邲氏起源及历史

  邲姓是中国姓氏之一，读音作bì(ㄅㄧˋ)。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国大夫食邑，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姓氏寻源》注云：“以采邑为姓氏。邲为春秋郑国大夫食邑，后以地为氏。地在今河南郑州市东。”

【得姓始祖】

  (暂缺)

【起源源流】

  源流一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国大夫食邑，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据史籍《姓氏寻源》记载，“邲”，起先为春秋时期郑国大夫的食邑，故址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以北的武陟、荥阳一带。由于“邲”在黄河以北，河之北古称阳，故而“邲”在最早称“邲旸”，亦称“邲阳”，后简称为“邲”。

  在春秋历史上，由于邲邑所处辽阔的黄河平原，其地理位置独特，因此郑、楚、晋诸国在该地多次发生重大事件以及争战，诸如：

  周定王姬瑜十年(公元前597年)，“楚子围郑，迫郑降，晋派兵救郑。夏六月，晋荀林父率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

  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595年)，“夏，晋侯伐郑，为邲故也。”

  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秋九月，楚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

  周定王十九年(公元前588年)，“春，诸侯伐郑，次于伯牛，讨邲之役也，遂东侵郑。”……等等。

  在这位郑国大夫的后裔子孙中，多以先祖封地名称为姓氏，称邲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邲氏正宗。

  源流二

  源于突厥族，出自唐朝时期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泥孰之后，属于以先祖可汗爵号汉化为氏。

  阿史那·弥射(公元?～662年待考)，为隋、唐朝时期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室点蜜(公元?～576年待考)的第五世孙，世为莫贺咄设叶护。“叶护”，即西突厥军政总首领之官称。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唐太宗李世民遣使者持节，册立阿史那·弥射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赐鼓纛，与之盟，约为昆弟(结拜弟兄)。

  不久阿史那·弥射被其他突厥贵族逼走，西突厥达头可汗的曾孙阿史那·泥孰接位(公元?～634年待考)，他继位后立遣使诣阙，不敢当可汗号。唐太宗诏令鸿胪少卿刘善因持节前往，册封其号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赐鼓纛，缎彩巨万。

  到了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农历9月，阿史那·泥孰的侄孙乙毗咄陆可汗阿史那·欲谷发兵入侵唐朝伊州(今新疆哈密)，结果被安西都护府的大都护郭孝恪率兵击败，其属部阿史那·处密率部降唐，当时西突厥中的阿史那·弩失毕、阿史那·屋利啜等也派使者至长安，请唐太宗废黜乙毗咄陆可汗，另立西突厥可汗。于是，唐太宗便遣使册立了阿史那·射匮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可汗受封后，将原来被乙毗咄陆可汗扣押的唐朝使者全部礼送回长安。那位乙毗咄陆可汗看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遂脱离部众，逃往吐火罗(今新疆塔里木盆地)。

  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扶持的乙毗射匮可汗一方面与唐朝修好，但同时也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

  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农历6月，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向唐朝进贡并请婚。唐太宗诏令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而乙毗射匮可汗却不顾唐朝的威仪，开始私自向龟兹、焉耆等西域诸国渗透自己的势力。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朝大将军、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率军平定乙毗射匮可汗军政势力中心的龟兹国，击溃了乙毗射匮可汗在西域的势力。

  之后，唐太宗废黜了乙毗射匮可汗，改封原乙毗咄陆可汗的部将、阿史那·室点蜜的后裔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给他唐王朝的鼓纛，派他去招抚尚未服从唐朝的其它西突厥部落。但是到了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随着唐太宗的逝世，阿史那·贺鲁觉得有机可乘，于农历7月脱离唐朝。

  唐高宗李治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史那·贺鲁图谋袭取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昌吉吉木萨尔)。不料谋图事泄，阿史那·贺鲁与其子阿史那·咥运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而并其众，建牙帐于双河(今新疆博乐)和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伏龙芝)，自号‘沙钵罗可汗’，五咄陆、五弩失毕等十姓部落皆归附。一时之间，阿史那·贺鲁拥兵数十万，又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等西域诸国也多往依附。不久即发兵进攻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皆今新疆奇台)。

