人已经与海外有交往。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西方古代建筑则是以石结构为主，而南越王宫署及御花园大量使用石质材料，比如石柱、石梁、石墙、石门、石砖、石池、石渠等等。麦英豪介绍说，用石材做建筑材料，广州比北方要早很长时间，这些石材从哪里来，西方的资料中没有记载，中国也没有，不过也说明广州对外交往的程度之深，在各个领域都有影响。

  南越国是岭南地区的第一个封建制国家，它的建立保证了秦末乱世岭南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来源于秦朝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使岭南地区落来的政治、经济现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南越国君主推行的“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族和南越国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并使汉文化和汉字得以传入岭南地区，改变了岭南落后的文化状况。

  在农业方面：

  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铁锸，该农具用来插地起土战国时期岭南地区的虽然已有水稻耕作等农业生产，但进行农业生产的工具多为石器和简单的青铜器，与己广泛运用到铁器农具的中原地区相比，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秦始皇征服岭南之后，将五十万大军屯戍岭南，又从中原迁移过去大量移民，这批移民的南下带去了中原的铁器农具和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升了岭南的农业生产水平。

  南越国立国之后，原为秦军将领的开国君主赵佗仍注重农业的发展，推广使用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在与长沙国交界的地方设立关市，通过长沙国从中原地区输入铁制农具和马、牛、羊等家畜用于农业生产。其间虽然在吕后把握汉朝朝政时期对南越国实行了经济封锁，但中原和南越国的关市贸易在吕后死后很快又得到了恢复，直至南越国的灭亡。

  在南越国墓葬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锄、镢、锸、镰、斧、锛、手铲、锉、锥、刮刀、锤、凿等。其中锄是最常用的农具，主要在农耕时用于清除杂草，疏松土质等;镢是深掘土地的有力农具，主要用于开荒造田、刨掘农作物的根株等。此外，当时收割农作物已经用到铁镰，砍伐森林已经用到铁斧，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南越国的农业发展。但由于南越国铁矿资源缺乏，冶铁业不发达，这些铁制农具主要还是要依靠中原的输入，因此南越国的铁制农具的普及程度还是比较低，分布范围主要在南越国都城和郡县治所的周边区域，而在一些离郡县治所较远的地方，仍在使用石器和青铜器农具。

  南越王墓出土的酒具之一，青白玉角杯在南越国墓葬中出土的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黍、粟、菽、薏米、竽、大麻子等，出土的瓜果主要有柑桔、桃、李、荔枝、橄榄、乌榄、人面子、甜瓜、木瓜、黄瓜、葫芦、姜、花椒、梅、杨梅、酸枣等。其中水稻是古越人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南越国最常见的粮食作物，非常适合岭南地区高温多雨，水源众多的生长环境。而荔枝是岭南特有的水果，据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记载，赵佗曾将荔枝作为贡品进贡给刘邦。在南越国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不少盛酒器皿，说明当时南越国已有了成熟的酿酒技术。

  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的家畜残骸主要有猪、牛、羊、鸡等，出土的野生动物残骸主要有禾花雀、竹鼠等。特别是禾花雀，至今在广东仍是一道名菜的主料。此外，南越国的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的水产品，有鱼类、鳖类和各种贝壳类的淡水和海水产品。

  在商业方面：

  秦朝之前，岭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基本处于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并没有进入货币经济的阶段。秦朝平定岭南之后，大量南迁的汉人带来了中原发达的贸易方式，岭南地区才开始逐渐进入货币经济时代。南越国建国之后，历代的君主都注重与邻国、特别是与汉朝的商业贸易。

  公元前196年，南越国和汉朝建交后，赵佗即在南越国和长沙国交界的地方设立关市，从中原输入铁器、青铜器和牲畜，引进中原的先进技术，并向中原输出南越国出产的白璧、珠玑、玳瑁、犀牛角、珊瑚、荔枝等土特产。南越国的货币也是从中原输入的，并没有自己铸造的货币，这些货币主要以秦朝和汉朝的“半两钱”为主。南越国与闽越、夜郎等其它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也十分密切，吕后与南越国交恶时期，赵佗即以财物赂遗的方式，以获得闽越、夜郎、西瓯和骆越等国的归属或支持。

  除了陆路贸易之外，南越国的海上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据位于今广州市中山四路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都城番禺已具备了生产大批内河和沿海航行的船只的能力。当时的南越国人已经开辟了通过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路线，这条路线后来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南越王墓的遗址中，也发掘了一部分产自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的舶来品，包括银盒、象牙、金花泡饰、乳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