  为此，唐高宗大怒，命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率兵八万进讨，于次年农历1月大破其处月、处密部。唐永徽六年～显庆元年(公元655～656年)，再派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程知节率军进击，前锋将军苏定方以精兵连破西突厥鼠尼施部、沙钵罗部，斩获三万余人。但这两次出兵由于唐军内部将领们相互妒忌牵制，均未获全胜。唐高宗愤而将大总管程知节、副总管王文度及相关人等全部下了大狱。

  唐显庆二～三年(公元657～658年)，唐朝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唐兵及回纥军由金山(今阿尔泰山)之北突进，流沙道安抚大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率所部由南道西进，两路夹击，西突厥大败而溃。苏定方不以敌溃为胜，率军继续进击，突厥军不及喘息而纷纷投降，其首领阿史那·贺鲁领其子、婿等率数百骑向西逃窜。苏定方分兵两路紧逼夹击，死追阿史那·贺鲁直至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西北的苏咄城。苏咄城城主就是石国王子伊涅达干，他敬服大唐军威，遂将阿史那·贺鲁父子诱捕，然后送往石国。石国国王将阿史那·贺鲁父子交给唐军前锋大将萧嗣业和阿史那·元爽，押送长安。至此，西突厥汗国灭亡。

  在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泥孰的后裔子孙中，皆有以先祖可汗爵号位姓氏者，汉化简称邲氏、或苾氏，后融入汉族，皆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三

  源于嬴姓，出自南宋时期左丞相葛邲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葛邲，公元1135～1200年，字楚辅，江阴青阳人(今江苏无锡江阴青阳镇)，著名南宋王朝左丞相、太子少师。

  葛邲自小受家学熏陶，博学多闻，机敏干练，年轻时以祖荫而授建康上元县丞(今南京江宁)。

  南宋孝宗赵昚隆兴元年(赵慎，公元1163年)，葛邲高中进士，当上了国子博士。在一次论州官受纳及鬻爵之弊的对策中，得宋孝宗奖谕，授著作郎。不久，葛邲又担任掌管规谏的“正言”官，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谏官生涯。

  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送孝宗亲书“安遇”两字赠赐葛邲，并出《梅花诗》命他奉和，至此葛邲进一步得到送孝宗的重用，先后授侍御史、中书舍人、给事中，直至南宋淳熙十三年(关于1186年)任刑部尚书。

  南宋光宗赵暴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赵暴受禅，葛邲被授任参知政事。他对宋光宗仍象对待老皇帝那样，时常劝宋光宗“正风俗，节财用，执中道，恤民力，选将帅，收人才，择监司，明法令”，还建议“守祖宗法度，进荐人物”，以图振兴国力，恢复中原。这些手疏和建议，得到了宋光宗的嘉奖和采纳。同年农历12月，葛邲晋任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枢密使)。

  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葛邲再升迁为右丞相，不久晋任左丞相。谏官出身的葛邲特别看重劝谏，结果逐渐受到宋光宗的讨厌，身居高位的左丞相，不满一年便当上了“名大实虚”的观文殿大学士。不久又“以大兼小”，出任建康府知府(今江苏南京)。

  南宋宁宗赵扩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赵扩即位，葛邲在兼任绍兴知府期间，凡政令施行、钱谷、刑狱之事，不论巨细必亲自过问。后来宋宁宗又派他去福建道兼职，已经六十六岁的葛邲因行途患疾，未及到任便病重，只好辞官养病，宋宁宗还给他加衔为太子少保。

  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葛邲在无奈的虚衔扬漾、实作无为之状态下病逝。宋宁宗封赠他为太子少师，谥号“文定”，配享宋光宗庙庭。

  葛邲一生著作颇巨，著有《文定文集》六百卷、《词业》五十卷，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诗、文堪称丰硕。

  七十余年后的宋末帝赵昺祥兴二年(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厓山沦陷，小皇帝赵昺被迫投海自杀，南宋王朝灭亡。之后，传说葛邲之后裔子孙为避大元帝国的迫害，改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邲氏，世代相传。至明朝初期，大部分该支邲氏族人改回葛氏，但仍有一部分族裔维系称邲氏至今。

  此说出自苏南无锡、宜兴、江阴地区口传，不见史载，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迁徙分布】

  迁徙

  (暂缺)

  分布

  邲氏是一个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两千位，在台湾省则没有，望出荥阳。

【郡望堂号】

  郡望

  荥阳郡：古代河南郑州以北的武陟、荥阳一带称邲，在春秋战国时期为郑国属地。秦朝时期始置郡，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原阳市。西汉时期辖地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部一带。三国时期曹魏国正始三年(壬戌，公元242年)分河南郡置郡，改治所至河南省荥阳县，其时辖地今河南省黄河南部、荥阳县至朱仙镇一带，包括今开封市、郑州市在内的八县。北魏时期移治到今荥阳市。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改为成皋郡。隋、唐两朝均为郑州荥阳郡。

  堂号

  荥阳堂：以望立堂，亦称邲阳堂。

  字辈

  (暂缺)

【楹联典故】

  (暂缺)

  【典故轶事】

  春秋时期发生在邲邑的一场大规模战争——邲之战：

  邲之战，是春秋中期晋、楚两个大国为争夺郑国以求中原霸权，在邲邑(今河南郑州以北武陟、荥阳间)展开的一次主力决战。

  由晋文公姬重耳开创的晋、秦两国联合对付楚国的局面，因“崤之战”的发生而彻底改变。由于晋、秦两国关系恶化，相互攻战不息，因此秦国则联合楚国以抗晋国，使晋国丧失了春秋争霸的优势，楚国则由此解除了向中原推进的后顾之忧。

  此时，晋国卿权日重，诸卿相争，内政纷乱，国力有所减弱。而楚庄王(芈旅，又称熊侣、熊旅)即位三年后则“一鸣惊人”，在令尹孙叔敖等贤臣的辅佐下，发展生产，整顿政治，集中权力，改革军事，实力日益增强。楚庄王因此雄心勃勃，问鼎中原，与晋国展开了争夺中间地带的斗争，尤以地处中原要冲的郑国为争夺的焦点，由此孕育着晋、楚两国之间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

  周定王姬瑜十年(晋景公姬獳三年，楚庄王芈旅十七年，郑襄公姬子坚八年，公元前597)农历3月，楚庄王因郑国时叛时服，便亲率大军围攻郑国都城(今河南新郑)，至农历6月破城，之后逼迫郑国归降于楚国。

  当楚国围攻郑国之际，晋景公急派主政之卿荀林父任中军元帅，率上、中、下三军共六百乘去救郑国。当晋军进至河水(黄河)边时，闻知郑国已归降楚国，本不想与楚国决战的荀林父，以救郑不及为由，欲引军而还。其上军主将士会也认为，楚国内部稳定，军队训练有素，不可与楚国争锋。

  而晋国轻壮派的中军副将先縠则认为，面对强敌而退，将使晋国丧失霸业，因此反对避战回师。且先縠刚愎自用，不待命而行，竟自率中军一部渡过黄河。荀林父唯恐因“师不用命”而有“失属亡师”之罪，被迫令全军尽渡黄河，南进至邲地，扎营于敖、鄗二山之间。

  此时时楚军已经北进至于郔(今河南郑州)，“欲饮马于河”以扬楚威。得知晋军渡河而来，楚庄王的近臣伍参建议与晋过交战，楚庄王及孙叔敖鉴于征服郑国的目的已达，无意与晋决战，遂率军南撤。后伍参又向楚庄王进言：“荀林父新主中军，号令不行，将帅矛盾，晋军必败;且堂堂大国之君避战于晋国之臣，将为社稷之辱。”于是，楚庄王乃决心趁此击败晋国，使郑国坚意附楚，随即改命孙叔敖停止撤退，回师北上，与晋国决战。

  针对晋军将领意见分歧，战、和不定，楚国利用郑国迫切希望晋、楚决战，以便根据胜败选择向背的心理，让郑国遣使入晋国军营劝战，以加深晋军内部矛盾。

  晋国下军副将栾书识破了郑国企图，认为不可“徼怨于楚”，而中军副将先縠等仍坚持“唯敌是求”的主张，战与和两派意见尖锐对立，使荀林父无所适从。

  为了进一步麻痹晋军以懈其备，楚庄王派少宰至晋营谦辞请和，说明楚国仅为郑国而来，不敢与晋国相争。士会以礼相答，而先縠则厉言声称：“我等奉国君之命，将你们赶出郑国，若不退军，只好交战。”

  楚庄王再次遣使“求成于晋”。荀林父既因将不从命而无决胜之心，又被楚庄王一再遣使求和的假象所迷惑，遂不作战斗准备，与楚国使臣约定盟期，以求体面回师。

  楚庄王见决战时机成熟，派骁勇善战的许伯、乐伯、摄叔合乘兵车挑战，冲入晋军大营，杀数十人而退，以激怒晋军主战将领。

  荀林父一心与楚国定盟，仍不为备，而应魏锜、赵旃二将之请，遣其先后赴楚营约盟。魏锜、赵旃二人曾求公族大夫和卿之职未得，挟私怨欲败荀林父之功，至楚营后，并不请盟，而是挑战。

  晋国上军主将士会、副将郤克判定魏锜、赵旃此行必怒楚庄王，即命上军大夫巩朔、韩穿率军设伏七处于敖山之下，以为应急之需，并建议全军预作迎战准备。此策又遭到先縠的反对，荀林父迟疑不决，仅派軘车(屯守之车)接应魏锜、赵旃二人。当魏锜被楚将潘党逐退，赵旃之徒又冲入楚军大营之时，楚庄王乃率“左广”(兵车编组之名)三十乘追逐赵旃。

  此时，潘党见晋军方向尘土飞扬，以为晋军来攻而回营相告，孙叔敖虑楚庄王陷入晋军，当机决断：“宁我薄人，无人薄我!”即率左、中、右三军攻击前进。

  荀林父正待楚国派使来盟，不意楚国大军迫近，惊慌失措，下令全军后撤，先渡河者有赏。令下之后，晋国上军设伏未动，中军、下军纷纷向河边撤退，在撤退中一片混乱，由撤退变成了溃逃。

  楚国军队以右军方阵对晋国下军，以中军方阵追晋国中军，以左军方阵对晋国上军。而晋军失去了统一指挥，在楚军追击之下，溃不成军，多有死伤。唯晋下军大夫荀首为救其子而奋力反击，射杀了楚军先锋将领连尹襄，并俘虏了楚公子穀臣，得以掩护晋国中军、下军顺利渡河而不被全歼。

  晋中军大夫赵婴齐因预先备有船只，率所部抢先渡河。中军余部和下军退至河边，相互抢夺船只，先上船者甚至挥刀斫斩攀船者之手指，“舟中之指可掬”。到黄昏时，楚军乘胜进驻了邲地，因见晋军大败而逃，不再穷追。而此时争相渡河的晋军，混乱呼唤之声彻夜不绝。

  在晋军中，唯上军帅士会有所准备，他设了七处伏兵于敖山应敌，因此未被打败。但士会亦虑寡不敌众，不敢恋战，由主将亲自殿后，巩朔、韩穿率军从容撤退，没什么损失。

  邲之战，以楚国大军进驻邲邑而获得大胜。有人劝楚庄王追上去，把晋军赶尽杀绝。楚庄王则说：“楚国自从城濮失败以来，一直抬不起头来。这回打了这么大的胜仗，总算洗刷了以前的耻辱，何必多杀人呢?”说着，立即下令收兵，让晋国的残兵逃了回去。

  后楚庄王率大军进至衡雍(今河南原阳)，祭祀河神，作先君之庙，宣告楚胜晋败，然后凯旋回师。

  邲之战后，晋国丧失了长达三十六年的中原霸主地位，而楚庄王的霸权却由此建立起来，夺得了中原霸主地位，此后鲁、郑、陈、宋等中原国家先后归附于楚国。

  在春秋时期，从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到楚庄王，中原地区前前后后总共五个霸主。历史上通常称他们是“春秋五霸”。

  史家评论这次战役：在不利于晋国的形势下，晋军主帅荀林父虽知“不可以战”，却无力驾驭属下跋扈之将，且迟疑寡断，和战不决，临战不备，受制于人，以致失败。而楚军主帅虽知“可以战”而慎战，既战则力争主动，因情施计以误敌，先发制人以决胜。